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布雷特·安德森的私人回忆，也是传奇英伦乐队山羊皮的完整历程。 摇滚乐队总是容易走上同一条老路，重复相似的故事。布雷特·安德森在这本他曾说过不会写的书里呈现了风格迥异的叙事。从20世纪90年代横空出世，到2003年宣告解散，安德森在书中历陈了山羊皮乐队生涯的重要时刻，并以坦诚的态度评述了乐队的成与败。对于音乐产业与流行文化，他也做出了极富洞见的评论。 在乐队生活之外，安德森也回望了自己曾经支离破碎的生活，他潜入内心深处，向我们展现了真诚、犀利而敏感的自我。
作者介绍
布雷特·安德森 | Brett Anderson 英国颇具影响力的摇滚乐队山羊皮乐队主唱。 1967年出生于伦敦与布莱顿之间的无名卧城。1989年组建山羊皮乐队，从此开启了一段如过山车般的疯狂岁月，安德森在本书中回顾了这段“从奋斗到成功到自我毁灭，最后回到原点的旅程” 。
部分摘录：
狭小的浴室里，掉漆的墙壁正在崩裂，石膏涂层被潮气侵蚀，墙皮片片剥落。一小块霉斑用灰白的真菌绣着精致的金银丝帛，犹如一片手绘的小森林，正沿着藏灯的凹槽蔓延。从墙上一扇模样狰狞的镶板窗户望出去，可以望见侧屋涂着密封胶的黑色屋顶，更远处有几排砖房，房子后面是一个个长满荒草的杂乱花园，里面堆满了生锈的旧自行车、滚筒烘干机和废弃的残破家具，俨然成了垃圾倾倒场。墙面的残漆上，受了潮、胡乱裁剪的图片被小片的蓝丁胶粘在一块一块的霉斑之间。破口的浅浴缸里，一只水龟在囚禁他的瓷釉曲面上来回打转，跳着一支沮丧的旋转舞。浴室的门开向一条没有光线的小走廊，走廊又向外连着一个天花板很高、边缘嵌着装饰线的房间——房内烛光旋转，火焰明灭，墙壁在摇曳的黑影里时隐时现。松动的落地窗在咔咔作响，越过锻铁阳台与诺丁山穆尔豪斯路的灰泥外墙隔空相望。厨房灯不时闪烁的微光映出了某个古怪夜行动物的身影，正在进行私密的夜间例行仪式。门楣上悬挂着形状怪异的玻璃珠；灰蓝色脏沙发旁的小边桌上，一丛变褐的洋蓟被遗忘在豁了口的瓷碗里，渐渐脱水。我们周围到处散落着半空的瓶子、撕开的里兹拉牌（Rizla）香烟盒和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刚刚过去了一个漫长的夜晚，这一夜大部分时间我都和老朋友艾伦(1)在一起抽烟，兴奋地聊天，反复倒带，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献给鸟儿》（To The Birds）的样带，直到最后这场仪式变成了走火入魔、停不下来的单曲循环，我们迷失在自己漫游的思绪里，隔壁的邻居们则发着牢骚，翻来覆去，用枕头捂住耳朵。世界在缓慢流转，我们的人生正在重组。在无聊的俗世之外，我们可以窥见一个不同的未来，希望与可能性在其中闪闪发光——怀着这种意识，我们连续数小时坐在这里，听着歌闲扯，握筹布画，憧憬明天，感觉到期望的绳索在我们之间牢牢打结。
于是我坐下来写这本我曾说过不会写的书，讲述我曾说过不想讲的故事。我猜该来的终究会来。除了一种想要被人倾听的幼稚需求，一种渴望向全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自我炫耀式的冲动，我好奇还有什么动机牵着我这么做。无数个清晨，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反复思忖此事，我向自己保证，这一次我仍要尽力避免去写你我都读过太多次的书。摇滚乐队大多容易走上同一条老路，历经同样的艰苦跋涉，碰到同样的关卡，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就如同一只青蛙的生命周期早已由上天注定，所以乐队的传说总免不了蒙上一层宿命的氛围，尤其是最后一章的结局早已为人所知。因此，我在本书中要反其道而行，尝试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里提取一些要素，延伸开来以揭示更广阔的图景，并审视自己从奋斗到成功再到自我毁灭，最后回到原点的旅程。