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出我国古代从唐朝的杂报、宋朝的小报、明朝的报房和京报、近代外国列强在我国的办报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直至中国共产党红色报刊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报刊发展简史。此次出版在原版基础上新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报刊发展史内容，主要根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及《方汉奇文集（增订版）》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电脑网络、电子信和发展中的电子报刊》《互联网络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的文章整理而成。
作者介绍
方汉奇（1926—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导，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已出版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新闻史的奇情壮彩》《报史与报人》《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等12种，已发表新闻史论文250篇。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一次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获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及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1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12月在中国传媒大会2009年会上被评为“共和国60年传媒影响力人物”。2017年9月，获吴玉章基金委员会颁发的“吴玉章奖终身成就奖”。
部分摘录：
《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历史上叫作“甲午战争”。这次战争以清军惨败而告结束。此后，帝国主义各国开始在我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我国。面临严重的外患，我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895年，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应试的一千多名举人［1］给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上书，要求变法。当时，维新派的力量还很小，不少人对维新派的观点还不大了解。维新派的首领们都感到有必要组织政治团体，创办报纸，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以便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和参加他们的活动。同年8月17日，维新派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因为这个报名和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报纸名称相同，所以在刊印四个月以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它是第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每天出版一小册，由梁启超和麦孟华担任编辑，内容有关于地理、商业、农业、矿业、财政、军政、教育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论文，还有国内外新闻的综合报道。这些材料大多是从外国报刊上摘录下来的，由编者重新改写，每期发表一两篇。篇幅长的文章则分期连载。在这些文章里，每篇都有几百字的议论，论述维新派的观点。
《中外纪闻》自己没有印刷设备，只得委托出版京报的民间报房用木刻活字代为排印，外形同一般京报非常相象。它创刊初期，每期只印一千份，后来增加到三千份。
《中外纪闻》的出版使不少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知道了不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有些人还接受了它的影响，由同情变法而逐渐地参加了维新派的活动。
强学会的上海分会也在1896年1月12日创办了《强学报》。这个报名反映了创办这个刊物的宗旨，那就是：研究中国自强的学问。《强学报》用铅字排印，每期只登几篇论文，宣传变法维新，不刊登时事新闻。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的出版，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敌视。在北京，顽固分子不仅拒绝收看《中外纪闻》，而且追查报纸的来源。当他们知道这个报纸和康有为的关系以后，就指使一批官员向皇帝告状，要求查禁。《中外纪闻》终于在1896年1月20日被清政府封闭。上海的《强学报》也在顽固派的破坏下，只出了三期，就被迫停刊了。不久，强学会也被迫解散。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出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开创了议论时政的风气。这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起了一些动员的作用。
强学会被迫解散以后，维新派的首领们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他们又掀起了改良运动的高潮。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由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办的鼓吹变法的报刊多达二三十种，最有名的是在上海出版的《时务报》。
《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是个十日刊，每期二十多页。《时务报》的主要编辑是梁启超，他是维新派的首领之一，也是当时著名的报刊政论家。
《时务报》刊载的文章以政论为主，主要撰稿人除梁启超外，还有徐勤、麦孟华、严复等人，他们全面地宣传了维新派的思想观点。《时务报》支持过上海人民反对法国租界当局的斗争，谴责过洋务派大臣们的媚外活动。但是，同所有维新派的报刊一样，它还幻想某些帝国主义强国会帮助改良派实现变法，对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击也十分软弱无力。这是由它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所决定的。
《时务报》的读者主要是同情变法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刚创刊的时候只发行四千多份，半年以后就增加到七千份，一年以后达到一万三千份，最多的时候曾经发行到一万七千份。这是当时我国报纸发行的最高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