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云冈日录》是日本南蛮文学创始人木下杢太郎将自己在中国云冈石窟二十多天来对当地佛像的考察、临摹以及拍摄汇集成此书。书中囊括了大量清末时期云冈佛像的历史图像，手绘照片，以及石窟布局示意图。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因素，云冈石窟的部分洞穴及佛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以及损毁，因此，这些资料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尤为珍贵。此外，作者还将云冈一行的所遇到的林林总总记录于书中，鲜活地再现了晚清时期的人文风貌与社会现状。 《中国佛教史迹》，又名《续访古贤之迹》。作者常盘大定是日本著名宗教学家，其生前多次来华，足迹遍布中国。在踏访中，尤其注重对史迹的拍摄、拓制和记录，所作日记也一丝不苟，每次都留下数量可观的图文资料或日录。 《中国佛教史迹》即其第二次来华探访之成果，其中还收录了作者实地拍摄的佛教文化遗迹图片、拓片及手绘地图123幅。其所记录的文化遗迹，在历经动荡、战乱、自然灾害之后，绝大多数或不复存在，或残缺不全，这些图片及资料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现状，尤其是佛教史迹或文物的难得文献；为学者研究佛教文化、修复破损文物、佛寺原址复建等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原始影像凭证和文献资料。 《中国纪行》中的500余副手绘图涵盖了地图、建筑临摹、风景草绘、实物素描……这些图均出自于作者伊东忠太在晚清时期对中国的游历过程，图像细致入微，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多数建筑已经损毁于战乱及自然灾难之中，书中所引用的多数文献内容也已经难以再现。这本书能够保存至今，是难得的中国建筑文物的记录。 《中国古代的建筑与艺术》在中日两国建筑史上，关野贞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所建立的遗产调查、研究方法和保护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关野贞也是近代“日本的中国建筑史学”创立者之一。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是一位先驱者，一生来华不下十余次。其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作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在1906～1935年之间，关野贞通过对中国建筑的广泛考察和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建筑与遗产观。在这个过程中，关野贞拍摄了大量照片，全面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建筑遗产的保存状况。这些对中国建筑及文物的记录包括陵墓碑碣、石窟造像……内容详细全面，次序条理清晰，兼具整体性与前瞻性，反映了关野贞在遗产记录上的专业素养。
作者介绍
常盘大定(1870—1945)，日本宫城县人。著名宗教学家，真宗大谷派高僧。曾任东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佛教史。其生前多次来华，实地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尤其注重对史迹的拍摄、拓制和记录。主要著作有《印度文明史》、《释迦牟尼传》、《中国佛教史迹》（图版六册，附日、英文评解，与关野贞合著）《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中国文化史迹》（十二卷，与关野贞合著；中译本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等。
