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改进物体、想法和现状时，他们更倾向于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因此，人们可能会直接用加法来解决问题，不去考虑做减法的解决方案可能更好。参与者之所以鲜少提出减法方案，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方案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压根没有考虑到这些方案。这可能解释了我们为何会受困于一些问题，包括超负荷的时间安排，制度性的繁文缛节，以及对地球的破坏性影响。如果不做出改变，我们就会错失许多让生活更充实、机构运作更高效、地球更宜居的途径。减法主张“少即是多”。减法是实现“少”的过程，但这与“少做事”是不同的。事实上，要实现“少”往往要做更多或者想更多。因此，减法不意味着极简主义，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或者反对技术，也不意味着尊奉某种闲适之道。《减法》这本书探讨了人们喜欢做加法的深层原因，并提供了一套反常识的减法思维法则，帮助我们规避思维陷阱，实现富足的人生。
作者介绍
莱迪·克洛茨（LeidyKlotz） “减法”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其关于“减法”的文章登上了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封面； 弗吉尼亚大学副教授，共同创立并指导了弗吉尼亚大学的融合行为科学计划。该计划从事并支持应用型的跨学科研究； 曾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一项非常有竞争力的奖项——“早期职业生涯发展奖”(CAREER)。该奖项是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INSPIRE计划颁发的首批奖项之一；同时，他还获得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竞争性研究资助； 为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兼具影响力的决策者们提供咨询，并与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自然》杂志的子刊《自然——可持续发展》等机构合作； 《行为科学家》杂志的专栏作家，也为《科学》《自然》等期刊杂志撰稿。
部分摘录：
“少”的真谛 和埃兹拉用乐高积木搭一座桥，我突然间灵光乍现，一下子领悟到了“少”的真谛。由于桥体两端的桥塔高度不一，桥没法架上去，我便转身抓了一块积木，想加到矮一点的桥塔上面。但是，当我转过身时却发现，3岁的埃兹拉正从高一点的桥塔上拆下一块积木。面对高低不一的积木桥塔，我首先想到的是增加矮塔的高度，而看到埃兹拉的做法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要搭建一座平稳的桥，降低较高桥塔的高度更快捷，也更高效。
自从当上教授之后，我一直试图把对“少”的兴趣由单纯的思考转变为可行的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我研究了建筑物和城市如何减少能源消耗，从而降低引起气候变化的废气排放量；我研究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研究了它们的使用者和设计师。[1]后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设计师身上，发现设计师往往会寻求心理捷径，即使这些捷径无法带来最理想的结果。这些捷径包括：锚定不相干数字[2]，不假思索地接受默认选择[3]，以及设计时被其他样板左右[4]。然而，我仍然无法从建筑物和城市的研究中展开对“少”本身的探索。
埃兹拉搭积木的方法，使我对设计的思考转到了更为基础的层面。那就是在我家客厅里，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场景，这个场景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积木来改变。当埃兹拉做出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时，我才意识到，“少”其实是一种最终状态，达到这一状态靠的正是减法。
埃兹拉的积木桥不仅使我的研究重点从“少”转移到了减法，还给我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法来分享和检验我的这一发现。于是，我便随身携带着埃兹拉的桥塔模型，找学生进行实验，看他们究竟会像埃兹拉那样减少积木，还是像我那样增加积木。结果，所有的学生都增加了积木。
我还与其他教授分享了这座乐高积木桥，其中一位是加布朗埃勒·亚当斯。她教授公共政策与心理学，我和她同时任职于弗吉尼亚大学。我接受这份工作，是为了有机会能和研究预设环境之外的人类行为学者共事，而亚当斯在职场政治、伦理过失、致歉与原谅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过研究成果，这恰好满足了我的需求。她过去的辉煌成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她现在得一边应付多余的新员工入职培训，一边照顾夜哭的宝宝，这让我深表同情。于是，我开始劝说她和我一起工作。
我试着把自己对“少”的兴趣和亚当斯的研究联系起来：赶走差劲职员可以改善职场政治环境。我还试着把“简单”和亚当斯对环境的关心联系起来：所需材料更少的设计，可以让人类在不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得到不断的发展。我甚至还把“简单”和流行趋势联系在一起：蒂姆·菲利斯在他的《每周工作4小时》（The 4-Hour Workweek）一书中提到，我们本可以略过那些新员工入职培训。[5]亚当斯每次都会听我把话讲完，但她也不清楚哪个想法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亚当斯不到30岁就被Poets&Quants网站评为“40岁以下最佳教授”。[6]如果做研究没有明确的想法，她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荣誉的。
恰好这次埃兹拉搭积木的举动（他其实和大人一样，并不太可能会做减法），给我和亚当斯的会面提供了思路。我从书包里拿出乐高积木，摆在亚当斯的桌子上，让她来搭一座桥。
