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萧易跟随《中国国家地理》进行考古之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集结19篇文章,汇成《寻蜀记》。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呈现并解读出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这些文物串连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
作者介绍
萧易,1983年生于江苏扬州,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现担任《天府广记》杂志主编,《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专栏撰稿人。曾出版《古蜀国旁白》《唤醒纵目神》《纵目神时代》《金沙》《知 • 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专著。
部分摘录: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兵伐蜀,蜀王败绩,后为秦军所杀,古蜀国就此覆灭。亡国阴霾下,古蜀国王公贵族何去何从?大约汉代的一天,大鸿胪荆文君在府上遭遇飞来横祸,在宫中出任黄门侍郎的儿子荆中,因事得罪皇亲国戚,罪该当诛。皇帝念在荆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且年事已高,这才赦免了荆氏的死罪,令其举家流放至蜀地。
中大通五年(533)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之妹令玉尼去世,崇信佛教的上官法光找来工匠,为亡妹开凿了一龛释迦像,希望她能往生净土,也将一家老小的形象留在了佛龛背面。
宋端平年间(1234—1236)的一天,成都府彭州城,夜深了,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上下面色凝重,听说蒙古人从大散关打来,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倘若蒙古人进城,不但家中的金银器难保,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董家人商量再三,决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尔后踏上了流亡之路。
明正统三年(1438),宣抚司佥事、昭信校尉王玺,领着龙州城的番人远赴京师,例行朝拜、进贡,并向明英宗递上了意图创建报恩寺的奏折。两年后,王玺在龙州城中修建报恩寺,将朝廷的恩泽如同雨水一样洒在王国的边陲。
清道光二十年(1840),梓州盐亭县乡绅倡议重修莲池寺前字库塔,乡绅的倡议得到耆英、文生的响应,耆英蒲思儒捐钱四百文,文生王德炳、王德洋共捐钱四百文。
战国年间的开明王族,汉代的荆氏家族,南北朝的上官法光,宋代的董氏家族,明代的土司王玺,清代的耆英、文生……他们的故事,或隐藏在地下的墓葬、窖藏,或铭刻在地上的石窟、碑刻,不见于史料记载,也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其名字,以及伴随他们的流亡、离愁、死亡、恐惧、信仰。
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盏、金瓜盏、凤鸟纹银注子、银梅瓶、金钗、金簪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巴蜀,四川州县大多被攻破,无数蜀人踏上流亡之路,董家的遭遇,恐怕也是千万悲剧之一。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四百余年,它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管窥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1993年,绵阳市涪城区磨家镇双包山发现一处大型西汉木椁墓群,墓中出土了包括经脉漆人在内的大量漆器,墓主身份极为高贵,当在列侯之上;2012年的成都老官山汉墓,不仅出土了蜀锦织机模型,还有诸多医简,其中部分医简上多次出现“敝昔”名称,古时“敝昔”通“扁鹊”,医简可能属于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塔梁子壁画墓的主人,则是昔日获罪西迁的荆氏家族,荆文君子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也把中原地区流行的壁画带到了蜀地。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昆明人的双环首剑、臂甲,蜀人的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带钩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