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有难以忍受的病痛、没有治愈的希望、能够明确地表达意愿、没有患者期望的治疗手段。
这是实施安乐死的四个基本条件。
但痛苦该如何测量？
治疗到何种地步才算是没有了希望？
瑞士、荷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日本，
从西方到东方，在允许或不允许安乐死的国度，
聆听医生、患者及其家属支持或反对的声音，
思考终将到来的“最后的日子”。
作者介绍
宫下洋一，18岁只身赴美，就读西弗吉尼亚大学外语学院。毕业后，进入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生院，获国际学硕士学位、新闻学硕士学位。掌握法语、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等多门语言。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中心，在世界各地取材。代表作有《寻找卵子：探访世界不育、生殖医疗现场》（获小学馆非虚构文学大奖优秀奖）等。
部分摘录：
剩下的人生，还有16个小时 “这一点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个年龄迎来死亡。这是我如今唯一的悲哀吧。因为之前我从未生过病。但我并不怕死哦。与这个无法忍受的痛苦相伴、慢慢死去才是最恐怖的……”
2015年9月，在西班牙南部疗养胜地马尔贝拉度假的68岁的瑞士女性约莱尔·文努突然感到背部疼痛。在当地接受B超检查后发现胆结石，成功做了摘除手术。然而，在那之后疼痛也有增无减，于是又做了CT检查，发现是胰腺癌，被告知仅能活半年。
我与文努见面，正好是在道丽思死后一个星期。她和丈夫安德鲁斯·由布林克（72）住在巴塞尔郊外一家静静伫立的高级旅馆里。她将与英国老妇人在同一个地方，由普莱西柯协助自杀，计划第二天早晨施行。从这一刻起，她所剩下的时间大约是16个小时。此时我也体会到了死亡时间被设置好的违和感。
这次没有普莱西柯作陪，只有我和夫妻俩三个人见面。她什么也没叮嘱我。我稍微提前来到约定的旅馆，检查完写在笔记本上的问题后，向前台走去。我假装是文努的朋友，工作人员同意后，服务员把我引到电梯，用卡解除了电梯锁。
这次究竟是什么样的患者在等着我呢？会跟上次一样冷静地交谈吗？如果她突然哭起来怎么办？针对各种情形，应该如何应对？摆出过于同情的表情太做作，反之，态度平淡也不自然。总之，顺其自然吧。我就这样说服着自己，敲响了房门。
“正等着您呢。”
丈夫由布林克一脸平静地打开了房门。这里与道丽思所住的旅馆房型不同，是大型连锁酒店里常见的所谓的“舒适标准间”。
消瘦的文努蜷缩着卧在床上，沉重缓慢地向这边伸出了右手，悄无声息，想要握手。说着“初次见面”的脸上没有笑容。我还没怎么见过初次问候时不带微笑的欧洲人，开头就有点尴尬。
首先我不知道坐哪儿好。坐在床前的话，她就得支起上身，坐在另一张床上又太近。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她就必须转过身来。若是护士的话，可以轻松地将患者的身体转过来，就不必为此烦恼了吧。
“随便坐哪儿都好。我一动弹，浑身剧痛，所以只想保持这个姿势。”
听文努这么说，最终我将床前的椅子移到正对着她视线的地方，坐了下来。房间里只有两个旅行箱，仿佛他们夫妻俩是来旅游的。由布林克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文努说，她殷切希望瑞士这样的举措能够推广到世界各地。她允许我用她的真名报道。但是她拜托我，照片只能用背影。4个月时间里，她的体重从60公斤暴瘦到43公斤，所以她不想被拍到“瘦骨嶙峋，丑陋不堪的自己”。
无神论者 文努与由布林克相识于40年前。他们都离过一次婚，又同是妇产科医生，因此两人相敬如宾。他们辗转于阿联酋、阿曼、瑞典等国，整日埋头工作。几年前两人退休，来到了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的别墅，度过了奢侈的日子。
文努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瑞典的医学界，对于祖国认为安乐死和协助自杀违法的方针，她叹息说完全无法理解。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国家属于福祉国家，国民的生活应该受到保护，可对于人的死亡问题，连提也不提。瑞典宗教色彩不浓厚，所以也应该不是由于伦理问题。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不讨论一下。”
她说由于使用了吗啡，所以采访时的痛苦是“10个等级中的3级”。可是，第二天早上，由布林克透露说：“您走以后，她一直痛到早上，连觉也没睡。”此时文努的状态是只能勉强走个十几米，饭后一直深受恶心和腹痛之苦。
在被预告死亡的人面前进行采访的体验，在我的取材人生中，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周前。由于是不同一般的采访，所以我在传达了提出的问题可能会有点失礼之后，决定直言不讳。
“明天，您真的觉得可以去死了吗？”
正因为是做好了死的准备，文努才特意赶来瑞士，我的问题有点愚蠢。但是，想要自杀的人，不也有临到头放弃的吗？
还没听完我的提问，她就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死。我为什么要忍受痛苦的煎熬活下去呢？我忍到底会有什么奖励吗？我是无神论者，可不相信神灵和死后的世界……”
在欧美，反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大都是宗教机构或基督教系的政治机构。因为“只有神能够主宰人何时、如何去死”，所以自己寻死是剥夺了神的权威。文努继续补充道：