我将在叙事过程中探讨某些施加于我的作用力，如果可能，再顺便揭露一下有关那套机器的真相——它呼呼运转着，创造出人们在电台里听到的那些乐队，人们却往往看不见它的存在，尤其是正在被它塑造加工之人。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不自量力，然而我的故事早已被媒体过于勤恳地记录在案，显然无须用传统的形式再复述一遍，我只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宣告某种所有权，独家呈现这故事的第二部。值得注意的是，后见之明能借给你一双事发时与你无缘的慧眼。如今回望那段犹如疯狂过山车般的青葱岁月，我已能直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就像在旁观别人的经历一样。然而彼时的我却彻底陷了进去，主观得难以置信，我的脸仿佛被人紧紧摁在玻璃上，离得太近以至于看不清任何真相。正因如此，本书将不会再续写第一部那本尘封蠹蛀、书页卷角的青春成长小说，相反，我要讲一个风格迥异的故事，钻研一下在我周围碾轧多年的齿轮机器，希望为自己也为他人解答几个问题，弄清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为什么发生。
就这样，时代一个趔趄，然后冲刺进入1990年代初期，山羊皮乐队从出租屋的残骸里闪亮登场，抖落庸常生活的鸡毛蒜皮，走出了启发我们早期歌曲的安静废墟之景。然而，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夜成名”。我曾有一次将我们的事业轨迹形容为“一架婴儿车被推下山坡”，如今看来这个隐喻依然贴切。不知为何，我们的路一直都走得坎坷而失控，甚至略有点惊世骇俗。我想我们四个人就是坐在婴儿车里的“小孩”，迎着扑面而来的烈风惊声尖叫，跌入滚滚车流。
当然了，在提速之前，我们还要在卡姆登地下世界（Camden Underworld）和伊斯林顿发电所（Islington Powerhaus）之类的地方度过许多个难挨的夜晚，站上一间又一间小酒吧内室的舞台，努力征服一拨又一拨嘟嘟囔囔的人群——与我们对峙的是黑压压一片抱着臂的看客，一帮阴沉可怕、牢不可破的黑色牛仔裤军团，一张张冷硬的面孔上分明写着“请打动我”四个字。然而一旦来到了加速的临界点，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终于能放任自流，委身于裹挟着我们前进的必然之势——那股让人战栗的浪潮已然发展得比我们更加壮大。我并不是指有某个“运动”正在形成，因为事实就是没有，我们依然在孤军奋战，若要说我们是某种前锋，那也只是一人之队的前锋。这些年来，音乐史以其一贯肆无忌惮的方式微妙地改写了自己，以使过去的记录符合当下的真理。想当初，我们脚蹬破了洞的鞋，顶着一头染坏了的乱发，身上散发着碧缇丝（Batiste）免洗喷雾的气味混合死人衣服(2)的甜腻麝香味，辗转于各个舞台，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所有乐队成就大业都必不可少的脆弱根基：歌迷基础。社交媒体要等到多年以后才会出现，在那个“口碑”一词完全停留在其字面意义的时代，“成名”的唯一途径就是去现场，用你汗漉漉的肉体去挤压前排观众，去感受那一双双油腻、湿黏手掌的蠕动，接着是针对你磨破的灯芯绒裤子臀部的舞台报道。当我们开始谨慎地将网撒向伦敦之外后，生平第一次，我们乘着租来的米白色福特全顺（Ford Transits）隆隆奔驰在高速公路上，向着坦布里奇韦尔斯轰隆俱乐部（Tunbridge Wells Rumble Club）和布莱顿快攻（Brighton Zap）等目的地前进。那段日子，旅行无论多么卑屈或乏味，都是件新鲜事，所以在路上颠簸的感觉犹如一场奇妙的冒险：抽着丝卡（Silk Cut）香烟，吃着加油站三明治，我们的朋友查理·查尔顿（Charlie Charlton）载着我们沿M23号高速公路一路飞驰。我们常常在那小货车的后车厢里放一块发了霉的旧垫子，去的时候，我们坐在上面兴奋地叽叽喳喳，回来路上，我们则抱着廉价红酒喝到断片；只有马特(3)会坐在前面，在查理身边吞云吐雾，努力让他保持清醒。