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套装包含：《大国工匠》《大国脊梁》《大国小康》《大国智库》 《大国工匠》是以我国高铁事业发展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紧扣时代脉搏，讴歌“工匠精神”，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以中国中车集团几位高级技师的故事为原型，讲述了滨江机车厂青年杨浪、彭薇、罗娟、宋飞等人，在中国轨道交通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交织交错。他们肩负着父辈的厚望，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刻苦钻研、挥洒青春和热血，在机械自动化尤其是高速列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使我国动车、高铁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品紧紧抓住科技强国的新时代主旋律，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是一部生动反映我国高铁技术人员工作和生活的长篇佳作。 《大国脊梁》“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大国脊梁》讲述了十几位不同领域的重量级或功勋级人物——钱学森、屠呦呦、张富清、钟南山、高铭暄、樊锦诗、周有光、杨利伟、査全性、胡福明、吴炯、许海峰、王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时代榜样，是中华儿女尊崇和学习的标杆。这里有他们传奇人生的访问，有他们卓越成就的记述，也有他们的忠诚、执着等个性魅力的挖掘。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幕幕生动的场景，这些标志时代发展的典型事件与象征时代精神的榜样人物，激励后来人汲取榜样的力量，在民族复兴大道上砥砺奋进。 《大国小康》“决胜要有决心，开局重在开头。”从政策设计到落地实践，脱贫攻坚的胜利和全面小康的实现离不开各领域专家的智慧与努力。《大国小康》讲述了决胜脱贫攻坚背后的人和事，讲述了全面小康背后的12位功勋模范。作者专访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三农专家、农业科学家与农村致富带头人，如杜润生、马洪、袁隆平、李振声、蔡昉、贺铿、谭崇台、李培林、温铁军、吴仁宝、周宝生、彭兆旺，真实再现了一些地区为实现脱贫攻坚而采取的一个个非常之计、做出的一个个非常之举，再现了中华儿女在全面小康的征程中，如何高昂斗志，撸起袖子加油干，如何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大国智库》强国必须强智，国家的有效决策与崛起与智库支持息息相关。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智库建设，不断推进智库在政策研究、决策咨询和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大国智库》讲述了新中国崛起背后的智库力量与智囊推手。作者专访了在不同领域参与决策或提供智力支持、切实方案的学者或大家，如周南、李君如、吴良镛、李殿仁、柳斌杰、林毅夫、胡鞍钢、叶其蓁、魏纪中、周洪宇、王利明、周叶中，还原了他们出入高层参与议政或通过自己的研究影响政策、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背景与细节，突出他们为国家治理提供新思维的努力，在记录一些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以及决策过程时，也还原了他们的职场生涯与学术之外的人生。
作者介绍
余玮 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共青团中央主管期刊《中华儿女》首席记者，《中华雷锋报》总编辑。 出版有《荣归》《邓小平的最后岁月》《本色朱德》《新闻老照片的背后》《魅力雷锋》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及中宣部、新闻出版署重点图书或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等奖项，并有作品入选中学《语文》。
吴志菲 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出版有《中国高端访问》《中国作家访谈》《中南海大讲堂》《第三只眼看人居》《红色之恋》《红歌纪事》《李菲传奇》《百岁名流》《我们跨过鸭绿江》《笔杆子》《枪杆子》等畅销图书。有作品入选“年度优秀中国传记文学作品”“中直机关青年喜爱的一本书”，并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 梁小明 著名作家、编剧，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会员。代表作品《西柏坡：新中国前夜的小山村》《大商道》《香格里拉》《一个鬼子都不留》《天下为公》《太行英雄传》《义道》《英雄烈》等。多部作品在央视播出，并获得非常好的口碑。 笔 锋 著名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谁在北京等你》和《铁血硝烟》。《我的父亲》《细水流年》《雪落无声》等百余部中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十余篇作品在全国获奖。参与电视连续剧《魔鬼连》《大国工匠》和多部微电影剧本创作。
部分摘录：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对美国朋友和科学同行十分友好，并保持着联系，但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1985年3月9日，钱学森在给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写得十分坦率：“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需你特赦？”
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先驱，其思想、品德、情操，堪称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特有的爱国情结十分认可。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嘲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钱学森怀着这样一份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种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既然学习飞机机械工程走不通，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奔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下。”钱学森很幸运，冯·卡门这位以学风严谨著称的“超音速飞行之父”竟破天荒地接收了他。
“在这里，他的人生旅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很快，钱学森便在数学和力学这两个领域崭露头角。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冯·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声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这个概念。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婚礼后，钱学森原准备留在国内，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但是，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反动黑暗，他大失所望。然而，他在失望中也看到了希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新中国就像婴儿即将呱呱坠地。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决定与我重返美国，以积蓄力量，准备日后为新中国效力。”蒋英说。
回到美国后，人们发现钱学森变了。他接待来客更少了，工作上更加埋头苦干，研究上更加勤奋。他在悄悄等待着祖国黎明的到来。
1949年中秋月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在心底盘算着回归祖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5年多的折磨。他对我说他是中国人，他的事业在中国，他的归宿在中国，他根本没有打算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在这5年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时常闯入他们的住宅捣乱，连信件与电话也受到了检查。然而，无论是金钱、地位、荣誉和舒适的生活，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未能改变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和意志。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在这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蒋英作为忠实伴侣与他相濡以沫，为他分忧解难，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终于熬到了获准回归的那一天。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是在外交努力下‘奉送’回祖国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1955年10月，钱学森带着妻子与一双儿女转道回到祖国，当时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从此，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与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来后，中央提出由他牵头组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设想，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城，数学研究所的一角挤出了几间房子，作为力学研究所的筹备处。距这儿不远处，他们一家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尽管比不上他们在美国洛杉矶那豪华的花园式别墅住宅，但这毕竟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夫妇俩终于可以坐在自家的书案前泡一壶家乡的龙井茶，我们那时突然感到生活变得富有情趣且有魅力了。”而今，作为一代科技巨星，钱学森的爱国情操和献身科学的坚定信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科技强国道路上时代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1956 年2 月1 日晚上，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收到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到了宴会厅，工作人员却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把钱学森从第三十七桌调到了第一桌。
宴会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着钱学森对大家说：“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这时钱学森回国不久，就被毛泽东如此看重，表明新中国的领袖深知钱学森的非凡实力。
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省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年近九旬的钱学森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他认真学习报纸上的有关报道，还催着身边工作人员给他买有关的参考书。后来，工作人员为他找来几本有关读物。耄耋之年的钱学森便倚靠床头，认真学习和思考，并不时向身边工作人员谈他学习的体会。钱学森说：“我算是高寿了，比我的老师冯·卡门活得还长。这要归因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了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