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留在大城市还是去小地方定居？如何选择工作地点？怎么判断哪座城市有发展潜力？同一种工作，在不同城市的收入为何差距很大？
为什么有的城市留不住人？大城市需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为什么大城市的房价这么高？近年来为何各地上演“抢人大战”？老牌城市如何突破发展的瓶颈？
在过去数十年中，地理位置的因素对于薪水、人口流动的作用越加重要，在面临找工作、迁徙等重要的人生抉择时，如何做出理性的判断？本书论述的内容涉及收入差距、房价、结构转型、产业发展、教育、移民等各个方面，无一不是关系到家庭与个人生活福祉、国家和地区繁荣的重要问题。与抓眼球的新闻报道不同的是，作者通过本书，引领我们去探究问题背后更为重要的长期趋势与深层次的原因。
同时，本书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反思现有的政策，包括户籍制度、大城市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以及一些区域发展政策。
作者介绍
恩里克·莫雷迪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经济展望》杂志主编，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访问学者。他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剑桥）副研究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伦敦）研究员和劳动研究所（波恩）研究员。
莫雷迪教授的研究涉及劳动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领域。他曾获得多个奖项和荣誉，包括劳动经济学家协会的罗森劳动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卡洛阿尔贝托奖章、伊扎青年劳动经济学家奖和富布赖特奖学金。
部分摘录：
每年，数百万的中国和印度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迁往不断蔓延的城市中心，到数量不断增多的工厂中工作。美国人带着惊叹和焦虑的复杂心情，禁不住去观察这一幕：这些大工厂创造了数百万的制造业岗位，商品不断从那里生产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那里的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美国人也许已经忘了，曾经，我们也是利用同样的方式——创造好的制造业工作——从低收入社会过渡到了中等收入社会。
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与现在相比，当时的美国家庭很穷。工资和消费水平都比较低，婴儿死亡率很高。冰箱和洗衣机等家用电器都很罕见，仅有2%的家庭拥有电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购买新鞋在当时就是一件大事。但是，在之后的30年里，美国社会经历了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经济变革。工资和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各阶层的消费也爆炸式地增加。前所未有的富足感和乐观主义弥漫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到了1975年，美国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生活水平提高了1倍。家用电器变得很便宜，以至于每个人都负担得起。购买新鞋已经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同时，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拥有电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就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在快速发展的那些年，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与汽车、化工、钢铁等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对于数百万的工人来说，工厂中一份好的、高薪的稳定工作便是美国梦。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的生活待遇，从拥有住房到拥有周末和暑期。简而言之，这意味着繁荣和乐观。当时美国最有活力的地区是底特律、克利夫兰、阿克伦、加里和匹兹堡等制造业圣地。这些城市是令全世界都羡慕的地方。它们的实力与繁荣明显和工厂、大烟囱、满是油污的设备、有形产品（经常是重型的实物）的生产有关。1950年，底特律达到了经济实力的顶峰，成为美国第三富裕的城市。当时的底特律相当于如今的硅谷，它的发展得益于顶尖公司空前的集聚，其中许多公司都是其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同时它还吸引了很多最具创造力的创新者和工程师。工业化给美国带来的繁荣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有句名言：“对通用汽车有益的就是对国家有益的，反之亦然。”
使上述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工人生产率的空前提高。由于更好的管理实践以及对新的更现代的机器的大量投资，1975年美国工厂工人每小时的生产量提高为1946年的2倍。这种生产率的提高对美国的繁荣产生了两种强化效应。一是导致了工资大幅增加。虽然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限于制造业，但工资增长却不是。二是较高的生产率促使制造商更有效地生产商品，进而使得商品变得更加便宜。像汽车和家用电器等曾经极其昂贵的产品，都变成了人们负担得起的大众商品。1946年，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家庭为购买普通规格的雪佛兰汽车不得不花费一半的收入，而到1975年只需花费不到四分之一的收入。
低价格和高工资的结合对美国社会的文化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购物中心的扩张以及大众营销和广告的兴起推动了消费者体验的转变。消费的大量增加使得“消费主义”这个新词被创造出来。经过几个世纪与自然和匮乏的斗争，这个新的富裕社会为普通家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福利。在典型的家庭里，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父母便可预期孩子会比他们富裕1倍。
1978年秋，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达到了顶峰，近两千万名美国人在工厂工作。那一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美国总统，《油脂》成为票房最高的电影，肥皂剧《达拉斯》成功吸引了各类电视观众。那个秋天，美国经济运行良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稳步增长。但是之后，增长引擎突然停止。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增长减缓，之后又停滞，最后开始倒退。而之前正是制造业帮助美国从大萧条的动荡过渡到战后年份的稳定发展。伊朗革命导致1979年年初石油价格猛涨。汽车产业首先受到冲击，此后这种冲击很快蔓延到其他部门，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公司裁员。但当石油价格回落后，制造业岗位仍在继续减少。起初看似是暂时性的下降，最后却演变成了持续的、痛苦的下降，直至今日。
巨人的没落 制造业不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事实确实令人震惊。尽管现在的美国人口比1978年要多得多，但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却仅是顶峰时期的一半左右。目前制造业工作已不是多数人的选择，制造业仅雇用了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并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下降。如今一个美国人在餐馆工作的可能性要明显高于在工厂中工作的可能性。图1展示了制造业就业数量在过去25年里的变化。自1985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失去37.2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这并不仅仅反映经济衰退等短期现象，即使在经济扩张阶段，制造业也出现了就业量减少的现象。根据美国劳工局的数据，以“裁剪和缝制服装制造业”“服装针织制造业”以及“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为首，未来10年中就业机会减少最多的20个部门中将有19个属于制造业。如果目前的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当我的儿子（现在3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美国洗衣工人的数量将超过制造业工人。
制造业不再是地区繁荣的动力，而更可能是衰落的象征。美国的大型制造业中心曾经是那么富有和充满豪情，现在却变得如此凋敝，在人口减少和经济前景堪忧的问题中挣扎。与过去相比，它们变得黯然失色，许多制造业中心面临着从经济版图上消失的风险。它们的名字是城市衰败和不可逆转的衰落的代名词。2000年与2010年的人口普查（Census of Population）数据显示：由于受卡特里娜飓风的影响，新奥尔良（New Orleans）成为人口规模下降幅度最大的大都市区。但紧接其后是底特律（-25%）、克利夫兰（-17%）、辛辛那提（-10%）、匹兹堡（-8%）、托莱多（-8%）和圣路易斯（-8%）。这些“锈带地区”的城市如同年复一年一直持续地受到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一样。底特律地区的人口规模自20世纪50年代末达到顶峰后，此后50年里居民一直在减少，其现在的人口规模回到了100年前的水平。底特律三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它也是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那里的工厂消失了，烟囱消失了，满是油污的设备也消失了，以往薪水丰厚的制造业工作也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