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文化散文合集，作者亲自梳理自己从写作初期开始的全部作品，结集为一册，这些作品围绕着文学与历史两条线索。文学如酒，历史如茶，都是作者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文字书写历史，通过历史探究人生。
第一部分“大家们”，是启蒙作者写作的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如鲁迅、黄仁宇等，这些大家们的写作风格与思考方式至今影响着作者。第二部分“我的文学青年生涯”，记录作者如何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位“职业作家”。第三部分“我与历史写作”，则阐述了作者如何走向专业史学研究之路，并且记录这一路指导与引领他的老师们，包括戴逸、葛剑雄、秦晖等。
作者介绍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部分摘录：
鲁迅和周作人的文学天赋，都与这位祖父的遗传及培养有关。
周介孚是翰林出身，自然文笔优长。后来，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他的时候，考语是“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
他著有一本诗集《桐华阁诗钞》，还有一本名为《恒训》的家训。这本家训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有一些阐明大道理的小故事写得如同《聊斋志异》一样精彩可读。
他的读书品位和普通老夫子也颇有不同，不喜读高头讲章，而喜读小品文[3]，祖父指导鲁迅兄弟读书时，主张可以让孩子们多读小说，如《西游记》等。这一主张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开明甚至惊世骇俗的。另外，他高兴的时候，还会带孩子们去看戏，或者给他们讲故事。这些无疑对鲁迅兄弟一生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虽然鲁迅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但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却念念不忘，他说：
他的影响却也并不是全没有，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
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诗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
三
祖孙俩性格之强毅也非常相似。
周介孚说，“予性介”。确实，周家并非世家，家计不丰，甚至请不起老师，能在这样的家庭里科举成功，并且成为翰林，没有点奋斗精神是不可能的。
介孚公幼年时家贫好学，无资延师，经常就三台门族房书塾中，趁塾师讲解经义或教授时艺，辄往旁听。一塾一塾的挨着听过去，其时各房族经济充裕者多，各延师设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特予参差先后，原意就是为使各塾就学子弟可相互听讲，以宏造就。介孚公也是趁机进修，他天资高，易于领会，收获最大。族中人誉之为“收晒晾”（即乘便得利的意思）。[4]
鲁迅继承了祖父的这种奋斗精神。他在家道破落的过程之中，依靠个人的发愤挣扎，才得以走出家乡，获得留学资格。
周介孚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极有恒心和毅力，一个表征是他记了一辈子日记。周建人回忆，祖父的日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无独有偶，鲁迅一生也是不间断地记了数十年日记，方式也与祖父一模一样。“（鲁迅）日记以毛笔竖写在印有丝栏的毛边纸稿纸上，一九二一年以前用的是每张十八行的‘乌丝栏’稿纸，一九二二年以后用的是每张二十行的‘朱丝栏’稿纸。……共计二十五本。”[5]
周介孚的日记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而鲁迅的日记也是临终前一天才停止。
周介孚一生最重大的事件是那场轰动朝野上达天听的科场案。事发之后，审案官员为了大事化小，向上汇报说他精神有问题，神志不清。周介孚却毅然呈供自己精神完全正常，并且当堂揭发质问为什么某某和某某都行贿考官平安无事，只有我倒霉？搞得审案官下不来台。
入狱之后，有一次臬司到狱中点名，犯人按例都应答“有”。臬司因为周介孚以前也做过官，算是官场前辈，点到他的名字时特意站了起来，以示尊敬。没想到他却恨恨地回了声“王八蛋”。“可见他的倔强气魄。”[6]
犯人出狱时，狱卒照例会来敲诈上一笔钱。周介孚被释放时，狱卒也前来伸手。周介孚明白这一套，拿起门闩就打，打得狱卒抱头而逃，他还在后面追了一段，才恨恨地停下脚步。
鲁迅一生“不怕鬼”，敢于并乐于与各色人等争斗，临终前仍宣布一个也不宽恕，这些都颇似祖父的风格。[7]
四
人类心理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往往并不喜欢与自己个性过于相似的人。鲁迅对他的祖父正是如此。
“在周氏三兄弟中，真正在个性、性格上承袭了祖父遗风的，恰恰正只是鲁迅。”[8]
周作人、周建人的回忆录中，都多次写到祖父，既指出他的缺点，也论及他的长处。只有鲁迅，虽然写了很多回忆早年生活的文章，多到能汇成集子，但是绝口不提这位对他一生有极大影响的祖父。
1919年，鲁迅返回绍兴迎接家人移居北京。三兄弟卖掉了祖宅，并处理了很多无法携带的生活杂物。关于如何处理祖父的日记，兄弟们产生了分歧。周建人说，有些东西，比如账目、课本和一些不重要的书籍，一股脑儿放在火中烧了。但是，“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周建人在鲁迅面前一再表示他对于祖父遗物的珍惜，建议鲁迅把它们带到北京，作为传家之宝。可是鲁迅却说，里面记的无非是娶小老婆等无聊的事，没有任何价值。在鲁迅的坚持下，祖父那些文笔娟秀的厚厚的日记都被烧成了灰烬。周建人遗憾地回忆道：“这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
