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公元前509年，罗马人驱逐了他们的国王，开启了一段近500年的共和实验。然而到了公元前49年，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将军恺撒公然违犯将领不得带兵跨过卢比孔河的法律，跨过这条小河，进军罗马。随后爆发的内战埋葬了共和制度，导致了元首制的建立。恺撒为何会对自己的国家兵戈相向？共和国到了这时为何已难以为继？
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已经成为地中海的霸权国家。迦太基被毁，希腊诸邦俯首，西班牙、高卢、帕加马尽归罗马。扩张给罗马带来了财富和荣耀，但也埋下了暴力和腐败的种子。行省总督权力膨胀，跟随总督征战的士兵日益变成总督的“私兵”，总督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巨头。而来自东方行省的财富、美色和政治文化也侵蚀着共和国的根基。政治贿赂横行。共和国官员越来越喜欢模仿东方君主的派头。庞培自我标榜为新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和安东尼拜倒在埃及艳后的石榴裙下……共和国的理想与传统已被政客抛于脑后。
同时，罗马城中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贵族老爷住在装有“空中浴池”的别墅里大啖蚝肉，很多平民则蜗居在合租的公寓楼里挣扎求生。阶级斗争变得白热化。斗争各方不断突破政治底线。宣扬民粹的保民官鼓动支持者冲击甚至焚烧元老院；执政官寻求成为独裁官，并进一步寻求终身执政；对立的政治派别不再诉诸选票、法律和辩论，而是诉诸暴力——从元老院中的互殴到街头械斗，最后升级为内战。自由与和平已无法共存。为共和辩护的西塞罗和加图不敌手握重兵的安东尼和屋大维。军事巨头收拾了乱局，将和平再次带给了罗马，但同时，也将奴役带给了罗马。元老院沦为橡皮图章，共和国名存实亡。
本书以恺撒跨过卢比孔河为切入点，描绘了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壮阔和血腥的历史。这是一个群雄并起、政治转型的大时代，充满了权力争夺、政治阴谋、阶级斗争和残酷内战。书中登场人物众多，不仅有苏拉、恺撒、庞培、西塞罗、安东尼、屋大维等政治巨人，也有男扮女装的政治小丑、坐在鱼塘边垂钓“躺平”的失意政客以及为了共和舍生取义的刺客。他们共同演奏了一曲走向帝制的变奏曲。
作者介绍
汤姆·霍兰（Tom Holland，1968—），英国著名历史学者、著名历史畅销书作家，英国古典协会会员，毕业于剑桥大学，取得了英语、拉丁语两科一等荣誉学位，曾任英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大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咨询委员会主席。
霍兰已出版十余部作品，包括小说和历史非虚构作品。他的代表作《卢比孔河》和《波斯战火》出版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卫报》《观察家报》等多家媒体评选为年度图书。《卢比孔河》荣获了赫塞尔-蒂尔特曼奖，并获得了塞缪尔•约翰逊奖提名。《波斯战火》荣获了朗西曼奖。他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千禧年：世界的终结与基督教王国的锻造》《剑的阴影下：争夺全球帝国的战争与古典世界的终结》《主宰：西方思想的形成》等。
霍兰曾为BBC第4频道改编过《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维吉尔》等历史节目，还是该频道《创造历史》节目的主持人。他还翻译过希罗多德的《历史》，该译作被收入“企鹅古典系列”。他于2007年荣获古典协会奖，该奖主要授予“在促进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及文明的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部分摘录：
