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丢人现眼的酸爽时刻，可你知道人类为什么会产生尴尬这种感受吗？所谓的尴尬时刻，又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呃，尴尬？除了找条地缝钻进去，我们能用什么有效方法化解这种感受，或者让自己直视这种感受？ 大众科普网站“我们的科学”联合创始人、《纽约》杂志前心理与健康高级编辑，将带领我们踏上一段从“社死”到“复活”的妙趣旅程。看完本书，或许你以后就能轻松笑对你所遭遇的每一个尴尬时刻。说到底，一旦能放声嘲笑自己，你就自由了。
作者介绍
梅丽莎·达尔，《纽约》杂志前心理与健康高级编辑。2014年，她与人共同创立了大众科普网站“我们的科学”（The Science of Us），有多篇科普文章刊登在杂志《父母》（Parents）及网站“今日新闻”（TODAY.com）等主流媒体上。
部分摘录：
1969年，人类学家埃德蒙·卡朋特（Edmund Carpenter）和摄影师阿德莱德·德·梅尼尔（Adelaide de Menil）访问了新几内亚，研究居住在巴布亚高原的拜阿米部落（Biami）。后来结为伉俪的卡朋特和梅尼尔带着一项明确的使命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与拜阿米人共处的时光将为“穿梭一万年的媒介史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正如卡朋特后来所写的那样：“我想观察……当一个人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现在镜子里、照片里、屏幕上，当他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会发生什么。”
正如那段话所暗示的，卡朋特特别为这座小岛上的人所吸引，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几乎可以肯定，还没有一个拜阿米人看到过自己全身的倒影。拜阿米人只有小块的镜子，当然也没有照相机，而且他们家乡的河流环境也不足以呈现出清晰的倒影来让他们正儿八经地欣赏自己。卡朋特写道：“我怀疑拜阿米人是否清楚地看到过自己。”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影子来估计自己的身材和体形，但是卡朋特推断，他们对自己长相的了解大多来自部落里其他成员的评论或行为。不管是好是坏，卡朋特和梅尼尔的到来都会改变这种情况。他们带来了摄像机、宝丽来相机、磁带录音机和镜子，让拜阿米人能看到自己的样子、听到自己的声音。
根据卡朋特的报告，当拜阿米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时，他们表现出了这位人类学家后来用于为其论文命名的“部落人对自我意识的恐惧”。换言之，他们吓坏了。看到自己的整个身形出现在一面大镜子里时，“部落成员的反应是一样的：他们低下头，捂住自己的嘴巴”。他在报告中写道：“他们被吓呆了，在最初的震惊反应之后……他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盯着自己的样子，只有腹部的肌肉泄露出内心巨大的紧张。”
拜阿米人第一次在磁带上听到自己的声音时也有类似的反应。“磁带录音机让他们吓了一跳。”卡朋特在他的文章中回忆道，“当我第一次打开它，回放他们自己的声音时，他们就跳开了。他们明白那些话的意思，却没有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大声回击，既困惑又惊慌。”这是第一次，每位部落成员头脑中的“我”的概念与他们在其他人眼前呈现出的样子并立在一起。卡朋特写道：“除了物理上的自我，人类还拥有一个符号自我，这种观念广泛存在，甚至可能普遍存在。镜子证实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它还揭示出符号自我存在于物理自我之外。符号自我突然间变得清晰、公开、脆弱，人类最初的反应可能总是创伤性的。”
由于恐惧很快变成了着迷，拜阿米人克服了最初的疑惧。“在短短几天内……他们开始大大方方地在镜子前打扮自己。”卡朋特观察道，“在短得令人惊讶的时间里，这些村民……就自己拍视频，互相用宝丽来相机拍摄照片，没完没了地玩磁带录音机。”尽管如此，卡朋特还是被他们最初的强烈反应吸引了。他思索着：
当镜子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很容易忘记自我发现、自我意识是多么可怕。但是在新几内亚……镜子仍然会产生常与自我意识相伴而来的强烈焦虑——那种部落恐惧。
当人们只能通过别人的反应了解自己，然后突然间，第一次通过某些新技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清楚地看到自己时，他们常常会感觉非常恐惧、非常兴奋，以至于做出捂嘴、低头等动作。
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失去身份。新几内亚人的说法是失去灵魂，但其实是一回事。这是他们对任何突如其来的尴尬、任何突如其来的自我意识的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人类学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卡朋特的报告，他们同样质疑拜阿米部落的成员是否真的从未见过自己的倒影。但即便这只是一则寓言，它也构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在他的著作中，卡朋特的话语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一种被称为“视频通话整容”（FaceTime Facelift）的新兴整形手术项目。2010年左右，这是一个网络编辑和电视新闻制作人都无法抗拒的“热门话题”。我是很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我与这两种人都密切合作过。到2012年春天，华盛顿特区的整形外科医生罗伯特·西加尔博士估计，在他每年见到的约100个要求整容的来访者中，有差不多1/4的人是因为厌恶自己在视频通话中的样子才走进他的办公室的。“他们会说，‘我不爱看自己视频聊天时的样子’，”他在描述这种手术的视频中说，“‘我的脖子看起来又粗又肥。’”
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忧，西加尔设计出了新的手术方法，类似于标准的颈部提拉手术，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个手术的切口是在耳朵后面，而不是在下巴下面，这意味着疤痕会被隐藏在你的视频聊天对象看不到的位置。西加尔说，视频通话的问题在于，它就像一面“类固醇上的镜子”。卡朋特这篇关于拜阿米部落的文章写于苹果手机问世的40年前，但他似乎说对了：2010年左右，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技术”，迫使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清晰地看待自己”。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想了解自己。我们记录自己行走的步数；我们痴迷于记录极其详尽的子弹笔记（bullet journals）；我们花69美元来测试自己的DNA；我们对新闻网站上的性格小测验嗤之以鼻，却还是老实作答。对了，我的性格更像《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弥桑黛，你的测试结果是哪位女士呢？