廖伊庄，长年从事中国语言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现任教于日本千叶工业大学。译著的主要中日文书籍及影视作品有《末代皇帝·溥仪》《京杭大运河》《中国江南水乡》《纪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血色黄昏》《郑念之三国志》《宋氏三姐妹》《夫妻井》《少年启示录》等。另编著有中日文教材、词典十余种。
关野贞（1868年1月9日－1935年7月29日），日本的建筑史家、东大教授。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存而为人所知。1910年为东大教授。其间，进行平城宫址的研究，之后被授予工学博士。平城宫址在1922年被指定为国家史迹。1910年始，屡次进行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古建筑调查，并致力于保护。1920—1928年，和家常盘大定以重要佛教寺院为目标，在中国做了五次长期调查，注意到了古建筑自身的发展。
木下杢太郎（木下杢太郎，きのした もくたろう，1885年8月1日－1945年10月15日）是一位日本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美术史家与医学学者，并曾担任爱知医科大学教授，本名为太田正雄，出生于日本静冈县贺茂郡汤川村（今伊东市）。 伊东忠太（1867－1954），日本著名建筑史学家。一生致力于日本传统建筑及亚洲建筑的研究，是最早来华实地考察的日本学者之一。著作包括《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装饰》《东洋建筑之研究》《见学纪行》《法隆寺》等。伊东不仅是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也是东亚建筑研究的先驱，有“工学泰斗”和“建筑巨人”之称。
部分摘录：
两晋时代在继承始于周汉时期汉民族固有传统文化之同时，或多或少接受波斯萨珊王朝[8]之艺术影响，亦吸收与佛教一道进入中国之犍陀罗艺术形式，并使之中国化。此外于两晋末期，虽不甚明显，然亦多少受到印度笈多王朝[9]艺术形式之影响。有晋一代，异族交替入主中国，建立王朝，兴亡隆替，旦夕不保，军阀势力极度盛行，文化事业逡巡不前，然唯佛教得以逐渐扩张势力，受到上自皇帝，下至庶民之尊敬与信任。由印度、西域来中国传经、译经之沙门颇多，想来犍陀罗佛教艺术必给过去传统艺术形式带来颇大变化。唯惜于当时遗物几不可见，故无法充分了解事实真相，可谓两晋时代乃遗物方面之黑暗时代。此前之汉代，无论建筑、绘画、雕刻，抑或工艺品皆有较多遗存。此后之南北朝，于建筑雕刻与工艺品方面亦有丰富之资料遗存，然介于此间之两晋时代遗物却寥若晨星。然而证之于文献，亦可知当时艺术相当发达，为此后南北朝艺术形式奠定基础。例如，石赵之石季龙，于邺城凤阳门上再造观楼，吊以涂金铜凤；于建春门石阶柱上，浮雕云气蟠螭，技艺精练；于太极殿前建楼，屋柱皆成龙凤百兽形状，雕镂众宝为饰。又如，恒温墓前立石兽石马，碑面刻当时车马衣冠，制作精妙，皆可见一斑。然该时建筑物一处未存，无法具体穷尽真相。
绘画继承于三国时代，发达异常。西晋卫协擅长道释人物画，人称“画圣”。东晋王廙尤为著名。尤其顾恺之于人物画居晋朝第一。谢安甚至为世人激赏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其遗作世界闻名者乃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10]。现存《女史箴图》坊间视为隋唐间摹作，然亦精确表达出其神来之笔。波士顿美术馆藏《洛神赋图》亦疑为谢安作品。[11]此亦乃后世摹写，然犹遗六朝时代风格。此外，戴逵及其子戴勃亦挥动巨腕于人物、山水、动植物等画中，尤其戴逵于雕刻一途显示出其崭新之鬼斧神工。
至于雕刻，因佛教兴隆，通过西域传来之犍陀罗艺术佛像势必给予当时雕刻界以相当影响。然于交通困难之际似乎其量未必多，大作亦少，多止于小品，故此影响并不深刻，反倒是借由当时中国艺术家之努力，使其传统雕刻获得发展。换言之，犍陀罗艺术形式未及风靡中国雕刻界即被中国化。及至东晋末期戴逵出现，以其创新天赋刻意求精，变既往古朴形式为精妙无比、划时代之大作，人称“振古未曾有”。其后不久法显巡游五天竺归来，带回经像。法显巡游之际正值印度笈多王朝全盛时期，其带回之精妙笈多样式雕刻势必给予当时雕刻界以相当冲击。
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于甘肃省敦煌鸣沙山断崖始开石窟，雕造佛像。此乃模仿印度阿旃陀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为中国石窟之嚆矢。其是否存今不得而知，然以此为契机引发南北朝时代石窟大规模之开凿确为事实。
