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是像韭菜一样，被移植到城市的农民的子孙。” 30岁，疲惫的我从伦敦回到故乡， 才发现其实我无家可归。 村里有点力气的年轻人早已离乡去城里挣钱， 只剩下醉鬼在哭号，死亡在回响。 在这片空了的土地上，只有风知道， 多少人因无法离开而自杀， 多少离开的人成了永远的外乡人。
作者介绍
奥尔加·梅丽诺（Olga Merino） 西班牙当代作家，国民报刊《日报》记者，2006年略萨奖得主。 《外乡人》是梅丽诺2020年重磅之作。这次，她看到了城市化后“空心的西班牙”和千万外乡人。作者以安达卢西亚省的农村——自己家族的起源地——为故事的开始，直指现代人在城市化进程中丧失的归属感。作者在关于本书的采访中说道：“我们是像韭菜一样，被移植到城市的农民的子孙。”
部分摘录：
这个晚上我没有睡着。将要睡着时突然头一沉，我猛地清醒了，浑身是汗，喘不过气，就像陷入了泰晤士河底的淤泥，即将窒息而死。我推开毯子，起床，走出房间。上尉跟在我身后。我摸索着下了楼梯，赤着的双脚把木地板踩得嘎吱作响。我把毛呢大衣披在肩上，打开随风开合的大门，探身进入了夜色中，进入了黑色的原野中。自前天我们从山上下来起，上尉就没有离开过我身边。它似乎直觉地感知到尸体荡来荡去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还有那条沾着粪便的米色裤子，那件干净整洁的格子衬衫——乡村富人的标准装束，他脖子上那根打结的麻绳，唇齿间发肿的舌头和那双擦得锃光瓦亮、寻找着地面的靴子。一阵微风吹乱了他金发和白发相间的刘海。胡里安·哈尔东·马尔东纳多先生，拉斯布莱尼亚庄园的主人和老爷，在胡桃树上吊死了。
在确定了尸体在林中的位置后，我们立马往回走，沿着下坡路一口气走到了水塘边，用冰冷的池水洗了把脸。我们没有说话，但是我非常清楚易卜拉希玛脑海中在想什么。到我家前的最后一段路他一直低着头，我邀请他进屋，想要说服他我们应该报警[1]。
“你疯了。”
“你别他妈给我说这个字。”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易卜拉希玛看我如此反感这句话，有点不知所措，一只手摸了摸下颌，“但是我们哪儿也不该去。”
“如果有人看见我们的话怎么办？”我也不是很确信。
“谁看见我们了？我们谁也没碰到。”
也许最好保持沉默，按兵不动，但是忧虑迫使我做出行动。真相最后总会大白于天下，我坚持这么认为。
“如果我告诉他们拉斯布莱尼亚的黑人不想到军营[2]来露个脸，是不是更糟。何况，死的是老爷。”
“要是他们问我要证件的话，我他妈把复印的那张破纸给他们，是吗？”易卜拉希玛从椅子上起身，坐在了厨房的桌子上，把头埋在双手间。
他是以另一个塞内加尔人的身份工作的，一个叫玛玛都乌的人。可能连工头迪奥尼西奥，还有胡里安先生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这里，在这些鸟不拉屎的偏远村庄，没有人问太多问题。所有那些非洲的流动短工都会不请自来，我们这些白人也不过是没那么多渣子的渣滓而已。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沉默，好似什么都没看到那样？我错了吗？我想不清楚，时光好像定格在那座小山丘上，定格在狗闻到尸体，开始狂吠的那一刻。
“我们两个，非得发生在我们两个身上。”易卜拉希玛低声说。
我都能想象到军营里警察会问我们什么问题。你们当时要去哪里？你们两个在一起做什么？最后一次见到胡里安先生是什么时候？他的行为有什么异常吗？前一天有人来庄园看过他吗？他有没有表现出想要自杀的迹象？虽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仍坚持我的想法：
“好的，就算我们什么也不说，其他人也会发现老爷的尸体，因为迟早会有人发现的。那么好，你觉得他们会去哪里调查？首先，去拉斯布莱尼亚。他们肯定会想和白雪公主、工头和我谈话。”
