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世界名著大师课：美国卷》是世界文学领域的翻译家、权威学者们对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15部名著的深入解读，如《红字》《白鲸》《汤姆叔叔的小屋》《草叶集》《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了不起的盖茨比》《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飘》《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各名家从作者经历、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不同角度展开，对经典名著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解读，深入探讨了青春成长、梦想奋斗、人情财富、爱恨生死等紧扣现实生活的主题。例如，赵毅衡介绍了大诗人埃兹拉·庞德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典诗化入美国现代诗；陆建德通过分析海明威对大海、鲨鱼、马林鱼等描写，剖析了《老人与海》中蕴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海洋文化 ......
作者介绍
本套书的作者是世界文学领域的48位名家，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20所名校的外国文学、中文院系，包括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翻译家、各类文学研究奖项获得者，如王智量、蓝英年、柳鸣九、陈惇、叶廷芳、郑克鲁、郭宏安等。其中，美国卷由赵毅衡、季进、刘洪涛、刁克利、生安锋、陆建德、王敬慧、赵国新、但汉松、严锋十位名家撰写。
部分摘录：
《红字》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此时，宗教在西方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人类历史发展步入现代社会之前，宗教一直是西方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18世纪之前，西方政权的更迭都是与宗教捆绑在一起的，甚至在他们的历史、文化典籍中，也处处显示出宗教的影子。而这些宗教中最为重要的一支，便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如今世界上信众最多的宗教，与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也就是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地区。它建立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传道、死亡与复活，经典文献是《圣经》。基督教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分支，其中新教出现的时间最晚，它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中应运而生的。
研究西方文学，往往难以脱离宗教背景去看待作家、作品。《红字》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中叶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一个清教氛围浓郁的地方，而作者霍桑本人，也深受清教思想影响。
殖民地的建立，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宗教冲突有关。可以说，北美殖民地的开辟，是历史与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独特的地理、气候因素，西方很早就开始与海洋打交道，发展商品经济，并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制度，这也催生了相应的文化，形成了海洋文明。
5世纪左右，西方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近千年的压抑之后，人们解放天性的需求如同岩浆般喷涌而出，势不可当，终于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人们开始追求现世享乐，实现自我价值，这就唤起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生长。
到了15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具备了远洋航行的条件，人们开始去海外寻求财富。由此，西方逐渐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在当时，风靡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还掀起了一股“东方热”。
在这本书中，古老的东方被描述为一片繁华富庶之地，其中一个故事记录了一座位于日本的宫殿，这座宫殿居然是用纯金打造而成的。这种夸张的描述激起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强烈向往。于是，大批西方商人登上了轮船，前往东方寻找财富。
当时从西方到东方的商路很少，且必须经过直布罗陀海峡。但坐落在该海峡周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之后垄断了商路，不允许他国船只通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不得不开辟新的航路。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我们熟知的哥伦布就是其中一位。其实他的初衷不过是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商路，却偶然间发现了美洲大陆。
根据哥伦布随行船员的描述，他们登上了北美洲，看见了蓊郁的丛林、清澈见底的溪流。那里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论”，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无比敬畏。
这样一片远离世俗的伊甸园，为何会在后来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呢？
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17世纪的英国，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相较于其他国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较早，势力也比较强大。17世纪英国就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求资本家们通过不断拓展新的渠道来获得优质的商品以及广阔的商品市场。因此，英国在这时开始对外殖民扩张也就不奇怪了。
殖民地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宗教冲突。16世纪，欧洲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德国的马丁·路德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的势力日益壮大。新教中有一个派别叫加尔文教，在英国被称为清教。清教徒们对英国的宗教现状极度不满，他们认为，英国国教成了维护国王统治的工具，教会内部腐朽不堪，因此应当清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废除主教制。清教徒们还要求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节约，反对纵欲奢华。