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自知只能看到有限的自己。你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别人看待你的方式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心理学家菲利普·罗查特（Philippe Rochat）称之为“无法逾越的鸿沟”（the irreconcilable gap）。这个词对我来说还是相当新鲜的，但它描述的那种感觉不是。想想那些被我们认为“令人尴尬”的情景：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一张自己的丑照；向老板要求升职。在这些情况下，你认为你所呈现给世界的样子被迫与现实世界看到的你的样子狭路相逢。你本不在意你的声音，直到你听到自己的录音；你觉得自己挺好看，直到一张你自己毫无吸引力的照片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你自认为是一个领导者，但你的老板仍然当你是初级职员。这些情景让你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尤其是当别人对你的看法赶不上你的自我评价时。
以视频通话为例，几十年来，视频通话一直被认为是科技领域的“下一个热门事件”，但普及速度却远远没跟上许多专家的预测。专家们预言这项技术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贝尔实验室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推出了当时技术最尖端的视频通话服务——可视电话（Picturephone）。6年后，贝尔在匹兹堡的8家公司里安装了38台这样的设备，这样一个开端还算是说得过去，但贝尔对视频通话设备有着宏伟的计划：他展望，到1975年全美国将有10万台处于应用状态的设备，到1980年将达到100万台。
期望虽高，可视电话却彻底失败了，原因有几个，成本是其中之一。在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一通视频通话每分钟收费27美元，约合今天200美元。在公司总部，工程师罗伯特·拉齐是为数不多的在办公桌上安装了可视电话的人之一，但他只接到过老板阿诺·彭齐亚斯的来电。“我觉得它很令人尴尬，”拉齐这样描述这台设备，“因为我不得不盯着他看。”40年后，美国电话电报（AT＆T）公司的历史学家谢尔顿·霍克海瑟也表达了与拉齐相似的观点。他猜测这款电话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并不能完全确定人们愿意在电话上被人盯着看”。
几十年后，像FaceTime这样的新一代视频聊天应用也让人体会到了同样的不适感。根据谷歌最近的一项调查，大约1/6的美国人说他们避免使用视频聊天应用，因为它让人觉得“无礼”。你应该往哪里看？看镜头，也就是看向对方的“眼睛”？还是看屏幕上对方真正的眼睛（这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在看旁边而不是在看他/她本人）？还有，难道就没有人会因为对方的脸撑满了屏幕而感到厌恶吗？那样就好像你俩隔着令人不自在的仅仅10英寸(1)亲密距离面面相觑。
此外，人们对自己在视频聊天中的样子非常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或许觉得“视频聊天整容手术”听起来很极端，那么要知道，从《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到《悦己》（SELF）杂志等众多出版物都发表过针对视频通话的指南，向读者提供一些如何在视频聊天中显得更有吸引力的非手术建议。有那么一阵子，似乎FaceTime在2010年秋天随着iPhone 4一同问世，验证了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一书中关于“视频压力”（videophonic stress）的预言。这种压力“还有可能变得更糟，你可能会变得过分虚荣，如果你特别在意自己的脸面，也就是其他人眼中你的外表的话。而且不开玩笑地说，谁会不在意呢？”
许多年前，菲利普·罗查特乘地铁时，一群年轻女士带着一沓刚刚冲洗出来的照片上了车，那些照片是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拍下的。她们聚成一团，越过彼此的肩膀翻看那些照片时，“在车厢里引起了一阵骚乱”，他在2009年出版的《心念他人》（Others in Mind）一书中如此回忆道。当某位女士看到一张有损自己形象的照片时，就会将它一把夺走，试图不让朋友们看到。某个年龄段的读者可能会由此回想起，这就是“脸书”出现之前你要求朋友去掉他们给你贴上的标签的方式。罗查特是埃默里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关注自我意识，所以那天在地铁上，他以科学家的眼光观察着那群人的滑稽动作。
“这些女士的行为固然很顽皮，”他后来写道，“但那种行为背后的力量和紧张是非常强大的。”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年轻女性看到自认为的丑照时尖叫抢夺的样子似乎令他觉得有趣，但文中也格外强调了，她们的行为启发他联想到了自己目前正在思考的理论：“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和他的母亲聊起她最近接受的白内障手术后，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她突然看清了周围的世界。”他在电话里用令人愉快的瑞士法语口音（他来自瑞士日内瓦，师从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对我说，“她在恐慌中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她路过镜子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真正的样子，她完全被吓坏了。”她现在可以看到，她比自己想象的要老得多。罗查特自己现在也已经60多岁了，他了解这种感觉。他告诉我，年纪越大，越会觉得自己比在镜子中看到的人年轻得多。
我们的通话变成了他的迷你讲座，他向我解释了衰老和外表的意义，我感觉自己有点儿像是被拽进了一道音频版本的“无法逾越的鸿沟”。在他看来——哦，听来——我肯定比我的实际年龄年轻。在做记者的这些年里，数百次采访经验让我了解到，我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一次，我采访了一位心理学家，探讨那些害怕飞行的人的心理。我不记得他想表达什么了，但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说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这个年龄的人对‘9·11事件’还有没有印象。”那是在2014年，我29岁。2001年9月11日那天，我16岁。是的，天啊，我已经老到能记得住“9·11”了。
现在，我是个30多岁的美国女人，这意味着我能体会些许眼看自己容颜老去而引发的沮丧和焦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特别在意眼睛下面的细纹，我觉得只要睡几个好觉它们就会消失，可是它们没有。最近我才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现在的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