起初，在有共和国之前，罗马由国王统治。塔克文（Tarquin）是一个傲慢的暴君，关于他，有一则古怪的传说。有一次，他在宫殿里被一名老妇人叫住。老妇人手中抱着9本书，表示要把书卖给塔克文。塔克文指着她的脸放声大笑，因为她开的价码高得令人发笑。老妇人没有降价，不发一语转身走了。她烧了3本书，然后重新出现在国王面前，再次表示要把剩下的书卖给他，开价和原来一样。国王再次拒绝，只是这次心里有点不踏实。老妇人又离开了。塔克文变得神经紧张，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宝贝。所以当那个神秘的老妇人第三次出现时，他赶紧把书买下，哪怕这次只剩3本书，付的却是9本书的金额。老妇人拿了钱之后便消失了，从此再也没人见过她。
她是谁？因为她的书包含了一些神准的预言诗，罗马人很快便意识到它们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女人：西比尔（Sibyl）。但这个答案只会带来更多问题，因为有关西比尔的传说光怪陆离且令人困惑。由于相信她曾经预言了特洛伊战争，人们围绕她是否为10个女先知的集合体，是否长生不老，是否注定活过上千年而争论不休。有些更精明的人则怀疑她不存在。事实上，关于她只有两件事情比较确定：她的书确实存在，以细长的古希腊文写成；另外，这些书里面包含一些关于未来的预言。罗马人拜塔克文迟来的慧眼所赐，得到一扇可以窥见未来的窗户。
但这些书对塔克文的帮助并不大。公元前509年，他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当时，国王（打从罗马建城起）统治罗马已经超过200年，塔克文是第七任国王，也是末代国王。[1]随着他被驱逐，君主制度被推翻，一个共和国取而代之。此后，罗马人民对“国王”的头衔近乎深恶痛绝，每次听到都会发抖和摇头。“自由”是驱逐塔克文的政治口号，从此被尊为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与标准。为防止再次出现暴君，共和国的创建者制定了一种卓越的制度。出于谨慎，他们将国王的权力平分给两位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每人任期不能超过一年。他们称之为执政官（consul）。[2]执政官位居其他公民之上，两人互相监视，这体现了罗马共和国的指导原则：不容许有人再次单独掌握最高权力。然而，执政官职位虽然看似一个创新，但它和罗马人的过去大有渊源。君主政体也许被废除了，但其他事情改变很少。新的共和国根源于遥远的过去——常常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例如，执政官这个职位的一项特权，是他们的穿着仿照以前国王所穿的镶着紫色边的长袍。他们求神问卜时采用的占卜仪式在罗马城市建成前便已存在。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显然也参考塔克文留下来的3本书：那3本非常古老且很可能出自西比尔手笔的预言书。
由于它们所包含的信息非常敏感，罗马人把它们视作国家机密来保存。偷偷抄写它们的人会被装入麻布袋并扔入海中。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例如有非常可怕的不祥之兆显示共和国将遭逢灾难时，人们才被允许参考这些预言书。一旦其他手段用尽，一些得到特别授权的官员（magistrate）就会到朱庇特神庙，把受到最严格保护的预言书拿出来展读。卷轴展开后，他们用手指滑过褪色的希腊文，努力解读出预言的寓意，并找到平息上天怒气的最好方法。
方法总能找到。罗马人虽虔诚却讲究实际，对宿命论毫无耐性。他们有兴趣知道未来只因他们相信，这样更能改变未来。天降血水、大地裂开并喷出火焰、老鼠吞吃金币，罗马人认为这些怪事就像讨债，警告他们亏欠了诸神。为了偿债，他们也许需要引入一种外来的宗教仪式，祭拜某个未知神明。不过，更常见的做法是复旧：执政官赶忙找出一些被忽略的传统，并予以恢复。回归旧时的做事方式，共和国的安全就可以获得保障。
这是深入每个罗马人心底的信念。在建立后的那个世纪里，共和国反复被社会动乱、大众对扩大公民权的要求和持续的宪制改革所折腾。但在这种波涛汹涌的变动中，罗马人一直表现出他们对变迁的厌恶。有趣的是，在共和国的公民看来，破旧立新是不祥的。罗马人虽然讲究实际，但只接受包装成诸神旨意或古代习俗的创新，不会为了追求新奇而接受新奇。罗马人有着程度相同的保守性格和灵活性格，保留那些被证明为有效的制度，修改那些无效的制度，又郑重其事地保存那些已成为累赘之物。共和国既是一个建筑工地，也是一个垃圾场，罗马的未来就这样建立在其过去的杂乱之上。
