简介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0.0012的人在36岁就患上肺癌，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是其中之一。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已经不在人世。
本书是“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最高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天才医生与癌症抗争的生命感悟。作者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并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硕士学位，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
2013年，即将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他的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获得了全球读者关注。本书文笔优美，诚挚感人，书里有着对人性、生死、医疗的深沉思索，让全球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作者介绍
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作家。
1977年生于亚利桑那州，获得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后于剑桥大学获得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硕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在就任医生期间，保罗曾因其出色的研究成果，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最高奖。
2013年，即将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2015年3月，37岁的保罗告别妻子和女儿，离开人世。
部分摘录：
医院病床上，露西和我相拥流泪。CT扫描的图像仍然在电脑屏幕上闪烁。我作为医生的身份特性已经不重要了。癌症入侵了多个器官系统，诊断结果已是一目了然。病房里静悄悄的。露西说她爱我。我说：“我不想死。”我叮嘱她要再嫁，一想到她可能孤身一人，我就无法忍受。我告诉她我们应该立刻重新申请抵押贷款。我们陆陆续续打电话告知亲友们这个噩耗。过了一会儿，维多利亚到病房来了，我们讨论了扫描结果，和未来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她说起重返住院医生岗位的流程，我示意她别说了。
“维多利亚，”我说，“我再也不可能以医生的身份回到这家医院了，你不觉得吗？”
我生命的一个章节似乎已经结束，也许整本生命之书都已临近尾声。我不再是牧师或牧人，可以协助生死的过渡；我发现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绵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要将你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觉仿佛神迹降临，强烈的光突然刺进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更像有谁刚刚用燃烧弹炸毁了你一心一意前进的道路。现在我必须绕道而行。
弟弟吉旺来到我床前。“你已经很成功了，”他说，“你知道的，对吗？”
我叹了口气。他当然是好意，但这些话非常空洞，没有意义。我之前的人生一直在积累潜力，现在这些潜力都将是无用的了。我本来有那么多计划，那么接近事业巅峰。现在我体力不支，重病缠身，我想象的未来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轰然崩塌。我面对着我那些病人曾经面对过的，有关“存在”的窘境。
肺癌确诊了。我精心计划和辛苦创造的未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工作中那么熟悉的死神，现在亲自来做私人拜访了。我们终于狭路相逢，正面交锋。然而，我似乎一点也认不出面前这位死神。多年来我治疗过无数病人，如今自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本应该看到和跟随他们密集的脚印，然而眼前却是一片白色沙漠，空空荡荡，艰险残酷，荒无人烟，闪着刺眼的光，仿佛一场暴风雨过境，抹去了所有熟悉的痕迹。
夕阳西下。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出院了。我和肿瘤医生约在那周晚些时候见面，但护士告诉我，我的肿瘤医生晚上下班去接孩子之前，会来看看我。她叫艾玛·海沃德，想在正式治疗开始之前先打个招呼。我和艾玛算是认识，之前接过她的一些病人。但除了偶尔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接洽一下之外，没有过其他接触。我的父母兄弟们也在病房里，各自待着，没说什么。而露西一直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门开了，艾玛走了进来，她那身白大褂一看就知道穿了一整天，而且是很漫长的一天。但她的笑容很精神、很明朗。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同事和一位高级专科住院实习医生。艾玛只比我年长几岁，深色的长发，不过有点灰白的迹象。反正和死神打交道的人，几乎都有过早白头的状况。她拉了把椅子坐下。
“你好，我叫艾玛，”她说，“今天只能待一会儿，很抱歉。但我还是想过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们握手。我的胳膊和输液管纠缠在一起。
“谢谢你过来，”我说，“我知道你要去接孩子。这些是我的家人。”她向露西点头致意，接着又向我爸妈和兄弟们问好。
“很遗憾，你遇到这种事情，”她说，“很遗憾你们遇到这种事情。过几天我们再长谈。我已经让那边开始检测你的肿瘤切片了，这样治疗也好有个方向。可能用化疗，也可能不用，要看检测结果了。”
十八个月前，我因为阑尾炎住院。那时候大家都不把我当病人看，我还是他们的同事，甚至是我自己的医疗顾问。我觉得现在也应该一样。“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我开口了，“但过几天想跟你谈谈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不行，”她说，“绝对不行。”
短暂的沉默。她怎么敢这么说话？我心想。在我这样的医生眼里，这种预测是很有必要的，我有权利知道啊。
“我们后面再谈治疗方案，”她说，“还可以讨论一下你回来工作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的话。传统的化疗方法是用顺铂、培美曲塞，可能还要加阿瓦斯丁，但是引起周围神经病变的概率很高。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顺铂换成卡铂，可以更好地保护你的神经，因为你是个外科医生。”