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往往难以和平共处，尤其是当这信仰还与政治利益相关的时候。
清教徒的主张引起了天主教徒的强烈抵制，天主教徒对清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1620年，一批遭到严重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离开英国，前往北美大陆，也正是在这艘船上，他们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公约成为美国日后无数自治公约中的首例，它的签约方式及内容代表着“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治管理的方式，不再由人民以上的强权来决定管理”。清教徒开创了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结构，在王权与神权统治的时代代表着民主的信念在萌芽。
《五月花号公约》写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早期统治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清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由、开放的，但实际上，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美国清教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神运动，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是一种极端民主与共和的理论。
清教徒们在自己的祖国遭受迫害，对英国严酷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的不满，移民到北美之后，他们希望从此能够按自己的意愿信仰上帝。于是，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重视伦理和精神生活的社会模式。他们崇尚的自由，涵盖了广泛的道德含义。他们严厉地斥责和惩罚任何破坏和蔑视这种自由信念的行为。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霍桑在《红字》开头写道：“新殖民地的建设者，无论他们原意是怎样计划着人类美德与幸福的乌托邦，可总是从一开始，便在实际的需要中，认为一定要划出一部分处女地作为墓地，另外还划出一部分作为监狱的地基。”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海丝特会因通奸罪在众人面前接受审判，并且终身佩戴屈辱的红字了。
除了重视伦理、崇尚自由，清教徒还是创业精神的代言人。他们认为，人要想开创事业，必须要禁欲和俭省节约，并限制一切纵欲、享乐，甚至消费行为。他们崇尚商业和工业活动，在商业中诚实守信、珍视信誉、绝不坑蒙拐骗。清教徒企业家不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具有回馈社会的意识，担当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正，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教徒无论从事商业贸易还是生产耕种，都具有排除万难的勇气和信心，他们善于创造和创新，不断地开拓和征服。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后来被称为“清教徒精神”。
在这一批勤劳能干的英国清教徒的共同努力下，英属北美殖民地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并为之后美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面对“不伦之恋”，作者持怎样的态度 霍桑的人生经历与《红字》有什么关联吗？前面我们讲到，一批英国清教徒因为深受迫害，乘坐“五月花”号抵达了北美。而在这群英国人中，就有霍桑的五世祖。在他的影响下，霍桑的整个家族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
霍桑有两代长辈都曾担任马萨诸塞州权力机构中的重要职位。其中一位是马萨诸塞州殖民地议会的首任议长，名叫威廉·哈桑，因为参与迫害辉格党而臭名昭著。另一位是他的叔叔约翰·哈桑，曾任地方法官。169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镇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驱巫案”，约翰在该事件中担任法官，表现出了他的宗教狂热及残酷无情。
这样一个宗教氛围浓郁的家族，对霍桑造成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霍桑的一生深受清教影响。有人说，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是一生的，更何况是这种世代相传的家族风气。而且在马萨诸塞州这个地区，宗教与人们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有些时候，宗教甚至等同于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效力。
但另一方面，霍桑在年幼时就已经意识到，清教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残酷践踏。他对祖先们的某些行为感到羞愧，甚至深深自责，于是他在自己的姓氏Hathorne（哈桑）里加入一个“w”，变成Hawthorne（霍桑），以此将自己和罪孽深重的祖先区分开。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霍桑的作品中总是既带有清教主义思想，却又模糊地流露出一些反清教主义的倾向。这是不是意味着，认识到清教的本质之后，霍桑最终可以成长为一个反宗教的倡导者呢？恐怕不是的。相反，他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清教的影响。
我们必须认识到，霍桑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宗教教义基础上的道德观。对于祖先们的所作所为，他虽然感到愧疚，但这愧疚仍然局限于宗教范围内。清教思想中的“原罪”意识在霍桑的道德观中占据核心地位。对于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他尽管怀有同情甚或是赞颂的态度，却仍免不了用“罪”去定义它。
这种“原罪说”根植在霍桑的心中，深刻地影响着他此后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他认为每个人都有隐秘的罪恶，外表的纯洁不过是一种假象。所谓的正人君子，只不过是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形式把罪恶隐藏起来罢了。
无论是海丝特·白兰这样的殉道者，还是像罗格·齐灵窝斯那样畸形毒辣的人，无论是受人尊敬的牧师丁梅斯代尔，还是绞刑台前的普通看客，在霍桑眼中，几乎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只不过有些人的罪恶是公开的，如海丝特·白兰；有些人的罪恶是隐秘的，如牧师丁梅斯代尔；而更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如齐灵窝斯，他一直以受害者自居，被复仇的怒火烧昏了头脑，最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中之罪——摧毁他人的灵魂。只有海丝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女儿珠儿几乎是完美无瑕的，她象征着作者的宗教理想。