因为她聪明过人，加之我们此前也探讨过“少”的问题，我猜测她可能一眼就能看穿搭桥过程中的玄机。然而，她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一样，也是在矮塔上加了一块积木之后再把桥搭上去。
我兴奋地告诉亚当斯，埃兹拉是拿走一块积木后把桥搭起来的，这让亚当斯恍然大悟。她的反应让我意识到，我们应该让更多人了解这一问题，而不需要像我那样在割草机后面踱着步，或者陪孩子玩上几个小时的乐高之后才有所发现。亚当斯问道：“哦，所以你想知道我们是否忽略了减法，却没有想到减法也是改变事物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我正在考虑的问题。
乐高、实验室及其他 当亚当斯弄清楚我提出的问题之后，便决定同我一起进行研究。她还说服了另一位研究心理学和公共政策的教授本·康弗斯加入我们的团队。亚当斯明白，我们最终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很少使用减法，所以她想让本的专业知识派上用场——本是人类判断与决策这一基本思维过程领域的专家。
亚当斯给研究生上实验设计的课程。本也喜欢搞实验设计，他与同为心理学教授的搭档亚当斯就是在一次实验设计的研讨会上相识的。
我和许多父母一样，怀疑所有的心理学教授都会对自己的学龄前孩子做延迟满足的棉花糖测试。[7]棉花糖测试简单来说就是：在最初的测试中，每个孩子会分到一颗棉花糖，并被告知如果他们几分钟后没有吃，就能再得到一颗。一些孩子耐心地等着，另一些孩子则迫不及待地把糖吃了，奖励当然也就泡汤了。对这群孩子的后续研究表明：等待第二颗棉花糖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得分更高。[8]产生这种联系的原因还不明确，所以，不管你的学龄前孩子有没有立马吃掉棉花糖，都要继续教育他们。你需要知道的一点是，本不仅对自己的孩子做过棉花糖测试，还肯定让他的搭档也跟着做过。所以，这就是你想要的研究人员，准备好大干一场吧。
我和本、亚当斯的首次研究用的也是乐高。我们让研究助理在校园内招募过往行人，然后陪同有意愿的参与者前往工作站。[9]在工作站的小桌上放置着乐高搭建的积木结构，而更多的积木块则散落在一边。积木结构有两个，一个是由8块积木构成的，另一个则是由10块积木构成的，每个结构都安在一个长、宽各为8块积木的平板底座上。参与者可以选择对其中一个结构进行改造和调整。
每名参与者按自己的想法改变积木结构，然后由研究助理来计算增加、移除或移动积木的总数。在改造后的结构中，只有12%的积木块数量有所减少。
或许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仅限于乐高。我们想要搞清楚的是，在其他场景中，是否也会出现这种较少使用减法的情况？如果不是，又会出现怎样一些场景？
在实验中，我们还让参与者改变音符的随机“循环”。增添音符的人数大概是删除音符人数的三倍；我们让参与者修改一篇文章，扩充内容的人数也大致是删减内容人数的三倍；我们还让参与者改变一种含有5种食材的汤的配料，而90名参与者中只有两个人减少了食材种类。
不过，如何确定我们是否制造了不鼓励使用减法的实验场景呢？例如，在我们对写作行为进行研究时，也许最初提供的写作样本本身缺少关键信息，因此必须增添内容。虽然我知道我们并非有意抵触减法，但和心理学家一起工作后，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为确保我们并没有无意识地鼓励参与者使用加法，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的方法，即把创建场景的任务外包出去。这次，我们依然用乐高进行实验，而初始结构也是随机搭建完成的。最终，60名参与者中只有一个人减少了积木数量。接下来，我们又让另外的参与者独自搭建初始结构。最终，只有5%的人选择了减少积木数量。同样，在写作实验中，我们为了避免参与其中，让一组参与者自行创作初始文本。这些参与者先对一篇文章进行总结（内容是在一个停车场地下发现了理查德国王的遗骸），完成之后，我们让另一组参与者对总结进行修改。实验结果发现，只有14%的人让总结内容变得更加简短。
无论初始的场景由我们团队创建，还是在随机过程中创建，或是由他人创建，人们都在大肆地做加法。
接下来，我们创建了一个鼓励使用减法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参与者需要对一份华盛顿特区一日游的行程进行修改。根据这份行程，游客要在14个小时内不间断地游览白宫、国会山、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美国国家植物园、老邮局、福特剧院；他们还将参观林肯纪念堂、二战纪念碑和越战纪念碑。此外，行程活动还包括参观博物馆、购物以及在五星级酒店享用午餐。不考虑华盛顿的交通状况，景点间的往来时间就将超过两个小时。
参与者可以看到初始行程分为两个阶段：上午8点至下午3点，以及下午3点至晚上10点。他们可以在拖放式的界面上，通过重新安排、增加或者减少活动来更改行程。但最后，只有25%的参与者减少了游览项目。
搭桥、写作、烹饪、制定行程——我们的研究表明：加法比减法使用率更高，这一现象非常普遍。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概括，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用加法会比用减法更多一些？
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需要设计一个与情景无关的实验，即观察到的所有行为都不能用与该研究相关的东西来解释。我们想要观察人们是如何改变一个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人们先前并没有任何经验，因而也不会有什么习惯或倾向影响研究结果。这样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们在乐高、汤料配方，以及写作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也适用于其他情况。
当本加入我们的团队时，我们还挑选了一名和他一起工作的博士后学生，他叫安迪·黑尔斯，现任密西西比大学教授。在没有研究减法时，他研究的是排斥与可复制性的最佳实践。安迪平日里悠闲自得，但一旦开始设计研究、做研究，或者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批评时，他就和打了鸡血的本一样。我真是太幸运了。
在协助我们完成一些早期的研究之后，安迪便成为探索情景无关实验的主力成员。他通过迭代研究构建了6种不同的栅格模式（如图1—1所示），现在，假设你是一名实验参与者，做做这项小测试吧。
你的任务是调整中间黑色线条左右两边的图案，使它们互相对称：将一边的方块拿起来盖在另一边的方块上面，直至两边完全对称重合。要求是调整方块的数量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