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玩乐队很刺激，感觉很男人，又像是在混帮派。在那段醉人的日子里，演出还未因无休止的重复丧失乐趣，乐队给了我们一种强有力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恰恰来源于“与众不同”这个定义本身，就好像你因此逃脱了凡俗，成了一群漏网之鱼。我们沿着环形公路穿梭在卫星城镇(4)之间，靠沃克斯（Walkers）薯片和尼古丁度日，完成一场接一场的试音，与此同时，轻微的热度开始积聚。
在巡演的间歇，裸体唱片公司（Nude Records）的索尔(5)给我们预订了北伦敦的协议录音室（Protocol Studios），并找来一位名叫艾德·布勒（Ed Buller）的制作人，为我们录制第一张正式EP（迷你专辑）。我们计划做一张双A面（double A- side）EP：两首A面主打歌曲分别为《溺水者们》（The Drowners）和《献给鸟儿》，附加一首《我无法满足的一个》（My Insatiable One）。艾德听过我们几首小样，觉得很喜欢，然后过来看了我们的现场演出，并恰到好处地夸了我们一番，将我们做的音乐与他从小听到大的那些广受爱戴的1970年代摇滚众神相提并论。他是旧学院派出身的制作人，很热血，一根筋，形象也很怪诞，喜欢用紧身的黑西装包裹自己，外披长大衣、系着围巾在控制室里大踏步地走来走去、高谈阔论，活像卡通画里的疯狂作曲家，或是下一任的“神秘博士”(6)。在录音期间，他就像一位热情慈爱的长辈，一步步引导我们，打磨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了录音室这个陌生的游乐场。他很爱讲些让人捧腹的八卦逸事和圈内笑话，调剂了我们的日常，也将所有人牢牢地凝聚在一起，为我们日后延续数十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制作人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因人而异，艾德的长项则在于擅长与人打交道，尤其擅长激励与他合作的乐队。他属于那种能给你安全感的人，让人感觉很稳。我一直觉得与山羊皮的合作对他而言不只是工作关系，想必他也知道，我们把他视为山羊皮这个奇特小家庭的一员——如果说我们是几个迷途的孩子，那他就是一位稳重的父亲。他懂得如何将我们团结起来，鞭策我们行动，因为他了解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弹性，能适可而止地将我们逼至濒临断裂的极限，从而引领我们完成日后定义了山羊皮的作品。在他手中，我们的音乐被提炼出更多的1970年代摇滚元素，我想这也影响了后来音乐媒体对我们的认知。换成其他制作人，可能会更偏重我们通过现场演出磨炼出的更本质、侵略性的一面，那样一来，我们兴许会被打造成更加“另类”（alternative）的乐队。不过对于艾德的决策，我们还是非常配合的，因为当时的我们狂热地怀着一种不失高尚的使命感，立志做出突破地下摇滚狭隘边界的音乐。年轻使我们狂妄自大，无论如何也要跟同时代那帮不入流的乌合之众划清界限。
可能有些读者不了解或是忘记了山羊皮出道时的大环境，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哪怕说当时的另类音乐已经跌入谷底，我想也不为过。石玫瑰乐队（the Stone Roses）无限期停止演出，“盯鞋运动”(7)也走到了死胡同，因此出现了一个真空，一群乌七八糟的蹩脚乐队就这样被吸了进来——他们爱穿短裤，唱歌像门外汉，只会标榜自己无聊的地下身份和中二的政治观，不值一看，毫无抱负，也早就被人遗忘了。我知道这么说恐怕会让路人觉得我既刻薄又可恶，我的看法可能也有点过于主观，但那时候的状况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荣誉感在驱使着我们去取而代之，而他们的存在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需要去反抗的偶像。