“其实，今天早上，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报道，说普莱西柯造成了麻烦。报道说她进行协助自杀的公寓周边的居民在投诉，貌似是要强迫她搬家。今后她要在工业区进行协助自杀了吧，我想尽量避免这样，如果是那种死法的话，还不如找其他机构呢。”
不断有人投诉普莱西柯和路艾迪使用的公寓，这件事我从他们两人那里也听说了。然而，投诉是由于附近居民和餐厅的老板“不喜欢附近每周都有人死”的心理。搬家定在下个月。
文努成为普莱西柯经营的LIFE CIRCLE的会员，是在2015年11月，3个月后，她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原本她决定在2016年1月14日执行安乐死，但因为程序上的问题，时间被延后了。
“他们联系我称，我寄到LIFE CIRCLE的资料丢了。本来身体就不舒服，还得特意从西班牙跑到瑞典再寄一次诊断书。我失去了对普莱西柯的信任，心想，把死交给这种人不要紧吗？最终我被排到3月份，但我强烈要求提早到了2月份。”
她想尽快死亡，哪怕是提早一天。身为医生，她深知自己的身体今后不可能治愈。这一期望绝无虚假，从她的表情里就可以看出。然而，让我震惊的是，注册成为会员后2个月就可以自愿死亡这件事。
“您现在希望尽早离世，是吧？”
“总之，我想快点从这个痛苦中解脱出来。脏器不断被破坏，只有痛苦在侵蚀我的身体。作为医生，我很清楚什么样的结局在等着我。”
文努作为一名退休医生，此时又作为一名患者，也有不满要诉说。
“世界各国都流行缓解患者疼痛的缓和疗护，我认为毫无意义。那只是欺骗，根本缓解不了我的疼痛。我知道它对特定的癌症有效，但我的癌症带来的是非常不愉快的痛苦啊。”
时间到了下午5点30分。鲜明的橙色、红色和紫色的晚霞在窗边辉映，丈夫由布林克静静地倾听着妻子的诉说。
身穿白色薄毛衣的文努，从刚才起就几乎没有改变过姿势。由于后背和胃部附近的疼痛，她在腰部垫了一个枕头。虽然知道她身体不适，但是我还有必须要问的问题。
“您有孩子吗？”
“有，女儿43岁，儿子40岁。”
“他们在这家宾馆里吗？”
“不在。”
“那么是留在瑞典了吗？”
“是的。”
文努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单调地回答是或不是。可以感受到母子关系并不融洽。道丽思曾说，有孩子的话，或许会做出其他选择。那么文努怎么想呢？
“您不伤心吗？”
“不，我没事。孩子们也一样。”
她异常冷静。如果是小说和电影的世界里的话，此处热泪盈眶也不稀奇，但是，现实却与之相反。
“在瑞典，我已经与二人告别了。这个决定是我个人的事。死的时候我不想让孩子们看到。我只想让丈夫看着我最后的样子……”
前面已经说过，两个人是再婚，两个孩子是文努与前夫所生。儿子常年与他们关系疏远，几乎没有机会见面。然而，向他传达选择这个死法的决定时，儿子表示理解，并前所未有地开始支持母亲。关于女儿，文努只字未提。母女关系大概很复杂吧。
我与她的儿子同龄，我的母亲70岁，与文努差2岁，因此觉得与他们很亲近。如果处于同样的状况，我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如果我的母亲像这样与父亲一起待在外国宾馆的一个房间里，迎接人生的最后时刻……即便如此，我也想陪她到最后。想要守护她逝去的瞬间。我反射性地想到这些，是因为日本人的家族观吗？
离别时分的玩笑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坐在窗边注视着妻子的由布林克。
“知道她生病时，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人们常说瑞典人不论男女，漂亮的人都很多。想必他年轻时一定很帅气。他姿态优雅，显得很年轻，看不出已经72岁，说话方式也儒雅稳重。
“在候诊室里，听到她得了胰腺癌时，我以为只是开玩笑。我笑着说不可能，但她的表情没有变。我深受打击。总之，这个病就是活不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自己是医生，应该很了解这一点，但是我第一次明白，如果是亲人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您是怎么战胜这些的呢？”
“是时间呀。对，是时间。时间从痛苦中拯救了我。可是，我还想跟她长久地在一起啊……”
背对着由布林克的文努，此时，伏在床上轻声低语了一声。那声音是如此微弱而嘶哑，他一定没有听到。
“我也是……”
我询问16个小时后将变成单身的由布林克，今后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在第二天早上注定成为“先妻”的文努面前，问他这种问题，或许有些欠妥，但他坦诚地道出了心声。
“不清楚。后天我就坐飞机回瑞典。但是，今后的生活我还没有想过，或者说，不愿意去想，才是我现在的真实心情。”
最后我请求为他们两个人拍张照。前面说到文努抗拒正面照，但她挣扎着坐起身，靠在丈夫的肩上，由布林克微笑着侧首注视着她。与即将逝去之人的最后一张照片（参见卷首插图），是微笑着的。“您这个笑容是……？”我一边问着没礼貌的问题，一边又后悔自己失言。
“没关系的。40年来，即使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是笑着挺过来的。直到最后我都想看着他的笑脸。”
耳旁传来文努的话，一瞬间，由布林克失去了笑容。这位男士是真心地爱她的吧。
约定好的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去了。我不能剥夺两人最后的时光。我和由布林克约定在她“沉睡”后的第二天早晨，一起吃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