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将引导读者穿过优雅而灯光昏暗的历史走廊，到达位于北海之滨的荷兰首都的深处，探寻这座名城的过往。这里的人们既经历过17世纪“海上马车夫”创造的辉煌，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忍辱负重的黑暗低谷。
本书通过一段段闪回的历史片段串联起千年来阿姆斯特丹的光荣与哀伤。作者细腻地描写了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各色人物的悲与喜，用微末小事勾勒出历史大潮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在运河的淤泥中发现的中世纪鞋子、一位神父日记中的荷兰独立战争、一名女仆与画家伦勃朗的他乡悲剧、18世纪小冰期的致命冲击、被“特别车次”送往奥斯威辛的犹太人……
本书将为读者揭开覆盖在这座城市面孔之上的神秘面纱。
作者介绍
黑尔特·马柯（Geert Mak），荷兰记者、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曾两次被授予“荷兰年度历史学家”的称号，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头衔。他曾在《绿色阿姆斯特丹人》《新鹿特丹商报》和VPRO广播公司任职，并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城市问题特别教授。2002年，凭借对阿姆斯特丹做出的贡献，他获颁“艾湾奖”。本书曾被提名比利时金猫头鹰奖，并被译为德语、捷克语、匈牙利语和英语等版本。
部分摘录：
“历史始于大树的根部”，用这句话来形容阿姆斯特丹再贴切不过了。这座建立在荷兰艾湾的城市经历过发展的低谷，随后又再次崛起于世。
大部分亲历阿姆斯特丹发展历史的人都已逝去，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无从讲起，但留存下来的上千座建筑却默默见证了城市的演化，人们无数次从这些安静的房屋下发掘出城市发展的历史碎片。在老教堂广场红灯区的瓦尔姆斯大街一栋古老房屋的地基下面，建筑工人们发现了一对骨制溜冰鞋和一层14世纪夹杂着稻草的牛粪——牛粪几乎没有腐化。这些物品所属的年代较为久远，那时瓦尔姆斯大街还是一座大坝，而阿姆斯特丹仅仅是艾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不远处，人们还发现了一只木鞋，属于荷兰最古老的木鞋品种之一，需要在赤杨木上进行1 200多道切割工序才能制作完成。无独有偶，在库尔克广场一处停车场的施工过程中，工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几块厚重的墙壁遗迹，这些墙壁应当是早期阿姆斯特丹向外扩张时用来加固定居点的设施。在靠近莱顿大街的海尔恩运河附近，工人们在建造银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大批罕见的物品：一根磨坊梁、一块镶有玫瑰浮雕的银质奖章、腐朽棺材里的几块骸骨、一块角型药膏贴、几个煮水锅、大量油膏罐、一盏中世纪的石质墙灯和一只女鞋。这里曾是17世纪初黑死病患者的临时隔离所。数千名黑死病患者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时光。这些棺材、油膏罐、女鞋和银质奖章便是他们使用过的物品。
阿姆斯特丹城的地下一定混乱不堪，泥土中充斥着房梁、地砖、钉子、磨刀石、鱼钩、踢马刺、罐子、砝码、子弹、镰刀、罗盘、毛织品、亚麻布的碎片、硬币、纺锤、皮带扣、纽扣、项链、鞋子、钥匙、小刀、木勺、白蜡、骨头、油灯、朝圣者徽章、祷告图片、骰子以及手提袋。这些物品足以让我们了解一个中世纪小镇的发展历程，但每一个物件背后的小秘密还有待人们发掘。
数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并存着两个世界：一方面，街道上的熙熙攘攘是芸芸众生的日常，与之相对的另一方面，古老的城墙依然伫立，哥特式的修道院也未换门庭，磨坊厂风车和小教堂的木门仍旧嘎吱运转。城市下方掩埋了无数珍宝，也埋葬了被遗忘的先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他们的踪迹，也许是一个旧瓶子、一个烟斗头或是一些陶瓷碎片。20世纪70年代，因为修建地铁的缘故，南教堂附近的老房子被拆除。工人们在房屋的地窖下发现了大量骸骨，这使得一个墓地在两个世纪后重见天日。新市场的地下也发现了公元1500年前后荷兰造船工匠使用的斧锤、手套和大铁锅。人们推测这些工具是用来为船板涂油和填缝的。在城市深蓝色的运河泥沼下面，人们也发掘出了大量物品，有顶针、饰带、发卡、布料、铅印、钱包、纽扣、餐盘、眼镜、钢笔、假币、烟草盒、关节骨骰子这些日常用品，甚至还有一个骑士头盔的面罩。
然而，如果继续向地下深挖，我们很难再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只剩下曾经在阿姆斯特尔河岸潺潺低语的芦苇丛。公元1325年前后，这里形成了一个拥有港口、船队、民居、教堂、工人、妓女和市长的城市，而仅仅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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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城市相比，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这里没有军事驻地、寺院或者移民的历史，皇帝和国王也从未在此设立过审判庭。生活在18世纪的扬·瓦格纳（Jan Wagenaar）——阿姆斯特丹首批历史学家之一——曾写道：“阿姆斯特丹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被怀疑与不确定的迷雾包围。”因此，我们无法奢求当代人能够真正了解那些出土物品的来龙去脉。
