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利策传记奖得主，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追迹20世纪美国文学传奇“伯乐”珀金斯的非凡生涯。
美国出版史上，鲜有比麦克斯•珀金斯更具传奇色彩、更像谜一般的人物。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以激发作者写出其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致力于寻找时代新声、培养年轻作者，单枪匹马挑战几代人固定下来的文学品位，掀起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一场革命，并渐渐改变了“编辑”这一职业的作用。他是作者们“矢志不渝的朋友”，与他们共渡写作的难关，给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创造性的建议。菲茨杰拉德称珀金斯为“我们共同的父亲”，海明威把《老人与海》题献给他以表对他的敬意。作为一位文学编辑，珀金斯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
著名传记作家、普利策奖得主A. 司各特•伯格凭借大量一手资料，引人入胜地再现了珀金斯非凡的一生。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出版最炽热的中心和现场，编辑人与重要作家交往合作的细节内幕，《了不起的盖茨比》《太阳照常升起》《天使，望故乡》等等文学杰作诞生的始末，在伯格生动精彩、充满悬念的讲述中一页页得以还原。本书是一位编辑大师扣人心弦的文学传记，也是一个时代的肖像，“一部叹为观止的文化史力作”（《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作者介绍
A.司各特•伯格（A. Scott Berg），生于1949年，美国传记作家，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197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著有《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传》、《高德温传》、《林白传》等。
部分摘录：
1919年，曼哈顿以规模盛大的爱国主义大游行迎来了春天。一周又一周，一支支凯旋的部队在第五大道游行。那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打完了，美国胜利了。
在第48街，游行队伍经过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和书店所在的斯克里伯纳大厦。这是一幢古典风格的十层大楼，顶上有两座方尖碑，配以庄严的壁柱。底层外壁覆着亮闪闪的黄铜——那是斯克里伯纳书店典雅的临街店面，一间宽敞的椭圆形大厅，高高的拱顶，狭窄的金属梯盘旋而上，通向上层的游廊。在成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编辑之前曾任书店经理的约翰·霍尔·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称它是“一座拜占庭式的书籍大教堂”。
紧邻着书店有一扇不太醒目的门。后面是通往电梯的门廊，坐着吱吱嘎嘎的电梯而上，就来到了斯克里伯纳家族企业的办公区域。第二、第三层是财务部和营业部，第四层是广告营销部。第五层则是编辑部：雪白的天花板和墙，没铺地毯的混凝土地板，可以合盖的桌子和书架。如今已传到第二代的斯克里伯纳家族，就是以这样简朴的风格，经营着美国出版界最优雅、最讲究传统的出版社。这里依然有着狄更斯时代的气息。比如说，财务室主任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他坐在高凳子上整天不挪身子，两眼紧盯着皮面的账簿。当时打字机已成为普遍使用的标准工具，由于得雇女性来使用这些新式玩意儿，男士们就不能在办公室里吸烟了。
在第五层，公司像一个十九世纪的君主国一样被统治着。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二世（Charles Scribner II），也就是俗称的“老CS”，是当然的统治者。他的脸上通常都带着严厉的表情，他有一只轮廓分明的鼻子、一头花白的短发和一嘴小胡子。时年六十六岁的他已经统治四十年。他的接班人是他为人和气的弟弟阿瑟，比他小九岁。他的性格比较温和，因而惠洛克称他“总是慑于他哥哥的旺盛精力而有点缩手缩脚”。总编辑威廉·克拉里·布劳内尔（William Crary Brownell），有一把络腮白胡子和海象胡须，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口黄铜痰盂，一只皮沙发。每天下午，他都会读新提交上来的书稿，不久“又回味琢磨”一小时。然后，他喷着雪茄绕大厦所在的街区散一圈步，等到他回到办公室，吐完痰，就准备宣告他对这部书稿的意见了。