该时期雕刻存世极少，余所知仅柴田极人[12]所藏“祁弥明画像石”[13]与大仓集古馆[14]新收藏之“木造普贤菩萨像”两件。该时期工艺品遗存亦甚少。石碑于后汉时代大肆制作，而自两晋时代起因薄葬禁止建碑，墓前罕有立碑，故其遗品亦少，往往墓中仅有砖瓦之属与铜镜出土。砖瓦与镜仅述汉代样式，未及别开生面。
2．南北朝与隋代（上） 五胡十六国之乱与东晋灭亡相始终，形成南北朝对立。南朝宋、齐、梁、陈相续，北朝由北魏而东西魏、北齐、北周，终为隋所统一。此南北朝时代文化，一方面系两晋时代之继续，一方面接受波斯萨珊王朝文化，进一步又引进犍陀罗文化系统中略带地域色彩之西域艺术，再吸收笈多王朝艺术形式，最终促进传统之发展，所谓南北朝艺术形式由此而大成，并传之于隋，又通过朝鲜，给予日本影响，形成飞鸟时代[15]艺术。
斯时南北两朝笃信佛教，建造伽蓝，开凿石窟，盛况空前。又共得小康[16]，文化事业异常发达。
据文献记载，建筑物于南北两朝皆有巨大进步。北魏皇兴元年，献文帝于其都城恒安北台（今大同）修造永宁寺七级浮屠，高三百余尺，其规模之宏大世称天下第一。又造天宫寺三级浮屠，高十丈，坚固精巧，为京畿之大观。此后北魏迁都洛阳，建造诸多伽蓝，其中永宁寺九级木浮屠，为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高九十丈，宝刹高十丈，人称其宏丽建造穷极世工，冠于世界。南朝伽蓝宏大亦不相让，因此建筑物异常发达。然而当时建筑物于今仅存河南登封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砖塔与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除石阙类，前者作为砖构建筑乃中国现存最古老建筑。
斯时陵墓制度大为完备。如文献记载，北魏诸陵雕饰壮丽，然其遗迹今不可寻。而南朝各代陵墓，石柱、石碑、石狮等石像犹存，仿佛当年景观。
斯时于艺术史上最应大书特书者乃石窟之开凿。北凉沮渠蒙逊[17]（在位时间：401—433）于敦煌鸣沙山以东三危山开凿石窟。此乃继前秦鸣沙山石窟之后中国之第二处石窟。北魏文成帝于其都城平城附近云冈开五大石窟，献文帝、孝文帝相继又于该处开凿石窟无数，呈现古今无比之奇观。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于洛阳附近龙门断崖开凿石窟无数，又于河南巩县石窟寺开凿数处石窟。此外还于山东历城黄石崖、龙洞开凿许多佛龛。北魏时代营建之石窟呈现出古今未有之大观。南朝佛事繁荣绝不在北朝之下，然或因缺乏适合开凿石窟之石山，开凿数量与北魏相比寥寥无几。即令如此，南齐、梁两朝亦皆于其都城建康附近栖霞山断崖开凿数十石窟，其中多刻佛像。幸有此类石窟遗存，故可充分了解南北朝时代雕刻真相。不仅如此，而且又因多次发现圆雕石佛与小铜佛，故其雕刻样式之轮廓得以进一步清晰。唯惜其资料北朝丰富，南朝贫乏。南朝制作雕像固然较少，然多少犹有遗存，在样式上与北朝无大差别。
此类石窟中往往有佛塔、斗拱、蟇股[18]、屋盖等雕刻，且雕饰图案精美，可见当时建筑手法与装饰之一斑。
绘画承继两晋时代，进步尤为巨大。南朝有宋时期陆探微，系可与顾恺之比肩之六朝巨擘。其门下除其子陆绥外还有顾宝光、袁倩，皆著名。南齐以谢赫最为著名，于人物画有所创新。其著《古画品录》成古今画论之金科玉律，其画“六法”被视为千古不变之典范。所谓“六法”即指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将气韵生动置为第一，可知当时绘画于写实之外，还重视作者人格之神韵气力，以及其发达进步有如此优异者。梁以张僧繇最为杰出，佛祖、菩萨、道释人物皆能之，据传其画龙点睛，龙立即飞去，人称六法备精，万类皆妙。北朝比之南朝，多少有些逊色，然犹有相当著名者。南北朝时代绘画如此发达，使人有凌驾雕刻之联想，唯惜者此仅见于文献，其遗作今已不存，实可叹息。
至于工艺品，其中亦有相当石碑遗存。南北两朝略有差异。两晋时代几近绝迹之石碑于当期复活，南朝碑下必有龟趺，碑身有“穿”，即圆孔，系汉代遗制。头部半圆形，绕其轮廓左右刻龙，碑额外空白处与侧面阳刻天人、龙、忍冬图案等作为装饰。北朝碑多立方趺之上，碑身无“穿”，头部左右刻龙，成为所谓螭首滥觞，但不似南朝碑施以华美雕饰。
金属器有铜镜，犹追汉代形式。
陶器有近来出土于坟墓中之瓦俑男女像与瓦俑骆驼、家畜，浑朴中尽得写实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