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九说中国”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大型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丛书。“九说中国”系列从书每辑推出九部单行本，每部单行本邀请一位相关专业领域享有学术声望的专家撰写，从承载中华优秀文化的诸多细小的局部和环节入手，由最能代表中国气质、中国气象、中国气派的人物、事物、景物、风物、器物下笔，选取九例个案或九个阐释性维度，勾勒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传统和灿烂文明。
第一辑包括《九个汉字里的中国》《寺院映现的中国》《道观可道的中国》《民间传说里的中国》《发明里的中国》《节日里的中国》《寓言里的中国》《九首古诗里的中国》《玉石里的中国》九种。
《九个汉字里的中国》：本书选取九个汉字，对“中国”这一概念的演变，中国传说时代与历史时段的衔接问题，中国人的天神信仰与统治者的神道设教，中国的文化教育与礼乐起源，中国的刑罚观念，中国书籍的原初形态，中国的百姓命运等，做了概要性质的介绍。 这一本小书，除了透过汉字管窥中国，还希望读者能知道汉语和汉字本身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先民所创制并遗留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值得每一个华夏儿女珍视与爱护。
《寺院映现的中国》：汉化寺院的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有哪些关联？它在茫茫禹迹中经历过多少兴废与变迁？寺院僧侣的日常生活有些什么内容，它对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产生了哪些影响？本书运用多学科知识，截取九个侧面对中国寺院进行系统而立体的考察，不仅对上述问题加以详细的论述解说，也在此基础上融入丰富的人文历史典故，为读者呈现出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神圣空间。当然，作者并不囿于探讨寺院本身，而是以寺院为镜，以此洞察在历史流变中的中国社会，以及复杂的风俗世情，对于读者了解汉化佛教颇具引导之功。
《道观可道的中国》：道观是道教徒供奉修行的重要场所，它们往往深藏于数量可观的道教圣地中。如果有得道高人来此修真，甚至著书立说，那么这些道观的声名自然也会广泛传播。于是，它们与道教名山一起，构成道教中洞天福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遍布神州的洞天福地，它们的分布与兴衰都与道教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故而本书选取了九个有代表性的洞天福地，试图通过它们反映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从中透视道教这一本土宗教对中国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与影响。
作者介绍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前理事长，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前副会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约百种，发表学术论文约两百篇，并长期在京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
段怀清，1966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著有《〈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白璧德与中国文化》、《苍茫谁尽东西界：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报人——小说家：海上漱石生研究》、《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译著）等。
仲富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学会会长，多年潜心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学、民俗传播学。著有《中国民俗学通论》《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论》《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民俗传播学》等，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韩等国文字。另有大量论文和文章散见于海内外报章杂志，并承担多项国家与上海市文创研究课题。
部分摘录：