罗马人未把这种情况视为自相矛盾，反而视之为天经地义。为了延续祖先的传统，他们还在城市里投入了哪些东西？有些外国分析家倾向于把罗马人对传统的虔诚看成一种“迷信”，[3]并把它诠释为统治阶级愚弄民众的把戏，但这种解释误解了它的本质。罗马共和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希腊的城邦反复被内战和革命粉碎，而罗马却对这类灾难免疫。虽然罗马共和国在出现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历经许多社会动荡，但它的公民从未血溅街头。希腊人何其容易地把公民权的理想化为诡辩术，反之，对一个罗马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公民权的理想更神圣和更珍贵了。毕竟罗马人倚赖它来定义自己。共和国（republic）的含义正是公共事务（res publica）。只有看见反映在公民同胞眼中的自己，一个罗马人才会真正明白自己是人。
另一个方法，则是听到人们呼唤自己的名字。在共和国里，优秀公民就是被公认优秀的公民。罗马人未将道德卓越和好声望区别开来，两者都用同一个词表示，即honestas。获得全城人的交口赞誉是对个人价值的终极测试，也是唯一测试。这就是为何每逢心怀不满的公民走上街头，他们要求的都是获得更多荣誉和荣耀。每次发生公民骚乱，新的行政官职位便会设立：公元前494年，设立了市政官（aedile）和保民官（tribune）；公元前447年，设立了财政官（quaestor）；前367年，设立了司法官（praetor）。职位越多，责任范围便越大；责任范围越大，获得成就和赞美的机会便越大。被赞美是每个公民最渴望的，而被公开羞辱是每个公民最害怕的。防止罗马人的竞胜之心沦为自私野心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意识——意识到自己总被监督着。虽然追求卓越的竞赛总是很激烈，但没有无教养及虚荣心存在的余地。把个人荣誉置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之上，被认为是野蛮人的行为，甚至更糟糕，被视为国王的行为。
所以，在和其他公民的关系上，罗马人被教导应该为公共利益节制竞争的本能。不过，在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却没有任何这一类抑制。“罗马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渴求光荣、贪恋赞美。”[4]罗马人对荣誉的饥渴总为他们的邻居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他们的军团把效率和冷酷无情结合起来，常让对手毫无心理准备。当罗马人进攻一座城市并遇到顽强抵抗时，他们习惯在破城后杀光所有他们看到的生物。罗马军团留下的瓦砾堆总混杂着人尸、狗头和牛的断肢。[5]罗马人的杀戮不是出于冷血野蛮，而是战争机器运作的一环，目的是让敌人胆战心惊。他们为军团服务的勇气来自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对罗马共和国天命的信仰——每位罗马公民自小便被灌输这样的感情，所以他们的战争方式特别凶狠。
即使如此，意大利的其他城邦要过一段时日才会认识到罗马人掠食者的本质。在共和国存在的头100年里，罗马人为征服离他们城门10英里[6]范围内的城市费尽心思。这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最凶猛的掠食动物一样有其婴儿时期。通过抢劫牛只及与山地部落发生小规模冲突，罗马人逐渐发展出称霸和杀戮的本能。到了公元前4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主人。接下来几十年，他们向南和向北进军，粉碎一切反抗势力。共和国以惊人之速扩张，到了公元前3世纪60年代，已囊括整个意大利半岛。对于那些恭顺臣服的城邦，罗马不吝赏赐，但对那些敢于反抗的城邦则与它们奋战到底。任何罗马人都无法忍受让自己的国家丢脸，他们为了挽回颜面，再大的痛苦也会忍受，直至反败为胜。
