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书收录王树增战争纪实系列作品四部，分别是《长征（上下）》《解放战争（上）（1945年8月－1948年9月）》《解放战争（下）（1948.10—1950.5）》《朝鲜战争（修订版）》。
作者介绍
王树增，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朝鲜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长篇历史随笔《1901》《1911》。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鲁迅文学奖等。
部分摘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开始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
当时，世界并不快乐。美国失业人口达一千五百万，罗斯福将一美元的价值降至了六十美分。苏联开始推行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资本家会选择战争来摆脱萧条。纳粹冲锋队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阅兵，希特勒预言德意志帝国将存在一千年。墨索里尼说“国家就是我”，意大利军队陈兵奥地利边境四十八万——而这一切对于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影响。真正令这个国家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长江流域的洪水使二十万人丧生，绥远、山西、陕西的地震又使七万人死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饥民多达五千七百万。当经济一败涂地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因利益分配失衡突发分化：反对蒋介石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拥兵自重，建立起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立的“第二政府”，由此引发了以抢夺地盘为目的的军阀混战。战火波及十多个省份，战场纵横绵延千里。为维持浩大的战争开支，自称为“政府”的军阀不断向百姓摊派名目繁多的赋税。战争刚刚开始，在主战场之一的河南，农民所负担的军费数目是本已十分沉重的田赋的四十倍以上，且各种税收已经提前征收到了一九三六年。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时，军费开支高达五亿多元，双方死伤人数在三十万以上。这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难民所——数千万为躲避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人数多达五十万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番号不同但心情同样绝望的伤兵混合在一起，徘徊于荒芜的田野与破败的城镇中。
然而，还是这个国家，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彭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她们肩上吱呀呀唱歌一样地响着。大路上，远远地开来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啦！”带领队伍的干部向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飞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啦，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是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充满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瑞金位于福建、江西与广东三省交界的偏僻之处，即使在大比例的中国地图上也很难被一眼看见。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里空前密集地聚集着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政权的反叛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职业革命家、旧式军官、流亡学生、破产商人、逃离婚姻者以及被生活压榨得无路可走的赤贫的农民。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陕甘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千多万。
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
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四个“省”和六十多个“县”，人口四百五十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赢利的百分之十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区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为工农争生存。
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
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的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
苏维埃，俄文COBET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了瑞金城北五公里处叶坪村的叶氏宗祠前。选择这里的理由是：敌机轰炸的时候会议代表可以迅速向附近的密林中疏散；另外，叶氏宗祠前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一千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六十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她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一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星；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星，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有“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
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
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六点整，两队司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致礼，然后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
同志们，你拖枪，我拉炮，
一齐向前扫！
阶级敌人真万恶，
努力去征讨！
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
保我苏维埃！
帝国主义反革命，
打倒国民党！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光明走！
你看黑暗已过去，
曙光在前头！
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