乌克兰人维塔利皮肤很白，他们把他叫作白雪公主。他从未尝过我们酷暑的滋味。他和易卜拉希玛在哈尔东家的地里干活，在庄园主的首肯下，工头迪奥尼西奥允许他们在庄园的车房住，与宅子和马房隔着园子的一道围墙。对他们来说——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栖身之处是将我们与悬崖隔开的最后一道沟壑。庄园很大，胡里安先生并不缺他们栖身的这个破棚屋，而且收割机和烘干谷物的机器很早以前就卖掉了。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易卜拉希玛告诉了我，我从来没进过主人的房子，我想以后也永远不会进去。永远也不会进拉斯布莱尼亚家的房子。我确实天天踩在他家的土地上，当我爬上山坡的时候，当我去镇里的时候，当我俯身捡拾掉在霜露上、像煤玉珠般乌黑发亮的橄榄果的时候。雅格瓦姨妈说，如果我父亲还在世的话，要是让他知道我跪在哈尔东家的土地上劳作，他会劈头给我一个巴掌。他肯定一个字也不说就打过来了。就算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
易卜拉希玛问我要水喝。当我把杯子递给他时，他的手颤抖着，几乎快要拿不住杯子，好像连呼吸也困难。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好久才开口：
“如果最后坏事了呢？告诉我，安吉，告诉我如果事情变得很糟糕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安吉，安吉，你不能说我们没试过。”那些老歌触动了我并不想触动的回忆。
我在他舌下塞了一片能够让他放松的药片，当你焦虑的时候，医生就是让你这么做的。我说服了他在日落前动身前往国民警卫队在艾尔萨洛布拉尔的办公处。我们村子里没有国民警卫队的军营，也没有医生和兽医，神父也是需要的时候才过来，他需要在山脉周围散落的小教堂间来回奔走。我们开始像当时爬上山坡那样前行，满身是灰，手臂被路上的蒺藜划得伤痕累累。我们下了坡，走完了我家和村子间相隔的整整五公里路。我们穿过了共有土地和杨树林，走过了马格尼亚铁皮盖的修车铺和托马斯的酒吧，快步在加油站转弯，几乎是小跑着，这样就不用向人解释什么了，当然他们也不敢问。显而易见，我们非常着急。我们沉默着走完了到艾尔萨洛布拉尔的一小时路程。我走的时候有些预感，不知道这样做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现在也仍然不知道。
我们刚推开大门——门梁上刷着“一切为了祖国”几个排列成弧形的大字——我便开始感到恶心，冒冷汗，身上像一排受惊的蚂蚁爬过般地发痒，从前臂到指腹，从肚皮到乳房，如同抽搐般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在一些特定的地点才会出现，当我进入被时间沉淀出暗淡忧伤的封闭空间时，我感觉到了什么。一种能量。一种颤动。簌簌低语。模糊的噪音。魂灵累积的茫然。死亡的回响。已发生事件的重量，墙壁好似被痛苦浸润。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军营发生过。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发生过。在伦敦，当尼格尔和我在泰晤士河边散步时，或者是后来，当我一个人走近码头的旧棚子时，我似乎感知到了铁链的响声、铁锈的气味、溺死的人溅起的绝望水花、那些从船腹中卸下的装糖的木桶、棉花包、被开膛的牲畜散发的层层汗臭味。只有我能感知到，只有我。我父亲的单身姐姐，艾梅特利亚，也能感知到这些。我母亲说这是马洛托家厚重血统的缘故。
三个警察里里外外地将我们盘问了一遍。他们先同时审讯我们两个，然后再分开问询，看我们的说辞是否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又或许是为了不那么无聊。他们没问我几个问题，并且对我以“你”[3]相称：“你认识死者吗？你是一个人住在埃尔阿楚艾罗的房子里吗？”问完我话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了旁边的房间，之前易卜拉希玛在那里，我们交换了房间。我遵从他们的指示，没说半个不字。我不想惹麻烦。房间里只有一摞文件、一本线圈日历、一张行军床，上面铺着闻起来一股男人味道的破旧毯子。我想，警卫值班的时候肯定睡在那张床上。我坐在那张简陋床铺的床沿上，试图透过墙壁分辨出易卜拉希玛的声音，药片的效力让他说话变得懒懒散散，听起来害怕又吞吞吐吐。