祭天告成与封禅泰山 雄峙华北平原东部，位于今山东省中部的泰山，横亘济南、长清、历城、泰安等县市，方圆四百多平方公里。这里曾是我国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泰山主峰高约1560米，虽然在我国众多的高山中并不突出，但因为它在相对低平的山东半岛上拔地而起，远望尽显高峻雄奇，加之这一地区又是早期道教兴起的地方，因此，泰山很自然地成为道教中的五岳之首，名列三十六洞天中的第二洞天。
泰山在早期道教发展史中一直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是与道教思想的主要来源黄老道和方仙道发源于齐鲁地区有直接的关系。
战国时期，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农业发达，并坐拥渔盐之利，经济繁荣，学术兴盛，形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稷下学派”。他们习得黄老道德之术，发明旨意，颇有新见，因此被尊为“稷下黄老学派”。这一学派历经秦汉之际的战乱，一直流传到汉初。与此同时，兴起于燕齐滨海地带的方士文化，以神山仙人之说为主旨，饰以阴阳五行之学。这一文化在秦汉之际达到高峰。好大喜功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在其诱导下多次派方士大规模入海求仙，以求长生不老之药。
作为这一地区的最高点，泰山成为人神交通的最佳之选。如曾向汉武帝声称与仙人有交往的五利将军栾大，明白入海求仙人不可为之，只得谎称在泰山祠山神时遇见了师傅，因此想逃避去东海求仙的任务。此事最终败露，栾大也被诛杀，但是，泰山的宗教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早期道教史中，泰山的尊崇地位主要表现在告成于天的封禅大礼上。关于封禅，秦汉时期的《白虎通》有详细的记载：“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义，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泰山何？因高告高，顺其类也。”这段话称，泰山是因为地形高峻，所以成为历代圣人告成于天的必选。但顾颉刚先生在《秦汉时期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指出，泰山之所以成为祭祀上帝的首选，完全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在齐鲁地区。所以，到了秦始皇时，他虽以武力一统六合，但文化上不占优势，不得不仰仗文化更为发达的齐鲁地区。此外，“稷下学派”的齐人邹衍所创的“五德终始说”，提出了国家政权改易多依木、火、土、金、水五行的轮转。这一“君权神授”的受命说，也颇合秦始皇的心意。因此，到泰山封禅，告成于天，秦始皇以此强调秦灭六国乃其天命所归。加之，燕齐方士又附会封禅泰山可致长生不老。就这样，秦始皇在燕齐方士的撺掇下，成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封禅之君。只是始皇帝封禅泰山后，在下山途中遇暴风雨，被燕齐方士和儒生视为不祥之兆，后秦二世而亡，被归因于秦始皇无德而用事所致。
汉武帝亦循前代故事，到泰山封禅达七次之多。武帝时，汉帝国建立已有六十余年，天下艾安，众儒士希望通过天子封禅改正度。故齐方士公孙卿就利用在洛水中获得宝鼎之事向武帝上书，声称封禅泰山可以成仙，因为历史上只有在泰山封禅的黄帝能与神仙交通，最终得以飞升成仙。汉武帝不禁心向往之，“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于是，汉武帝东巡海上，封禅泰山。
秦皇汉武借受命之由封禅泰山，除了祭天告成的意味外，更主要是因为齐鲁故地文化底蕴深厚，在秦汉之际可形成与朝廷所在的关中地区相抗衡的力量。这是秦汉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封禅泰山取得关东旧族的支持。关东士人则透过宣扬统治者在泰山封禅，强调其文化优越性。由泰山封禅可以透视出秦汉时期中国政治地理与文化地理的紧张关系。
虽然泰山是唯一一处皇帝可以祭祀上天的地方，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封禅大典必须是功高盖世的有道之君方可举行，否则，封禅不但不能得到上天的祝福，反而会招致灾祸，贻笑天下，秦始皇正是如此。所以一般皇帝对封禅多持谨慎态度。如唐太宗在贞观年间（627—649），也欲东巡举行功成告天的封禅大典。不料有彗星出现，太史令薛颐因而上言，声称：“考诸玄象，恐未可东封。”唐太宗不得不中止封禅，此后再没有轻易去举行封禅大典，只是不断派遣道士醮祀泰山神。
道教在东汉以后，开始有所谓的泰山神（称泰山君或泰山府君）和北斗主管鬼魂之说。不过，最早明确地记载泰山道教产生的是在《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此书讲到晋代道士张忠因“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据说这位张忠先生“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成之法”。张忠在泰山的崇岩幽谷之中凿地为窟室，生活清简。他的弟子也在离他的洞窟不远的地方凿洞穴居。张忠最特别的是，教弟子以形而不用言，所以弟子受业是每五日一朝，观形而退。前秦的苻坚曾派人请张忠到长安讲道，并劝他出任高官，但被他婉言拒绝，苻坚只好将他送回。张忠到达华山脚下时叹气说：“我一个东岳的道士，却没于西岳，这也是命啊！”果然，等他抵达潼关时就去世了。苻坚闻讯十分不安，再派黄门郎韦华持节策马，以太牢祭祀张忠，并谥为“安道先生”。北朝时期，泰山是众多修道之士的必游之地，如北齐琅邪人由吾道荣，他从年少时就喜好道法，成年后与同好道术的朋友相伴隐居在泰山修习。