斯克里伯纳还是有年轻人的。其中之一，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于1910年来到这里。他先当了四年半的广告营销经理，再调到编辑部，跟着德高望重的布劳内尔当学徒。到1919年，珀金斯已经被公认为冉冉升起的编辑新秀。然而当他注视着办公室窗外经过的游行队伍，他突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深深的失望。他觉得，自己年过三十，年纪太大，负担太重，已经不能报名参军到海外服役了。看着军人们多姿多彩地回乡，他为自己没能亲眼目睹战争的结束而遗憾。
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几乎没有经历战争及其带来的动荡。它的书目是一潭文学品位与价值的死水，永远不越所谓“正派体面”的雷池半步。实际上，他们极少在取悦读者之外走得更远。在他们的书目上，当时正受到关注的年轻一代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一个都没有。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三位支柱作家，都是秉承英语传统的成名作家。他们出版了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的作品全集。事实上，斯克里伯纳的大多数重点书都是他们已经出版多年、书稿都不用再编辑的作家作品。威廉·C.布劳内尔在回复沃顿女士的一部书稿时曾阐明出版社的编辑方针：“我觉得胡乱修改作品的做法不太可靠，我也没有自负到认为，出版者能够通过提出修改意见而为作品贡献许多。”
珀金斯身为编辑的大部分工作，仅限于校对清样——印在长幅白纸上的清样，每张相当于成书的三页内容——还有其他一些不用动脑的琐事。偶尔，他会被叫去给某本园艺书修改语法错误，或者安排选编学生用的经典短篇小说集篇目，或是契诃夫小说的英译版。这些工作不需要什么创造性。
斯克里伯纳有一位长期作者沙恩·莱斯利（Shane Leslie）。他是爱尔兰记者、诗人、演说家，曾在美国居住多年。在他的某次新书推广活动中，新泽西州纽曼中学校长把一个十多岁的学生介绍给了他。莱斯利和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英俊少年、同时也是颇有抱负的小作家成了朋友。后来，这个年轻人考上普林斯顿大学，但在毕业前参军入了伍。他被派到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斯军营。“每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干完一星期的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我就急忙赶到军官俱乐部，那里有一间房间，大家都在里面抽烟，聊天，翻报纸。一连三个月，我每个周末写，最后写出一部十二万单词的长篇小说。”1918年春，他相信自己将被调往海外前线，前途未卜。这位年轻的军官——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将这部书稿托付给了沙恩·莱斯利。
这部题为《浪漫的自我主义者》（The Romantic Egotist）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短篇小说、诗歌、小品文的大杂烩，写的是他的成长历程。莱斯利把它寄给查尔斯·斯克里伯纳，提请他“判断”一下是否可以出版。他像写导言一样写道：
尽管它有种种掩饰，但它让我看到一幅这一代美国人匆匆上战场的生动画面。我惊讶于它的原汁原味、它的灵巧。有些地方很天真，有些地方令人激动，不甘于凡俗，又不无反讽的庄严感，尤其是到结尾部分。就算删掉该书三分之一内容也仍然能令人感觉这是一位“美国的鲁珀特·布鲁克[1]”写的……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是一本男孩的书，我认为这本书表现了真正的美国青年，而感伤主义者们急于将他们遮掩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帐篷后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这部书稿从这个编辑转到那个编辑。布劳内尔“根本读不下去”。它就这样一路传递，最后落到麦克斯韦尔·珀金斯手里。“我们带着很不一般的兴趣读了《浪漫的自我主义者》[2]，”这年8月，珀金斯在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写得这么有活力的小说书稿了。”可珀金斯得出如此结论只是依据一个人的意见。只有他喜欢这部书稿，而他得在信里不情不愿地退稿。他引述了政府在印刷用纸上的配额限制、高昂的印制成本和“小说本身的某些问题”。