人们在建造穿过艾湾的地铁和隧道时发现了一些罗马硬币。令人惊讶的是，在阿姆斯特尔河还挖掘出了一尊罗马皇帝的大理石半身雕像。在使用沉箱法施工时，人们发现了一枚罗马式胸针，据推测，应当是胸针的主人于公元纪年之初在维斯拜尔大街附近丢失的。因此，可以判断罗马人一定在那个时期来过这里。毕竟，数量可观的罗马军队曾在距离此地不远的费尔森驻扎过。在数世纪的时间里，多风的艾湾形成了罗马帝国广阔疆域的北方边界，但迄今尚未有人发现罗马人在阿姆斯特丹定居过的痕迹。人类在阿姆斯特尔河岸的早期活动仍然是个谜[1]。
尽管如此，确定无疑的是在公元200年之后，由于遭受洪水的多次侵袭，位于阿姆斯特尔河和艾湾河岸的低地地区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在上千年的时间长河中，这里变成了一个由小湖泊、溪流、柳树、灯虫草和沼泽植被覆盖的荒芜之地。这与人们熟知的荷兰境内那些小型自然保护区并不相同，它更像是一个扩大版的纳德湖自然保护区和博茨霍自然保护区。阿姆斯特丹便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法国巴黎建立了第一所大学，而威尼斯人已经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
关于阿姆斯特丹的起源有两个传说。第一个传说的主角是一位来自挪威的王子。他乘坐的船遭遇了一场海上风暴，他差一点就被野蛮的弗里斯兰人[2]杀害，在紧要关头，他被一名叫作沃尔弗特（Wolfert）的弗里斯兰人基督徒救下，两人乘坐沃尔弗特的小船逃走。但是在弗雷沃湖，他们又遇到了另外一场可怕的风暴。此时，王子许下誓言，如果他们幸存下来，他将在沃尔弗特的牧羊犬卧着的地方建造一座城市。筋疲力尽之后，他们昏睡了过去。醒来后，他们发现自己得救了，他们乘坐的小船被冲到了一块位于高处的干燥耕地上。此时，太阳正在头顶照耀，沃尔弗特的牧羊犬在一棵树下呼呼酣睡，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阿姆斯特丹。
在第二个传说中，一位猎人和一位渔夫在阿姆斯特尔河畔的沼泽地行走，不禁为未来感到担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妻子和孩子未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一只飞过的苍鹭同情他们的遭遇，突然冲他俩开口说话，建议他们在阿姆斯特尔河流入艾湾的沙地建造房屋。它说：“你们的房子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小村庄，小村庄会变为一个村落，村落会发展成为一个城镇，一个城镇会发展成为一座城市，而这个城市最终会统治整个世界！”[3]
这些是关于阿姆斯特丹起源的神话故事。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阿姆斯特丹真实的起源情况。
据我们所知，阿姆斯特丹的首批民居出现在12世纪晚期，它们建造在1170年和1173年大洪水之后形成的黏土层上。在那个时期，荷兰不是一块宜居的土地，因为这里遍布沼泽，到处都是连接大海的小湖泊。每当秋天暴雨来袭的时候，这些湖泊的面积就会不断扩大。
当时只有东边的霍伊地区和西边的沙丘地适合人类居住。这里的沼泽高低不平。时至今日，在艾湾附近的阿姆斯特丹依旧面临着地基不稳的难题，此处地下有几十米的淤泥层，下方便是艾湾最原始的土层。史前时期，当不列颠仍与欧洲大陆连接在一起时，这里或许还是英国泰晤士河的一个分支，湍急的水流连接着通往北海的河道。
公元1000年左右的荷兰几乎仍是一片荒芜，呈现出一种原始的景象。在霍伊地区和艾湾沿岸的沙丘地艰难生存的族群逐渐开始向蛮荒之地发起挑战。他们在河岸边建造了定居点，从树林和芦苇荡中清理出用于生存的土地，挖凿了沟壑用来排水。在这样一点一滴的努力下，这片几乎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农场绿洲。人们在这里种植了少量谷物，圈养了一些牲畜。定居者们随心所欲地生产着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些原始的农庄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在这些地区，基本上没有任何贸易活动。人们除了购买一些奢侈的物品以及支付租金和赋税外，基本上看不到货币的流通。生产活动严格按照性别划分：女性在家编织、播种、烘烤面包、晒盐、酿酒、制鞋、制作蜡烛、烧制陶器、熬药；男人们则负责干农活儿、饲养和屠宰牲畜、服役、造船（对于在水边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在阿姆斯特丹形成的早期，人们一直按照这样的劳动分工进行生产活动。
同一时期，即公元1000—1300年，一些原始村庄逐渐涌现出来。最早出现的是1063年的斯洛滕村，紧接着又出现了奥斯多普村、施伦伍德村、鲁伊赫德村、斯帕尔伍德村、老迪门村和老阿姆斯特尔村。这片原始村庄所在的土地实际上是“漂浮”在水面之上的，人们通过在土地上挖凿水渠来排干沼泽中的水。但与此同时，自然灾害仍产生负面影响，每一次洪水的侵袭都会使大量海水倒灌，形成许多内陆湖，如皮尔默湖、贝姆斯特湖、斯海默湖、拜尔默湖和哈勒默尔湖。这些湖泊时刻都有吞噬掉整片区域的危险。
