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萧易跟随《中国国家地理》进行考古之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集结19篇文章，汇成《寻蜀记》。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呈现并解读出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这些文物串连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
作者介绍
萧易，1983年生于江苏扬州，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现担任《天府广记》杂志主编，《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专栏撰稿人。曾出版《古蜀国旁白》《唤醒纵目神》《纵目神时代》《金沙》《知 • 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专著。
部分摘录：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兵伐蜀，蜀王败绩，后为秦军所杀，古蜀国就此覆灭。亡国阴霾下，古蜀国王公贵族何去何从？大约汉代的一天，大鸿胪荆文君在府上遭遇飞来横祸，在宫中出任黄门侍郎的儿子荆中，因事得罪皇亲国戚，罪该当诛。皇帝念在荆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且年事已高，这才赦免了荆氏的死罪，令其举家流放至蜀地。
中大通五年（533）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之妹令玉尼去世，崇信佛教的上官法光找来工匠，为亡妹开凿了一龛释迦像，希望她能往生净土，也将一家老小的形象留在了佛龛背面。
宋端平年间（1234—1236）的一天，成都府彭州城，夜深了，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上下面色凝重，听说蒙古人从大散关打来，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倘若蒙古人进城，不但家中的金银器难保，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董家人商量再三，决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尔后踏上了流亡之路。
明正统三年（1438），宣抚司佥事、昭信校尉王玺，领着龙州城的番人远赴京师，例行朝拜、进贡，并向明英宗递上了意图创建报恩寺的奏折。两年后，王玺在龙州城中修建报恩寺，将朝廷的恩泽如同雨水一样洒在王国的边陲。
清道光二十年（1840），梓州盐亭县乡绅倡议重修莲池寺前字库塔，乡绅的倡议得到耆英、文生的响应，耆英蒲思儒捐钱四百文，文生王德炳、王德洋共捐钱四百文。
战国年间的开明王族，汉代的荆氏家族，南北朝的上官法光，宋代的董氏家族，明代的土司王玺，清代的耆英、文生……他们的故事，或隐藏在地下的墓葬、窖藏，或铭刻在地上的石窟、碑刻，不见于史料记载，也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其名字，以及伴随他们的流亡、离愁、死亡、恐惧、信仰。
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盏、金瓜盏、凤鸟纹银注子、银梅瓶、金钗、金簪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巴蜀，四川州县大多被攻破，无数蜀人踏上流亡之路，董家的遭遇，恐怕也是千万悲剧之一。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四百余年，它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管窥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1993年，绵阳市涪城区磨家镇双包山发现一处大型西汉木椁墓群，墓中出土了包括经脉漆人在内的大量漆器，墓主身份极为高贵，当在列侯之上；2012年的成都老官山汉墓，不仅出土了蜀锦织机模型，还有诸多医简，其中部分医简上多次出现“敝昔”名称，古时“敝昔”通“扁鹊”，医简可能属于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塔梁子壁画墓的主人，则是昔日获罪西迁的荆氏家族，荆文君子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也把中原地区流行的壁画带到了蜀地。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昆明人的双环首剑、臂甲，蜀人的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带钩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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