有了原罪，便要赎罪。霍桑主张通过善行和自我忏悔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从而得以赎罪。他认为自己祖先们的恶行也是一种原罪，因此他要不断地替祖先们赎罪。
《红字》的写作初衷便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这也反映在主人公们的命运中。海丝特·白兰出狱后，本可以到别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她不愿意离开新英格兰，因为这里曾是她犯下“罪孽”的地方，她应该在这里受尽人间的惩罚，洗清自己的罪过。
于是她搬到海边一座远离尘嚣的茅屋，在漫长的7年里，克服了孤独寂寞与他人的蔑视，靠刺绣和缝衣赚取微薄的收入养活珠儿，并不断接济穷人，积德行善。她的勤劳与善良终于减轻了她的“罪恶”，“净化”了她的灵魂，使她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尊重。
还有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作为一位牧师，在政教合一的新英格兰殖民初期，丁梅斯代尔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却因为自己的“罪行”，不仅受到疾病的困扰，还受到灵魂的折磨。极度的悔恨使他的心灵得不到片刻的宁静。他清楚自己的“罪孽”，但又不愿失去自己的名誉、信用和地位。多年来，丁梅斯代尔的良心一直不能战胜伪善、自尊和自私，只能用对肉体的惩罚来减轻自己灵魂的负担。
但是，肉体的痛苦无法使他净化自身，更无法使他获得心灵的解脱。在绞刑台上的最后一幕，丁梅斯代尔放弃出逃，勇敢地与海丝特、珠儿站在一起，当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揭去了自己正直清白的面纱，袒露自己掩藏在法衣里的红字，以生命为代价，与海丝特“用这一切悲苦彼此赎救了”。
霍桑通过丁梅斯代尔的悲惨经历告诫人们：“要真诚，要真诚，一定要真诚。即使不把你的最坏之处无所顾忌地显示给世人，至少也要流露某些迹象，让别人借以推断出你的最坏之处。”但这种强烈的宗教情结也导致了霍桑的唯心主义倾向。当时的社会正处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和调整。但在霍桑看来，技术的进步和各种先进机器的使用，不但不能改善社会的道德面貌，反而会使人陷入更深的“罪”的旋涡。霍桑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在物质生活中，而在人们心中。根据霍桑的观点，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都需要从“恶”入手，这种观点也在他的作品中被充分展现出来。
此外，在霍桑创作《红字》的同时，美国第一次妇女大会恰好在纽约州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女权主义者们提出了女性和男性财产权不平等的问题，他们指出当前法律和社会对待女性非常不公正，因为女性“一旦结婚，在法律的角度看如同死亡。他（丈夫）拿走了她所有的财产权，甚至她所赚取的工资”。他们提出，女性和男性应该平等地工作，以便从经济的层面摆脱对男性的依附。
在某种程度上，霍桑对于男女平权持有肯定态度。他塑造了海丝特·白兰这样一位特殊的女性。海丝特付出劳动，达到了经济独立，从而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重新书写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对于男女性别分工这个问题，霍桑的观点还是相当保守的。他为海丝特找到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让她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但海丝特所做的针线活本身却带有很强烈的性别色彩。在霍桑生活的时代，已经有部分女性开始挑战男权，从事在传统价值观念中男性才能从事的工作。但霍桑对这些“出格”的女性相当厌恶，并曾经因为看到女儿从事文学创作而大发雷霆，因此，他自然也不会为海丝特寻找某种超出女性领域的谋生方式。这也是霍桑思想上的一大局限。
因此，有人评价《红字》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混，这与霍桑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霍桑拥有那么多缺点，他的作品也不是那么尽善尽美，我们为何还这么推崇他和他的作品呢？借用雷塔·科·戈林对霍桑的一句评价：“霍桑在他小说中写的是他前面的时代，却也写的是他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读来发现他也写了我们的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霍桑虽然是19世纪美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但在他的文字中，已经隐隐流露出现代主义的某些特点。对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个人在时代中所处的状态，霍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
霍桑所生活的年代正值美国工业革命时期，这场革命给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家凭借敏锐的眼光和观察力，意识到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狂热追求可能会导致危机，他在《胎记》等作品中表达了对这种危机的担忧，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人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见解。在霍桑眼中，假使人们利用科学技术任意妄为，任由自己被欲望驱使，就会迷失自我，丧失良知。在霍桑所处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观念无疑具有前瞻性。
更加宝贵的是，霍桑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的矛盾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具体的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国家的处境，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的困局。霍桑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对科技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的思考，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甚至包括他对原罪的认识，对“恶”的探讨，也深入地透视和剖析了人性。因此，宗教主义的影响，既导致了他的局限性，同时也造就了他的深刻性。
另外，尽管霍桑对“恶”挖掘到了极致，但实际上，霍桑并不因此对人类失去信心，他在对人性善恶的思考中也表现出对善的追求。尽管他对人性之善仍然保持怀疑，可他愿意去相信并引导人们洗清自身的罪恶，不断向至善至美之境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