吴俊分析说：“如果说鲁迅在形成这些个性心理倾向的过程或最初萌芽时，祖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是非常明显和深刻的话，那么，第一个遭到鲁迅这种心态还击和报复的人，恰恰也正是他的祖父。……从这件事中，我能够想象并似乎看到了鲁迅因报复了祖父对自己的虐待而感到的那种充满了复杂感情却又是带有恶意的心理快感。”[9]
第二篇 鲁迅的公务员生涯 一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鲁迅是二十五岁（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幻灯片事件受到刺激，弃医从文，投入文学事业，发愿要用文学唤醒国人。
而事实上，鲁迅直到三十七岁（1918年），才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10]
那么，三十七岁以前的鲁迅主要在做什么呢？
做公务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做“官”。
辛亥革命是“海归”们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一个关键契机。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本来只是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化学老师，绍兴一“光复”，他马上被委任为“浙江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
然而上任不过两个月，1912 年初，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了。他的朋友许寿裳从南京给鲁迅来了封信，说他已经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请他到南京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
鲁迅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前往南京。
1925年，鲁迅回顾当年从政的心情写道：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却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三十四岁中了进士，步入仕途。鲁迅进入教育部这一年是三十二岁，与祖父相仿。
有趣的是，祖父中进士时向朝廷申报的年龄是二十七岁，少报了七年[11]，目的是将来多做几年官。而鲁迅进入教育部时，也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一岁，动机也是相同。[12]
从地方奔赴首都的鲁迅，怀抱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志向。绍兴人天生有从政基因，何况周家本是官宦世家。乡人也都认为鲁迅从此要“阔”了。数年后鲁迅回乡接母亲时，邻居“豆腐西施”就对他说：“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可见此次鲁迅出仕，亲戚邻里们都认为是周家中兴的开始。[13]
二
民元初创的教育部，机构相当精简，一共三个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每个司下面有两个到三个科，全体人员不过73名。
刚到南京，鲁迅的职务是“普通教育科科员”。数月后，国民政府北迁，鲁迅也随之北上，半年之后即获升迁：官阶被定为“佥事”，实职则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这个科长，不同于今天的科长。因为鲁迅的顶头上司是司长，所以按今天的级别，应该算是处长。
至于官阶“佥事”，则比今天的处级还要高。“佥事”是民国沿用清末的官阶名，在清末，佥事为从四品[14]。
所以鲁迅的官位，如果从品级看，相当于清代的从四品，也就是现在的副司局级。从职务来看，相当于今天的处长。在佥事之下，还有主事、技正、办事员、录事、工友等级别[15]，因此晋升之后的鲁迅在教育部是正儿八经的中层领导，在部中日常事务有人负责给他跑腿[16]。鲁迅认为这个官还是比较“大”的。后来1926年7月的一天，已经久不到部的鲁迅到部里办事。“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鲁迅因此感慨道，“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进入仕途后，先是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外放做了几年江西金溪县知县，后来回京任从七品内阁中书。综而较之，与鲁迅的这个官位大体相当。
因此获得这个任命的时候，鲁迅是相当兴奋的。1912年8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17]当天晚上，鲁迅约好友钱稻孙、许寿裳到广和居欢宴，“每人均出资一元”，在当时属于非常阔气的一餐。饭后回家，日记记载“归时见月色甚美”。这种反映心情的景色描写在鲁迅日记中是极罕见的。五天之后第一科科长的委任状颁下，鲁迅当晚又“大饮于季市之室”。[18]
后来鲁迅在与陈西滢等打笔仗的时候，因为陈氏讽刺他是“区区佥事”，鲁迅回击说：
据我想，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钻谋补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
从这些叙述可见，鲁迅对这一职务是相当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