因此，定居者们决定建造大坝以防止洪水的侵袭，于是便出现了阿姆斯特丹地区首座由当地村落自己筹资建造的大坝。受其影响，流入湖泊的潮汐海水被阻断，此前饱受海水倒灌之苦的艾湾南部地区完全被大坝保护起来。这条大坝有数公里之长，从霍伊开始绵延至此，沿着迪门和阿姆斯特尔河口一直延伸到哈勒附近的沙丘。如今，阿姆斯特丹的哈勒默尔大坝是这项工程留存至今仍肉眼可见的部分。完成这项工程对当时的人们而言，需要拥有巨大的魄力。为了阻止海水流入河口，人们年复一年地在河流两岸建造堤坝，锁住海水涌入的通道，为船只的航行和沼泽洼地的排水工程创造条件。正是由于这些堤坝的建造，才产生了如今我们比较熟悉的地名，例如赞丹、斯帕伦丹等，连阿姆斯特丹也是来源于此[4]。
这些位于河口三角洲的工程并未引起封建领主多大的兴趣，因为对于当时的荷兰人而言，这无非是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筑坝和排水工程。无论是建造大坝还是兴修水利设施，都需要完善的管理能力和足够的资金支持，但这两者在当时都是极为缺乏的。统治这里的封建领主对此并无多大兴趣，更多是当地的渔民和农民不得不采取的自救措施。建造并且维护这样的堤坝特别需要良好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因此在项目修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含“堤坝管理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每位成员都有一定的发言权，从而有助于提高工程的建造效率。事实证明，这种合作模式非常有效，人们团结起来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海水。其他问题与之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种沿海而居的人们在与自然环境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处理问题的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原始的分权和民主的合作模式，从而奠定了荷兰地区管理模式的基础，并最终形成了荷兰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文化。
阿姆斯特丹的周边地区通常被称作阿姆斯特尔，曾经是乌得勒支主教的领地。主教的权势很大，掌管的土地覆盖了当今荷兰很大一部分地区。此外，他还备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器重，在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日，皇帝经常会访问乌得勒支。
不过，对乌得勒支主教这般重要的人物而言，阿姆斯特尔这样一块荒芜之地无足轻重，因此，他通常会委托代理人或地方长官对这里进行管理。值得一提的是，代理人并不总是由贵族担任。一份公元1100年左右的文献中首次提到了一个叫作沃尔夫格罗斯（Wolfgerus）的人，他出身农奴，但被主教任命为地方长官。很快，他便利用荷兰封建领主与乌得勒支主教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更加独立的职位。他和家人最开始定居的地方就在这名主教管辖地区的农场中（大概在今天的老教堂一带）。
沃尔夫格罗斯死后，其职位由他的儿子埃格伯特（Egbert）继承，此后便由这个以阿姆斯特尔为姓的家族的子孙世袭。随着这片荒芜之地变得日益兴盛，这个家族的人逐渐开始自称为“阿姆斯特尔的主人”。不过，与其说他们是个贵族家族，不如说他们是一伙强盗。他们趁着乌得勒支主教权势衰微以及荷兰与外国之间摩擦不断的机会，夺取了对这片地区的控制权。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影响力从北方蔓延至荷兰南部。
他们定居的农场逐渐演变成一个简易的城堡，这座城堡并不奢华却至关重要，因为这片不毛之地一直受到肯纳摩人一次又一次的劫掠。根据编年史学家、僧侣艾格蒙（Egmond）的记录，其中最大的一次劫掠发生在1204年：一伙肯纳摩人毁坏了阿姆斯特尔大坝，导致周围的土地被海水淹没，并“彻底烧毁了阿姆斯特尔家族建造的‘漂亮房屋’，大火导致栽种在房屋周边的水果树也完全被毁”。不过，这场浩劫并未对阿姆斯特尔家族造成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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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曾有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每年新年来临之际，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剧院都会上演名为《阿姆斯特尔的海思布莱特》（Gijsbreght van Aemstel）的悲剧［可以称之为低地国家版的《哈姆雷特》（Hamlet）］。在这部戏剧中，17世纪的诗人约斯特·范·登·冯德尔[5]（Joost van den Vondel）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和阿姆斯特尔家族的灭亡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