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日渐凸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前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尚未掌握足够的话语权，无论是在政策外交领域，还是在树立国际形象方面，都遭受着许多偏见和误解。鉴于此，当前中国急需发出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声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智库作为“二轨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交流中更加开放、灵活，是官方对外沟通的“润滑剂”，尤其是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可以大有作为。全球化智库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致力于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立足芒克辩论会、世界贸易论坛、雅典民主论坛、慕安会、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性舞台，在时而轻松、休闲，时而剑拔弩张、唇枪舌剑的氛围之下，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注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 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通过回顾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交流经验，分析总结了影响中国形象在海外树立的根本原因，比如中西方体制的巨大差异、长期的信息误差、西方对中国迅速发展产生的恐惧感，并且建言如何更好地构建中国的海外形象，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介绍
王辉耀： 博士，教授，博导，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其创办的全球化智库连续四年位列全球百强智库，是唯 一入选联合国特别咨商地位的中国智库。 目前还担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曾连续15年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历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世界银行专家，联合国移民署顾问。曾任全球知名跨国公司SNC-兰万灵集团董事总经理，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区首 席经济代表。目前担任巴黎和平论坛指导委员会成员，国际大都会国际执委会执委。 曾留学欧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攻读研究生，获MBA和国际管理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兼职教授，并多次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授课。多次应邀出席达沃斯论坛、慕安会、巴黎和平论坛等担任演讲嘉宾。多次接受CNN、BBC、中国国际电视台、彭博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记者采访，发表专栏文章。 在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国际商务、国际人才、中美关系、智库研究等领域研究深入，出版中英文著作80余部，主编《国际人才蓝皮书》和《企业国际化蓝皮书》系列，近期著作有《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全球化：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国际人才学概论》《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四十年》等。
部分摘录：
纳瓦罗的《致命中国》 彼得·纳瓦罗是一名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政界人士与经济学家，是著名的对华“鹰派中的鹰派”。2016年11月21日，纳瓦罗得到特朗普总统的赏识，成为新设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之后其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后任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份声明中，特朗普说：“几年前，我读了彼得关于美国贸易问题的一本书，他清晰的论点和透彻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先见之明地记录了全球化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恢复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将在我的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贸易顾问的角色。”2017年4月，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并入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纳瓦罗担任该办公室主任与白宫贸易顾问至今。他的到来，意味着此次论坛将不会是一个简单分享与讨论观点的平台，必将成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观念直接或间接交锋的前线阵地。
1949年7月15日，纳瓦罗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9岁时父母离异，他和母亲一起搬到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狭小公寓里，母亲在一家百货公司当秘书，工资微薄，纳瓦罗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上大学之前，他做过仓库搬运工，当过保安，送过报纸和煤气，锻炼出了“倔强”的性格。20世纪60年代末，靠着全额奖学金，纳瓦罗进入塔夫茨大学学习，于1972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而纳瓦罗读大学时期的美国，正值1965—1975年反对越南战争和反白人文化传统的交汇期。1969年，美国大学校园的骚乱、抗议和暴力活动达到顶峰，学生们以攻占礼堂、罢课、游行与集会的激进方式，拒绝“传统的、腐朽的信仰”，显示出反政府、反权威的特点。因此，纳瓦罗在大学时期就熏染上了激进的政治底色，也为他之后针对现有国际秩序发表的大胆言论奠定了基调。
大学毕业之后的三年，纳瓦罗在泰国的“美国和平队”从事志愿者工作。回到美国后，他重新回到高校进修，于1979年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7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纳瓦罗的研究重心是能源问题。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马萨诸塞州能源办公室和美国能源部担任政策分析师的职位。1989年，他开始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中国，并于21世纪初全面转向中国。
纳瓦罗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中国通过1978年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化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这“三大改革”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逐渐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对象。而且，与日本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和总的贸易逆差急剧扩大。纳瓦罗发现，他以前在商学院的学生正在纷纷面临失业的困境。这促使他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国际贸易领域，中国自然就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开始询问，而所有的答案似乎都指向了中国。”他如此说道。