斯克里伯纳的编辑们都认为给他们退稿的作品写评语并非分内事，而且很容易遭作者记恨。但是对菲茨杰拉德书稿的热情促使珀金斯对作品作进一步评论。他自作主张地使用代表编辑部的“我们”一词，对作品提出一些直率的总体意见，他说：“我们会欢迎一个重新考虑出版的机会。”
他对《浪漫的自我主义者》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它的故事发展没有结局。主人公漫无目的地游荡，在整个故事中几乎没有变化：
你可能是故意这么写的[珀金斯原文]，因为生活的确未尝不是如此；但这显然令读者大感失望和不满，因为他满心期待主人公要么最终面对战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要么在心理层面上像潘登尼斯[3]那样“找到自我”。他上了战场，以去学校念书几乎同样的心态去的——因为这是常理。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珀金斯断言，“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必须能够吸引读者有兴趣读下去的高潮；也许应该安排与人物相协调的高潮，在更早的阶段就有高潮。”珀金斯不想让菲茨杰拉德把这本书改得落入俗套，而希望他改得更为紧凑。“希望我们还能见到它，”他最后写道，“届时我们将马上重读。”
珀金斯的信令菲茨杰拉德中尉深受鼓舞，他花了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时间修改这部小说。到10月中旬，他把修改后的书稿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珀金斯如约马上读了，并高兴地发现小说大有改进。他没有直接找老CS，而是先把斯克里伯纳的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查尔斯三世也喜欢这本书，但只有他的支持还不够。老编辑们还是否决了珀金斯的意见。后来，珀金斯曾向菲茨杰拉德承认：“我当时很担心……你可能再也不理我们这些保守分子了。”
但是，珀金斯下决心要让这本书出版。他把书稿推荐给了两家斯克里伯纳的竞争对手。珀金斯的一位同事还记得：“珀金斯非常担心他们会接受书稿，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份书稿如何修改很关键。另两家出版社则未作任何评价就把书稿退了回来。”
珀金斯没有泄气，他依然怀着有朝一日让它出版的希望。他相信菲茨杰拉德退伍后可能还会修改，这样他就能第三次把书稿送交编委会讨论。
但是，菲茨杰拉德并不像他在纽约的这位支持者那么坚持不懈。《浪漫的自我主义者》第二次被退稿时，他正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谢里丹军营。他对这本书失去了信心。不过，此时，他的注意力正在阿拉巴马州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女儿泽尔达·赛尔（Zelda Sayre）身上，退稿所带来的失望感也因而少了许多。泽尔达·赛尔高中毕业时被班上选为“最美最有魅力的女生”。菲茨杰拉德中尉是在7月的一次乡村俱乐部舞会上结识她的，到了8月就成了邀请她外出的仰慕者之一。后来他在日记[4]中说他是在“9月7日坠入爱河”。泽尔达也爱他，但与他保持了一定距离。她要看他能否凭才华赚够金钱，过上他俩都梦想的奢华生活。菲茨杰拉德于1919年2月退伍，紧接着就去了纽约，在拜伦·柯里尔广告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到纽约他就给泽尔达发电报：“我在雄心与成功之地，唯愿尽快与心爱之人相会。”
当然，菲茨杰拉德要去见麦克斯韦尔·珀金斯。现在已不清楚这次见面两人说了些什么。不过珀金斯建议司各特重写小说，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叙述（这件事没有直接记录）。约翰·霍尔·惠洛克在珀金斯提出这一建议的六年后说：“麦克斯的想法是让作者与写作素材保持距离。他很喜欢菲茨杰拉德写作和性格中的生气勃勃，但他不相信有出版社，尤其是斯克里伯纳这样的出版社愿意接受如此奔放率性的作品。”
1919年仲夏，菲茨杰拉德在家乡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给珀金斯写了一封信。“我白天写广告文案，晚上痛苦地、半心半意地模仿流行文学，这样的日子熬了四个月，最后决定两者只能取其一。所以我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回家了。”到7月底，他写完了小说《名士的培养》（The Education of a Personage）的初稿。“这绝不是命运多舛的《浪漫的自我主义者》的修改版，”他向珀金斯强调，“但包含了前一本书稿的某些材料并加以改进、重写，很像姐妹篇。”菲茨杰拉德还说：“如果说前面一本书是一个沉闷、乱糟糟的大杂烩，那这本书绝对具有大长篇的意图，我肯定做到了。”
