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为什么有些父母不给孩子接种疫苗？为什么人们还在滥用抗生素？为什么很多人还不能理性地看待艾滋病？当一件事关乎健康，人们往往会坚称：科学是错的，因为没有充足证据作证，因为不明的危险无处不在。
在《认知陷阱》中，戈尔曼父女探究了这种拒绝健康科学背后的心理机制、社会因素、以及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原因。在分析诸多否认案例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导致人们拒绝接受有关健康的科学的六个主要因素：对阴谋的恐惧、对复杂的恐惧、魅力领袖的影响、认知偏见与互联网、因果关系与填补认知鸿沟，以及风险预测的本质。作者认为，人们的固有信念会对新的观念自然抵抗，而健康科学在这种抵抗面前尤为脆弱。科学研究表明，在面对新信息时，人类对于改变我们的想法有本能的、根深蒂固的不适感。而这种研究正是现在神经科学的前沿领域。
本书试图探究人们在为自己或所爱的人做有关健康的决定时，进行了怎样的思考和风险评估，并提出一种重要的观念：我们要将科学的知识和技术传播给公众，让公众抛弃那些固有的错误思维，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并做出明智的决定。
作者介绍
萨拉·戈尔曼
一家大型跨国医疗保健公司的公共卫生专家，从事全球心理健康、提高全球卫生领域证据质量以及全球卫生替代融资模式的研究工作。她为各种健康和医学杂志，包括《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国际妇女健康》和《艾滋病护理》，撰写了诸多全球卫生、艾滋病毒、艾滋病政策和妇女健康等主题的文章。她曾在艾滋病法律项目的政策部门工作，并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担任研究员。她还为维拉司法研究所分析了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的精神卫生政策，并研究了肯尼亚农村地区半流动艾滋病诊所的有效性。
部分摘录：
在尼科利·纳特拉斯那本主题为“HIV否定论在南非”的书中，她讨论了HIV否定论运动和反疫苗运动这两者结构的惊人相似性。纳特拉斯指出，其中最显著的相似之处是两个运动中都存在她称之为“英雄科学家”的这类人。在HIV否定论运动中，“英雄科学家”包括彼得·迪斯贝格这类人物。此人是一位曾经备受尊重的科学家，在逆转录病毒方面有丰富的研究经验，曾将关于艾滋病成因的谣传争议引入更公开的讨论氛围中。而在疫苗反对者的队伍中，首要的“英雄科学家”是安德鲁·韦克菲尔德，他1998年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后来被撤回的论文，该论文认为自闭症与多种疫苗有关；他利用自己作为备受尊重的权威科学家的身份公开站在反疫苗的立场上。正如纳特拉斯指出的，这两位领袖对媒体的使用一贯颇有技巧，策略性地利用媒体渠道营造怀疑论氛围，显得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们仿佛真的有争议似的。[1]
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M.康韦在他们合著的《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中对某些“英雄科学家”做了概述，揭示出一个共同模式：一位有着突出学术成就的昔日杰出科学家似乎在某个节点误入歧途，接受了相当非主流的观点，并且大肆渲染其本人过去曾担任主要领导者的那个机构如何迫害自己。例如，一位曾掩盖香烟致癌性的烟草业领导者名叫弗雷德里克·塞茨：
塞茨曾是美国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曾参与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塞茨整个职业生涯都没有离开过美国科学界的最高层：20世纪50年代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科学顾问；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20世纪70年代……担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2]
鉴于塞茨辉煌的经历，他有能力从媒体和国会那里获取足够的关注，而他为尼古丁提供的辩护词也就在几十年时间里被这两个圈子里的人当真了。
迪斯贝格在科学界也具有类似的卓越地位。作为一名化学博士，他在20世纪70年代因癌症研究领域的突破性工作赢得了国际赞誉。1986年，年仅49岁的彼得·迪斯贝格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并获得了国家卫生研究院颁发的杰出研究者奖。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科学家。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迪斯贝格不断发表文章，最终出版了一部名为《发明艾滋病病毒》（Inventing the AIDS Virus）的书，宣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不是艾滋病的病因，同时提出多种阴谋论观点来解释科研机构为何不同意此种看法。
在很多方面，迪斯贝格都可以被视为“艾滋病否定论运动之父”。该运动由于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任期为1999—2008年）公开站在了否定论一方而达到了悲剧性的巅峰，不过，迪斯贝格早在1987年就开始发表他的相关理论了。迪斯贝格的信念在他2000年供职于姆贝基的HIV与艾滋病总统顾问小组时影响力最大。从那时开始，迪斯贝格就被视为HIV／艾滋病否定论运动的“英雄科学家”。
迪斯贝格用来支持自己的一种策略是单纯地以量取胜。他出版了一部500页的大部头，主张HIV／艾滋病的流行只不过是贪婪的病毒学家编造出来的传说；他还就这个题材继续大量写作，发表在每一个还接受他作品的平台上。现在声誉最好的科学杂志拒绝发表迪斯贝格的文章，于是他转而用自己的理论大肆轰炸边缘期刊、网络渠道和大众媒体。关于这个主题，他2014年的最新文章发表在《意大利解剖学与胚胎学杂志》上。[3]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通过外围路径进行说服往往只依赖论据的数量。迪斯贝格大量发表的长篇著作表明作者有兴趣以这种方式说服大众。