每一代新乐队都会贬低上一代的前辈，且从某种俄狄浦斯式的意义上来说，新乐队的责任就是要消灭旧乐队。必须经过“弑父”这一行为，他们才能抽离出来，获得自我定义，就像曾被流行乐唱到深入人心的世代冲突主题的一个缩影——死亡与重生，两者是不间断的连续统一体。至于我们，我们想要上述乐队不具备的一切：脆弱、活力、野心、超群，于是我们将这份宣言里的所有信条都贯彻在《溺水者们》EP收录的三首歌里。我们拿到的预算很少，这意味着只够完成很基本的录音流程。尽管怀有雄心壮志，我们毕竟是一支年轻的乐队，艾德明白他必须捕捉到年轻人未经雕琢的原始悸动，所以《溺水者们》最终并没有太偏离我们现场演绎的版本，只是多了几处人声和吉他的原带加录(8)、一把大提琴以及几个邦戈鼓伴奏。不过我认为艾德这几手处理非常英明，带出了此曲的抑扬顿挫，也让它成为我心目中山羊皮音响效果最佳的录音室歌曲之一。《献给鸟儿》有点受累于我们的天真——第一次进录音室的乐队都会犯的典型毛病。在这首歌里，我们抵不住诱惑，加入了有序变调的吉他循环(9)，破坏了它本应有的浑然天成之感。至于《我无法满足的一个》，说起来其实有点马后炮。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它当回事，直到唱片发行后它开始在媒体上获得关注，并被莫里西(10)翻唱之后，我们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它的可贵。其实我早就知道莫里西去过我们早期的几场演出现场，甚至还有小道消息说曾看到他出现在卡姆登宫俱乐部（Camden Palace）的观众后排，在我们登台演出时拿着笔在一本便笺簿上草草记着什么。很难说他是不是在记那首歌的歌词，但不管怎样，有一天当我在波特贝罗市场(11)一带闲晃，一位卖私录卡带的摊主不声不响靠了过来，将一盘录自莫里西一场瑞士演唱会的磁带塞进我汗湿的手心，我还是禁不住大吃一惊。回到公寓以后，我听了他唱的这首歌，一时间感觉难以言喻。我记得他的版本好像去掉了原歌词里的脏词，另外，他的乐队显然没能破解原曲的降E调降调调弦法(12)，即便如此，听到那把陪伴我度过少年时代的嗓子反过来将我写的歌词唱给我听，对我而言无疑像是施了一道魔法。更重要的是，我早年的音乐偶像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一帮做音乐的人，他们对我的意义远超于此。他们不仅帮助我在人生路上找到方向，还影响了我的政治观，指导我的着装打扮，甚至还告诫我什么东西不能吃。所以在听到我的作品被我的偶像之一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唱出口的那一刻，我的感觉妙不可言，但又有些许困惑，就好像看见老师最终被他的学生超越了一样。我还记得在一个午后，穆尔豪斯路下着蒙蒙细雨，我躺在发霉的紫色床单上聆听那首歌，沉溺在一种胜利与伤感交织的异样情绪里。事后看来，把《我无法满足的一个》降格为B面曲开了一个坏头，接下来我们还将做出接二连三的误判，将许多经典歌曲流放到无人问津的唱片背面，不仅埋没了歌曲本身，还间接导致专辑因它们的缺席而失色。但话说回来，我们也有自己的考虑，有意要大材小用：我们希望自己的每一分付出都配得上人们的关注，甚至可以说，B面尤其需要让人眼前一亮。我有充分的理由推断这是从史密斯乐团那儿继承的传统——他们有一段时期的B面曲目全是上乘之作。正因如此，做乐迷的体验才充满了惊喜，就好像乐队在用一份礼物来奖励你投入的热爱，而我们正是想让自己的作品维持这样的感觉，力求创造一场让人屏息的探险之旅。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如果把《我无法满足的一个》《献给鸟儿》《他死了》（He’s Dead）和《大日子》（The Big Time）收进去，我们的出道专辑绝对能更上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