菲茨杰拉德又对这部小说充满了信心，他问如果8月20日交稿，是否有可能在10月出版。“我发现这真是个怪问题，因为您都还没看过书，”他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但是您对我写的东西一直都这么宽容，我还是冒昧请您再耐心读一下吧。”菲茨杰拉德给了珀金斯赶出这本书的两点理由：“因为我希望在文学创作上和收入上都快点起步；第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适时的书，我觉得公众非常渴望读像样的读物。”
珀金斯觉得《名士的培养》是个绝妙的书名，对作品的内容也很好奇。“从第一次读你的书稿起，我们就相信你会成功。”他马上回信。关于出版，他说他只能肯定一件事情：两个月内赶出一本书绝对会影响书成功的可能性。为了缩短审稿时间，珀金斯提议菲茨杰拉德一边改一边把改完的章节寄给他。
菲茨杰拉德没有分开寄章节。但到191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部完整的修改稿已放在珀金斯的桌头。菲茨杰拉德作了大幅度修改，实际上接受了珀金斯的每一条建议。他把叙述角度改成第三人称，对过去的素材运用得也更加合理。他还给作品起了一个新书名：《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珀金斯准备在每月一次的编辑部会议上发起第三次进攻，他事先周到地在同事中间传阅这部新书稿。9月中旬开会。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坐在桌首，阴沉着脸。他弟弟阿瑟坐在旁边。布劳内尔也在座。这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角色，因为他不仅是总编辑，还是当时美国声望极高的文学评论家。他“深入思考过这本书”，所以，他看上去迫切等在座其余六个人中有人表态支持接受此书，他好起来反驳。
老CS滔滔不绝地说着。根据惠洛克的描述，“斯克里伯纳先生天生就是有才干的出版人，是个真正热爱出版书的人，但当时他说：‘我为我的出版品牌而自豪。我不能出版没有文学价值的小说。’于是布劳内尔说出了他的观点，断言这本书‘轻浮’。讨论似乎到此为止了——但老CS那双令人生畏的眼睛越过会议桌盯着珀金斯：‘麦克斯，你没吭声。’”
珀金斯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我觉得，”他说，“出版人的首要责任是出版有才华的作者。如果这么有才华的人我们都不出版，那问题就严重了。”他进而表示，雄心勃勃的菲茨杰拉德一定能够找到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而年轻作家们都会追随他而去：“那样我们倒不如关门好了。”珀金斯踱回他的座位，正视着斯克里伯纳说：“如果我们拒绝菲茨杰拉德这样的作者，我将对出版失去任何兴趣。”举手投票表决开始了。新老编辑不相上下。会议一片沉默。于是斯克里伯纳说，他还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
菲茨杰拉德在火车站找了一份临时工：修理火车车厢顶。9月18日那天，也就是他二十三岁生日前，他收到一封珀金斯加急寄来的信：
我个人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们一致同意出版你的书《人间天堂》。假如把它看作过去你投过稿的那部作品——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如此——你做了许多修改和扩展，我认为有了巨大的改进。它仍然像初稿一样充满勃勃生机和力量，我觉得布局更平衡合理了……这本书如此与众不同，现在很难预测销售前景，但我们都认为它可能成功，因而都会全力以赴。
斯克里伯纳计划在第二年春天出版该书。
出版社将不支付预付金给菲茨杰拉德——现在已成出版业惯例的预付金，在当时还没有约定成俗。但菲茨杰拉德仿佛已经看见美好的未来。在1937年写的文章《早年的成功》（“Early Success”）中，他说：“那天我辞职了，在大街上狂奔，看到朋友、熟人的汽车就叫住，告诉他们——我的小说《人间天堂》要出版了……我还清了少得可怜的欠账，买了一身西装，每天早上醒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和希望。”菲茨杰拉德接受了珀金斯起草的所有合同条款，但有一个条件还作了些挣扎。他一心想在圣诞节前就成为出了书的作家，最晚不超过2月份。最后他告诉珀金斯为什么：这段时间里他还能拴住泽尔达·赛尔的心。菲茨杰拉德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如果超过这段时间，“会影响我的心理，我的环境，而且会生出新的战场。我身处这样的阶段：每一个月都性命攸关，好像是为了幸福举着棍棒和时间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