回来工作？她在扯些什么啊？她是出现幻觉了，还是说我对自己的诊断大错特错了？还有，要是不对我的生存周期做个实际的估计，这些都怎么谈啊？过去几天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又席卷而来。
“细节我们后面再说吧，”她继续道，“我知道，眼前这些就够你消化的了。我现在来主要是想在周四之前先见见你们大家。那么今天，除了生存曲线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我还晕着呢，“谢谢你过来。真的很感谢。”
“这是我的名片，”她说，“还有诊室的电话。我们下次见面之前这两天，要是遇到什么事，尽管打电话好了。”
我的亲朋好友很快寻遍了各自在医疗行业的人脉，看谁是美国最好的肺癌医生。休斯敦和纽约有比较大的肿瘤中心，我是不是应该去那样的地方接受治疗？至于怎么搬过去，或者暂时转院之类的具体操作问题，就到时候再说了。结果大家很快得到答案：艾玛是全国顶尖、世界知名的肿瘤医生，在一个国家级的癌症咨询委员会做肺癌方面的专家；不仅如此，她还是个很会理解病人的好医生，知道何时进，何时退。我略略想了想冥冥中的一系列事件：我满世界飘游，然后电脑随机地进行一通匹配，我就到这里做了住院医生，最后被诊断出绝症，又被分配到一个最好的医生手里。
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卧床不起。癌症在进一步恶化，我明显更虚弱了。我的身体，与其本身自带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床休息或者下床上厕所已经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皮质下运动程序，需要费大力气，还要事前做好计划准备。理疗师们列了一张单子，要准备些东西，好让我出院回家也住得舒服：一根手杖、特制的马桶座圈、休息的时候垫在腿部的泡沫板；还开了一堆新的止痛药。我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医院的时候，心里真是想不通，仅仅六天前，我还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将近三十六个小时，难道一周的时间，就变得这么虚弱了？是啊，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不过，那三十六个小时，我也是用了些小办法，同时在有别的医生合作的情况下才挺过来的，而且，即便如此，手术过程中我也感到身体剧烈疼痛。现在，CT片和检测结果都显示了，不仅是癌症，而且是扩散到全身的癌症，病入膏肓，死之将至。难道因为自己的恐惧被证实了，我就不再坚持一个医疗工作者对工作、对病人、对神经外科、对完美的职责和追求，不再硬撑了吗？我心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样一来就有个悖论：我就像个正接近终点线，却轰然倒地的长跑运动员。照顾病患的责任再也驱动不了我前进，因为我自己已经成了个病人。
通常遇到情况特殊的病人时，我会去咨询相关专家，也会去读相关资料。眼下的情况似乎也没什么区别。我开始查阅化疗资料，看到了种类繁多的药剂，还有更为现代和先进的疗法，主要针对具体的病变。我脑子里冒出数不清的问题，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直接研究。（亚历山大·蒲柏(2)说过：“一知半解最危险；饮则深透畅饮，否则尝不到知识的甘泉。”）由于没有相关的医疗经验，我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信息世界里，真是找不着北，也没法在卡普兰-迈耶曲线上给自己定位。我只好有所期待地等着和医生见面。
不过，做得最多的事，还是休息。
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张露西和我的合影出神。那是医学院时期照的，我们在跳舞，在开怀大笑。真是太忧伤了，照片里的两个人，正一起计划着新生活，对以后的苦难毫不知情，我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体会出什么问题。我的朋友劳里在遭遇车祸去世时，也是有未婚夫的——这是不是比我眼前的情况更残酷？
我从一个医生，一下子变成了病人，整个过程真是措手不及，慌张忙乱，我的家人也被卷入其中。我们在一家药店开了账户，定期把药邮寄到家；订购了一个床栏，还买了一个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床垫，帮我缓解剧烈的背痛。我们本来有个理财计划，几天前还充满信心地觉得，未来一年我的收入会翻个六倍。而现在，这个计划风雨飘摇。好像必须要运用新的理财工具来给露西的未来提供保障了。我爸说，要是真的改变计划，那就是在向癌症投降。他觉得我能战胜癌症，会奇迹般地痊愈。唉，这话我听病人家属说过多少次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该跟自己的父亲说什么。
难道还能反着说吗？
两天后，露西和我去诊室见了艾玛。爸妈在候诊室坐立不安地等着。助理医护人员检查了我的生命体征。艾玛和搭档的护理师分秒不差地到了。艾玛拉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和我面对面，我们注视着彼此的眼睛。
“又见面了，”她说，“这位是艾丽克西斯，我的得力助手。”她指了指坐在电脑前做记录的护理师，“我知道我们要谈很多问题，但我要先问问，你怎么样？”
“大体上来说，还行。”我说，“反正嘛，‘度假’挺开心的。你怎么样？”
“哦，我很好。”她有些迟疑。一般来说病人是不会回问医生这个问题的，但艾玛也是我的同事啊。“这周我负责住院部，你也知道是啥样的。”她笑了。露西和我当然完全了解。门诊的医生会定期去住院部轮班，本来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了，这样一来工作时间又会延长好几个小时。
我们又互相插科打诨一番，然后自然而然地谈起肺癌研究的情况。艾玛说，有两条路可选。传统的方法就是化疗，主要是针对快速分裂的细胞：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癌细胞，但也会影响骨髓、毛囊和肠道等多处的细胞。艾玛回顾了各种数据和不同的方案，也是把我当作一个医生在进行解释，但对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还是只字不提。不过嘛，还有更新的治疗方法，专门针对癌症本身的分子缺陷。我听说过有关这些疗法的一些传言，也为取得的进展惊讶不已。据说这一直是攻克癌症领域的一座圣杯，似乎让“某些”病人得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你的大部分检查结果都拿到了，”艾玛说，“你的PI3K(3)有突变，不过现在还说不准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这样的病人最常见的就是EGFR(4)突变，但检查结果还没拿到。我猜你应该是有突变的，要是真的如我所说，那就不用化疗，可以吃一种叫特罗凯的药。明天星期五，结果就应该出来了。但是你病得这么重，我已经帮你安排了下周一开始化疗，免得检查结果出来是阴性的。”
我立刻对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我做神经外科手术也是如此，随时都有方案A、B、C，以防万一。
“如果化疗，那我们主要是决定用卡铂还是用顺铂。针对个体的研究来看，硬碰硬的话，卡铂的耐受性是比较好的。顺铂的治疗效果可能更好，但毒性要高很多，特别是对神经的损伤很大。不过这方面的各种数据都有点旧了，也没法直接和我们的现代化疗法做对比。你有什么想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