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些我听得很清楚。他们问他为什么去荒郊野外闲逛，还有既然他言之凿凿地说是去山上摘芦笋，那芦笋在哪里。我能想象他站着、吞咽口水的样子，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的前面，用小腿肚掩盖那条腿前面的刀伤，那是一条醒目的刀疤，是与一个同乡争斗时留下的。然后我听到了笑声、椅子拖地的响声、打电话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也说不准是多久，一切又都安静了，门开了。
他们相信了我们。他们给我们买了三明治。因为深夜不能上山，我们等到天亮才陪他们走到山林间空地上的胡桃树旁，然后等待法官来将尸体从绳子上放下来。在这片地方散落着许多胡桃树。胡桃树喜欢自顾自地生长，孤单地、昂首挺胸地生长，以便张开它们的枝杈。当法官和他的助手从镇上赶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点了。那时警察已经在老磨坊边上找到了胡里安先生的路虎车，车门开着，插着钥匙。磨坊所在的那条路沿着河道，经过哈尔东家的房子的背阴处。我父亲曾在那个磨坊工作过，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去巴塞罗那的时候，车厂不愿雇用他，因为他老了，也因为他有支气管炎。车厂是好的工厂。面粉的粉尘将父亲薄纱般的肺间纹理织成了蛛网。
黎明又快来临了。我和上尉爬上楼梯，走进了房间。那曾经是艾梅特利亚姑妈的房间。当我母亲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她的房间睡。房间在厨房正上方，两张床的床头靠墙，紧挨着烟囱，充分利用冬日的炭火。虽然现在不能在那儿睡了，我还是继续打扫那个房间。那是我唯一不住却打扫的地方。星期一。我每个星期一给家里泼水。我从厨房开始，然后打扫葡萄藤下的棚架，那里有淋浴和厕所，接着是我的房间，最后是我母亲的房间和放她骨灰瓷罐的书架。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仍坐在窗边，从那里眺望未铺沥青的街区马路，在建了一半的楼群间寻找山峦和田野的踪迹，像一个不该身处此地的农民为了出门给橄榄树修枝，在等候雨过天晴。本质上来说，哪怕我们走得再远，也没能走出这个村子。在那儿，城市的痕迹已经消失无踪，我们脚上仍沾着土路的污泥。从我们的窗户可以听到欢快的颤音、爬上未粉刷墙面的朱顶雀的鸣唱，房子正面墙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住房工会房屋[4]”，画着轭门和一簇箭头。鸟儿们、雅格瓦姨妈和她的丈夫从前住在二楼，住在像我们家一样小的牢笼中，用防盗栏杆将小混混们隔离在外。
我父亲说话惜字如金，单字单字地说，把几个词语杂糅在一起说，就像烧制的陶土一般。他并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虽然他也像其他人，像泥瓦匠和工厂的短工一样去加利西亚女人的酒吧——工厂有好的厂和不好的厂，车厂就是那个好的厂。他有时支着手肘坐在吧台边，有时和他们一起坐在桌边喝酒，虽然听他们讲笑话也会笑笑，或用他低沉的嗓音嘟哝几句，但他似乎一直是抽离的、在远处的，可能处在山峦间，任由自己被叽叽喳喳的话语声和烟草的烟雾包围。当他换班休息的时候，放学后的我会透过玻璃窗，看着他出神的样子。对于我父亲的年纪来说，我这个女儿年纪太小了。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我用怀疑的眼神望着他，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反复咀嚼着某种悲伤，不时看看空着的那只手上手表的时间。我父亲在等待什么？当妈妈让我去找他的时候，那些男人的声音、脚踩着地板上的蜗牛壳和锯末发出的吱嘎声响让我感到害怕。在加利西亚女人的酒吧，他们用冲压机给咖啡勺打孔，这样那些瘾君子就不能用它们给海洛因加热了；用厕所需要借钥匙，钥匙系在一条肮脏脱线的绳子上。厕所里没有灯泡，得摸黑撒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