纳瓦罗能在西方学者中较早地认识到中美关系及中美贸易的重要性，体现了他身为学者的前瞻性眼光。但他的研究结论是令人遗憾的，也体现了他向来保守的政治观点。纳瓦罗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关键原因是中美贸易规则的不对称性，一方面，中国利用各种“违反WTO规则”的措施，吸引美国企业将工厂搬到中国，导致美国国内制造业“空心化”；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中国还学习或者说“窃取”了美国的技术，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进口替代，开始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美国。长期以来，他都主张通过削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纳瓦罗研究中国的成果首见于2006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一书。他在书中认为，中国正在寻求更多的全球话语权，致使其面临一系列国内外挑战，该书具体讨论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如何在能源、自然资源、环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跃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两年后便出了第二版，声称在第一版中提到的关于“中国制造”给美国等国家造成的问题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恶化。2011年，纳瓦罗出版了《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这本书继承了第一本书的基调，纳瓦罗通过大量的现实案例，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贸易过程中的“不公平”做法，认为这些做法对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都是有害的，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美国更是“深受其害”。2012年，《致命中国》被拍成纪录片在美国上映。纳瓦罗在片中表示，中国造成了57000家美国工厂和25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流失，还声称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以促进出口。也正是这本书（纪录片）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决定邀请纳瓦罗成为政策顾问。
2015年，纳瓦罗出版《卧虎》（Crouching Tiger）一书。这本书算是纳瓦罗研究中美问题的一个总结，从前期的经济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围绕“中国与美国会爆发战争吗”这一问题而展开。纳瓦罗认为，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崛起的现实与困境来看，中国必然要在亚洲寻求地区霸权，这与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实施“亚太战略”的目标相冲突。在对中国的战略上，纳瓦罗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和平方案”，坚持采用现实主义者的方案，对中国实施军事封锁、经济制裁以及“合纵连横”，以此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自从开始研究中国，纳瓦罗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对华极端强硬派，并因此更加反对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同时，因为其对中国和全球化问题的看法与主流观点相左，纳瓦罗在美国学术界不是很受欢迎，多次步入政坛的尝试也均告失败。20世纪90年代，他曾5次竞选公职，包括竞选圣迭戈市市长、市议会议员、郡监事以及国会议员，但是均未成功。直到2016年，同样代表逆全球化势力的特朗普政府上台，纳瓦罗遇到了自己的“伯乐”，被特朗普招入麾下，其主张成为特朗普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正酣之时，纳瓦罗作为白宫对华“鹰派”的代表，不惜援引基督教教义抛出中国贸易“七宗罪”的论调。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论题上，他更是配合特朗普政府的舆论宣传，在公开场合宣称散播“中国病毒”是中国的“第八宗罪”的阴谋论，指责中国“用病毒打击了美国”。
无论是在白宫内部、经济学界还是国际舆论方面，对纳瓦罗的质疑声和反对声从未间断过，他在进入白宫早期也屡遭排挤。直到2017年7月，纳瓦罗在美国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影响力都很弱，该机构于2017年9月并入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意味着他必须向国家经济委员会主管——自由贸易派的加里·科恩汇报工作。但之后特朗普再次提拔纳瓦罗，将其升为总统助理，可以直接向特朗普汇报工作。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也搬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恢复独立。国家经济委员会主管科恩则因政策主张不符合“特朗普主义”，于2018年3月6日宣布辞职。纳瓦罗被特朗普如此重视，《经济学人》已在2018年表示“纳瓦罗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我是本次论坛的唯一中方代表，而纳瓦罗则是典型的美国对华“鹰派”代表，我认为邀请我们二人参加，很可能也是论坛主办方希望各方的声音可以相互平衡、碰撞，让论坛更具话题性、讨论性。主办方对我和纳瓦罗的发言安排似乎佐证了这一观点：尽管我和他没有直接对话的机会，但都被安排在论坛第一天进行主题演讲，也是本次论坛仅有的两名进行主题演讲并接受《经济学人》主编采访的嘉宾，我们的发言必将呈现遥相呼应之势。
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全球化智库就开始对新的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展开持续研究。纳瓦罗身为特朗普的左膀右臂，自然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对象。我和苗绿博士在2017年出版的《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中，对包括纳瓦罗在内的特朗普政府内阁团队，以及纳瓦罗的政策主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都进行了详细分析。我们始终坚信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在研究纳瓦罗的过程中坚决反对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我突然得知近年来研究的对象要和自己“同台对垒”，不免有些许紧张、些许激动。
主办方安排我在纳瓦罗之后发言，这也意味着我必然要对其带有反华、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发言进行回应，否则我代表的中国民间学者将在论坛上面临严重的辩护性话语缺失。但同时，我的回应角度与内容也需要拿捏分寸，呈现的形象要不卑不亢，不能让与会嘉宾认为我是与纳瓦罗相对应的、一个气急败坏地站在讲台上攻击美国的过激民族主义者。
我感受到此行的压力，但也没有过度担忧。本次论坛的策划方《经济学人》杂志最早于1843年9月由詹姆斯·威尔逊创办，一直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全球视野，并被持续评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之一。其作为全球最知名的杂志之一，在200多个国家被传阅，并拥有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读者：从基辛格到默克尔，再到比尔·盖茨和马云。相较于其他外语媒体，《经济学人》视角更广、态度更客观，其发明的“巨无霸指数”通过比较麦当劳在各国的快餐店销售巨无霸的价格来比较国与国之间的购买力平价，不仅有趣，而且被证明是十分准确的计算购买力平价的方法。《经济学人》在对华立场上相较于许多西方媒体更为温和、理性和专业。2012年1月28日，《经济学人》杂志开辟了新的中国专栏，为有关中国的文章提供更多版面。2015年李克强总理为《经济学人》撰文《中国经济的蓝图》，论述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在本次论坛之后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也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中美为何必须携手抗疫》，呼吁全球合作与多边主义。在《经济学人》资深编辑与撰稿人的主持下，会场不太可能任由反华与反自由贸易势力“放肆”。
同时，该论坛由金融科技公司Finastra举办。Finastra由Misys和D+H公司于2017年合并而成，是全球第三大金融科技公司，专注于金融软件的开发，服务于金融公司与银行，其员工、研发人员与客户遍布全球，是典型的美国自由贸易派企业。此次举办的世界贸易论坛是第三届，已经极为成熟，且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我不认为在此背景下，纳瓦罗的发言敢过于大胆，也不认为他的反全球化立场会赢得参会嘉宾的太多认同。但本次论坛会是他向全世界表明自身和白宫对华观点，获得理论支持的绝佳机会。我和他的发言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会嘉宾对中国面对“鹰派”指控的态度、中美经贸关系的认识，这一点是我、纳瓦罗和主办方都十分清楚的，因此我预计纳瓦罗和我一样，不会轻视此次论坛的主题演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