然而，迪斯贝格最有力的策略之一，是将他的主张呈现为某种人们十分珍视的东西：稀有信息。迪斯贝格反复表现得仿佛是在向读者提供“内部”消息，既珍贵又基本上不会外传的那种。举个例子，他用很长的篇幅将HIV不是导致艾滋病的原因这个所谓的“被掩盖”的“真相”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斯蒙病（SMON，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症）事件进行类比。有很长一段时间，斯蒙病这种可以导致瘫痪、失明，甚至死亡的疾病，都被科学家们认为是由病毒引起的。可是最终，他们发现斯蒙病是由氯碘羟喹（clioquinol）这种药物导致的，当时氯碘羟喹被广泛用于预防旅行中的腹泻。迪斯贝格用充满漏洞的逻辑来“证明”同样的情况肯定也发生在了HIV和艾滋病这个案例中，即艾滋病真正的病因是有毒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HIV与之毫无关系，而科学家们没完没了地念叨艾滋病成因的病毒“假说”，是为了让病毒学这个照迪斯贝格的说法已经死掉的学科存活下去。他在斯蒙病和艾滋病的病因的确定这两个案例之间进行不恰当的比较，是为了暗示跟斯蒙病那时一样的“错误”必然也发生在了艾滋病上面。
先不提这个比较中植入的令人心烦的逻辑错误，迪斯贝格在讲述斯蒙病的故事时运用了强有力的修辞和说服性策略。他让读者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仿佛可以推断出来，这个信息由于美国政府的压制，相对没有什么人听说过，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闻，能够得知这件事是很罕见的。这样一来，迪斯贝格就为他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窥视内部消息源的机会，而这个消息源是他们在别处无从知晓的。在笼统地将斯蒙病和艾滋病进行对比之前，迪斯贝格写道：“一旦斯蒙病的真相再也无法被忽视，这段插曲就会立即发展成成千上万名幸存者的诉讼官司。这个故事在日本以外的地方仍然无人讲述，无人留意，因为此事对于那些追着病毒不放的医学界人士而言太尴尬了。这个故事值得在本书中得到全面披露。”[4]通过这种说法，迪斯贝格本质上是在对他的读者说：“这里有一些特别详细的私密消息，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对你们保密，而我现在总算让你们知道了。”
当人们感到一个信息很罕见或是很难得到时，他们往往会更容易相信它。这个现象在实体物品领域内早已根深蒂固：稀有物品在自由市场上一般都能以更高的价格成交，这反映出人们对稀有性的重视程度。最近，心理学家开始研究这一点是否对于相对无形的物品也成立，比如信息这类事物。有一个实验将这条规律呈现得相当出色。一家牛肉进口公司的老板在三种不同的情景下给该公司的顾客、超市的采购员以及零售食品店打电话，向他们推销牛肉。第一种情景中的客户听到的只是标准的销售介绍。第二组客户听到了销售介绍，同时被告知很快就将出现一波牛肉短缺。第三组客户听到了销售介绍和牛肉短缺的消息，还得知牛肉短缺是只告诉他们的内部消息。最终结果是第二组和第一组购买的牛肉数量一样多，而第三组——在引导下认为他们得到了特权，听说了牛肉即将短缺的“内部”消息——购买的牛肉数量是第一组的6倍。[5]这个实验结果说明，人们说服效果够强的不仅有商品的稀缺性，也有信息的稀缺性这种错觉。
与邪教领袖一样，迪斯贝格也制造了一种格外强烈的“他们”在与“我们”对抗的感觉。这种强烈的群体认同的形成能够显著地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比如像某个特定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概率这样直接的问题。强烈的集体归属感甚至可以干扰一个似乎不接受任何操纵的成员。迪斯贝格做到这一点的主要手段是将主流科学描绘成一种绝不容许例外的共识文化：
极少有科学家还会再产生意愿去质疑——哪怕是私下质疑——无论哪个具体领域中的一致性主张。成功的研究者——得到最多的拨款，拥有最好的职位，获得最著名的奖项，发表最多的论文的那些人——就是产出的数据最多而引起的争议最少的那些人。科学的规模从小到大再到超大的转变过程创造了这样的体制：体制中人是技艺娴熟的技术人员，也是平庸的科学家；他们放弃了真正的科学诠释，甚至将自己的实验等同于科学本身。[6]
迪斯贝格在此构建了一个对科学世界的新视角：这是一种保持一致的文化，置身其中的全体受人敬重、功成名就的研究者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重复某些教条式的被普遍接受的核心真理。通过最大程度弱化实际存在于科学界内部的紧张冲突、分歧和激烈争论，迪斯贝格令“敌人”的一致性看起来比实际强得多。将敌人统一起来的最终作用是使用这种策略来将反对者统一起来。事实上，这是卡里斯玛型领袖热爱的策略，它对人们解析真正来自“对立面”的信息的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一旦“敌人”团结成为统一体，卡里斯玛型领袖的追随者就更难接触到对立阵营中的个人主张，也失去了分析来自这些阵营但未经领袖过滤的信息的能力。
在其他人的引述中，迪斯贝格通常以HIV否定论运动祖师爷的身份出现，而他的如下主张甚至被冠以“迪斯贝格假说”这个专有名词：HIV不是导致艾滋病的原因，艾滋病的真正病因是非法药物的滥用以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一主张现在成了HIV否定论运动的中心法则。去看看任何主题为HIV否定论的网站、文章、书籍或视频，它们都会让迪斯贝格作为这场运动形成过程中的首要人物登场亮相。不仅如此，我们主张迪斯贝格正是一位“卡里斯玛型领袖”，还由于他运用的修辞技巧，他的主张在HIV否定论者中间的流行程度，以及他从这群否定论者那里得到的高度崇拜与过高的权威。为了理解HIV否定论，就必须理解站在这场运动前方的卡里斯玛型领袖。以此类推，为了理解反疫苗运动，就必须理解执掌这场运动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对上述运动的观点在定义上就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