很快地，共和国必须在一场名副其实的生死战斗中证明这点。与迦太基人的战争是它有史以来最艰苦的战斗。迦太基是一座闪族殖民者建造的城市，地处北非海岸，主宰地中海西部的商路，拥有的资源至少不亚于罗马。虽然它主要是一个海上强权，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与西西里的希腊城邦一再交战。现在，随着罗马人抵达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西西里的军事局面平添了一个变量。不让人意外的是，岛上的希腊人很愿意让罗马共和国介入他们与迦太基的持续纷争。同样不出所料的是，罗马共和国一旦介入，便拒绝按照游戏规则行事。公元前264年，罗马把一场有关条约内容的小争吵升级为全面战争。虽然缺乏海军传统，又在行动或风暴中损失了一支又一支舰队，罗马人还是坚持了20多年，并在承受惊人的伤亡后终于打败了迦太基。根据战败后被逼签署的条约，迦太基全面撤出西西里。罗马则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海外帝国的核心。公元前227年，西西里成为第一个罗马行省。
共和国的战线很快就拉得更长了。迦太基固然被打败了，但并未被粉碎。失去西西里之后，迦太基人把注意力转向西班牙。他们打败了盘踞在山区各处的凶悍部落，开始开采半岛上的贵金属。迦太基人凭着采矿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了向罗马人报一箭之仇的本钱。这时，迦太基最优秀的将领对罗马人的本性已有深刻认识，知道与罗马的全面战争势不可免，若不彻底摧毁罗马的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胜利可言。
汉尼拔（Hannibal）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公元前218年率领一支迦太基军队从西班牙出发，穿过高卢南部并翻越阿尔卑斯山。他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显示自己远胜对手，而且三次大败罗马大军。在坎尼（Cannae）的第三次大战中，汉尼拔歼灭了8个罗马军团——这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灾难。按常理和当时战争的常规，罗马被大败后，应承认汉尼拔的胜利并设法求和。然而，它在灾难面前仍桀骜不驯。于此危急存亡之秋，罗马人很自然地向西比尔的预言寻求指引。他们按预言指示，将两名高卢人和两名希腊人活生生烧死在市场。不自由，毋宁死——罗马人以这种惊人的野蛮行为，表明为了保全他们城市的自由会无所不用其极。
年复一年，罗马共和国不屈不挠地把自己从毁灭边缘往后拉。更多的军队被招募起来，西西里守住了，罗马军团征服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帝国。在坎尼之战15年后，汉尼拔遇到了另一支罗马军队，这次是在非洲。他被打败了，迦太基不再拥有足够的人力来继续抗争，而当它的征服者提出和谈条件时，汉尼拔建议同胞接受。不同于坎尼之战后的罗马共和国，汉尼拔不会让他的城市有被摧毁的危险。尽管如此，罗马人从不曾忘记汉尼拔是他们遇到的最像他们自己的敌人，从不曾忘记他的军事成就和他的野心。多个世纪之后，他的人像仍伫立于罗马城中。尽管迦太基大势已去，它的行省、舰队和远近驰名的战象一律被收缴，罗马人仍害怕迦太基人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这种仇恨心理是他们能给予一个异国的最大恭维。迦太基虽已顺服，但仍不被信任。罗马人望向自己的灵魂深处，把他们毫不留情的态度归因于他们最大的敌人。
此后，他们再也无法容忍任何威胁他们生存的强权。与其冒这种险，他们感觉自己完全可以对任何发展得太强大的潜在对手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类对手很容易找，太容易了。甚至早在和汉尼拔交战前，罗马共和国就养成了偶尔派兵远征巴尔干半岛的习惯，它的官员在那里可以恣意霸凌小国王公并重新划分边界。罗马人骨子里喜欢到处展示力量，这点意大利人早已领教过。但对于反复无常并喜好争吵的希腊众城邦来说，这是犹待学习的一课。它们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在它们和罗马相遇的早期，共和国的行为完全不像一个传统帝国。罗马军团会像闪电一样突然袭来、大打出手，又以同样突然的方式离去。不管这些不定期的干预有多凶猛，罗马在其他时日却看似对希腊事务完全失去了兴趣。就算出面干预，它跨过亚得里亚海、介入希腊城邦的争端时仍是一副从事维和行动的态势。这些行动的目的不像是要兼并领土，而是要清楚确立共和国的威望并教训地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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