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当时泰山上已有庙宇，名为“岱岳庙”。分为下、中、上三座。显然这应该还只是上古山神崇拜的遗留，修建的时间距离郦道元的时代已十分久远。
唐王朝及其随后的宋王朝是泰山道教大发展的时期，现存的泰山宫观大多肇始于此时。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送东岳张炼师》一诗中，就讲述了一位泰山道士的故事：“东岳真人张炼师，高情淡雅世间稀。堪为烈女书青简，久事元君住翠微。金缕机中织锦字，玉清坛上着霓衣。云衢不用吹箫伴，祗拟乘鸾独自归。”由此可见泰山道观之壮丽。这一时期，泰山上陆续建起了青帝观、王母池、升元观、碧霞元君祠、玉帝观、会真宫等大型道观，并且将这种兴旺发达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一千余年后的明清时期。
正因为历代帝王在此举行过封禅大典或祭祀过东岳大帝，坐落在泰安城内西北角的岱岳庙，地位非同一般。这本是泰山三庙的中庙，唐太宗虽未封禅泰山，却将此庙改称为“岱岳观”，以示李唐王朝与道教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当地的百姓好像并不喜欢文绉绉的“岱岳观”这个称呼，而是直接叫“老君堂”。
岱岳观规模宏大，总面积近万平方米，整座建筑仿效皇家宫殿，也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殿宇皆为红墙黄瓦，显示了庄严至尊的气魄，就连周围修筑的十米高的城堞也颇有派头。不过，由于岱岳观北倚泰山，南向平原，北高南低，所以形成了山庙一体、错落有致的景观，完全没有皇室宫殿建筑的刻板与呆滞。
在道教史上，岱岳观可以说是历代帝王与道士相互利用的重要场所。就连以佞佛著称的武则天也多次委派道士到这里投龙作功德：如天授二年（691），中岳嵩山金台观主马元贞于此观为武则天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并奉敕在岱岳观造元始天尊的石像，由二真人夹侍；随后又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圣历元年（698）、久视元年（700）在岱岳观做过同样的斋醮。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继承了他母亲的做法，也多次派遣道士到泰山为他和皇后韦氏章醮建斋：神龙元年（705），中宗命大历道观法师阮孝波，道士刘思礼，品官杨嘉福、李立本等在岱岳观建金箓宝斋，做道场九日九夜并设醮投龙，同时还用本命镇彩等物为皇帝皇后造历真万福天尊石像。同样的斋醮在景龙二年（708）又举行过一次。由此可见，岱岳观已成为李唐皇室尊崇道教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道教建筑基本上是出色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即兼容并蓄。因此，在道教建筑群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毫不相干的内容混搭在一起，泰山的道观也同样。在道教典籍中，西王母居住在西边的昆仑山，但在岳宗坊北的中溪谷口，我们发现了王母池。正如其名，这是一座专门供奉西王母的宫观，古称“群玉庵”，应该属于泰山内较为古老的道观。
在东岳泰山上，著名的道观还有一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碧霞祠。碧霞祠位于岱顶天街和大观峰之间，西有观星台，东通仙人桥，南为狮子峰，上达玉皇顶，位置绝佳。祠中供奉的是泰山娘娘碧霞元君。女性山神反映出这一信仰应该非常古老，只是起于何时文献阙载。现在的碧霞祠兴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起初称为“昭真祠”，金代改为“昭真观”，现在的名称是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改定，不过当时叫作“碧霞灵应宫”，直到清代乾隆三十五年（1770）再一次重修，才改称为“碧霞祠”。
碧霞祠可谓泰山上最宏伟壮丽的建筑群，虽然面积小于岱宗观，只有3900平方米左右。整个祠观由大殿、香亭等十二座大型建筑物构成。大殿内供奉着碧霞元君的贴金铜坐像，凤冠霞帔，安详端庄。大殿左右的东、西配殿分别祭祀着眼光娘娘和送子娘娘。在东、西配殿之间还有一座香亭，这也是用来祭祀碧霞元君的。事实上，碧霞祠内的大殿很少开启，只有帝王重臣才有资格进入大殿祭拜元君，而普通百姓只能在香亭中求祷泰山娘娘保佑自己与家人平安吉祥。显然，即使是神仙也摆脱不了俗世的等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