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套装包括《美丽心灵–纳什传》、《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数学大师:从芝诺到庞加莱》、《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共六本。
如小说般精彩，比小说更真实。在这本书中，你不仅会看到热情、大胆、具有冒险思维的科学人才对科学研究几近狂热的追求，还会看到真实的实验室及科学共同体之下，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写照及师承效应。
理查德•费恩曼是当代最受爱戴的科学家之一。他不但以其科学上的巨大贡献而名留青史，而且因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调查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名闻遐迩。他还是一个撬开原子能工程保险柜的人，一个会敲巴西邦戈鼓的“科学顽童”。费恩曼将物理学研究视为一种娱乐，他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与自然交流的方式。只有当他将其用公式表达出来以后，我们才能与他分享“真实世界”的秘密。他以坦诚和严肃闻名，在科学上极端的诚实令无数后来者高山仰止。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关于物理学的讲演曾令无数青年学生领悟到物理学的奥秘。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费恩曼的传记，它还是一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史。它将深邃的物理学思想寓于简单通俗的叙述之中，让您体会到现代科学那难以言述的美，以及理查德•费恩曼迷人的科学风采。
作者介绍
罗伯特·卡尼格尔，巴尔的摩大学耶鲁高登文学艺术学院语言、技术和出版设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专业科学作家，著有《最佳途径》等作品，曾获“格雷迪-斯塔克”科学写作奖。他写的传记《知无涯者》是美国最畅销的书之一，并获得1992年“美国书评界传记奖”。
埃里克·坦普尔·贝尔(Eric Temple Bell)188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早年就学于英格兰。1902年到美国，进斯坦福大学学习，1904年取得文学士学位。1908年在华盛顿大学做研究生，兼事教学，1909年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11年进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华盛顿大学任数学讲师，1921年成为教授。1924年夏至1928年夏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26年上半年任教于哈佛大学，随之受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
贝尔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数学协会主席，美国数学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副主席，《美国数学学会会报》、《美国数学学报》和《科学哲学》编委。他曾获美国数学学会的博歇奖。其著作除本书外，还包括《紫色的蓝宝石》(1924)、《代数的算术》(1927)、《揭穿科学之谜》和《科学的皇后》(1931)、《命理学》(1933)以及《探索真理》(1934)等。
贝尔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最后的问题》出版之前，于1960年12月逝世。
约翰·格里宾，英国著名科学读物专业作家，萨塞克斯大学天文学访问学者。他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著有50多部科普和科幻作品，其中《薛定谔猫探秘》《双螺旋探秘》和《大爆炸探秘》等尤为脍炙人口。 玛丽·格里宾以其青少年科普作品著称。她毕业于萨塞克斯大学，现在东萨塞克斯任教。 两人合著了一系列科学读物，包括《生而为人》《时间和空间》《地球之火》《气候观察》以及《90分钟丛书》中哈雷、爱因斯坦、达尔文和居里等著名科学家的传记。
部分摘录：
1876年9月12日，巴尔的摩音乐学院的礼堂中座无虚席，人们满怀希望、心潮澎湃，却又谨慎持重。尽管与会者中不寻常地出现一些女士，她们大多来自当地上流社会，但还是有记者描述道：“这里却不见衣香鬓影。”这次集会的目的非常严肃，那就是庆祝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这所大学的领导者不仅想创办一所新的大学，而且想改变整个美国教育。事实上，他们的目光更为深远，他们计划改变美国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途径。大会的主要发言人——英国科学家赫胥黎（Thomas H. Huxley） (1) ，正是这个目标的代言人。
这次会议引起了全国的重视，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在内的许多报纸都派记者进行现场报道。会后，他们全文印发了赫胥黎的演讲。
当时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一如既往；事实上它同时陷入了几场战争，而且每场都有好几条战线，战火随着近代美国的错误路线不断蔓延。
战争的原因之一是扩张和种族矛盾。在达科他，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的第七骑军团被抵抗白人入侵的印第安人送进了坟墓。而就在赫胥黎演说的当天，《华盛顿星报》（Washington Star ）头版报道，“兵强马壮的敌军苏人” [1] (2) ，已经完成了“一场矿工大屠杀” (3) 。
在南方，白人民主党试图在重建时期 (4) 得到“救赎”以迎接总统大选，发起了另一场更重要但同样残酷的战争。在整个南方，原美国南方同盟的“来福枪俱乐部”、“骑兵俱乐部”和“来福枪队”被组编成步兵和骑兵部队。针对共和党与黑人的一系列威胁、攻击、私刑乃至谋杀已经昭然若揭。在300名黑人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县被非法杀害之后，一名男子深信，只有民主党亲口承认才能使世界确信他们的图谋，他恳求《纽约时报》：“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民主党在大陪审团面前做出的证词刊登出来吧。” [2]
投票结果已陆续产生——那时并没有统一的国家选举日，两个月后民主党的蒂尔登（Samuel Tilden）以绝对优势赢得普选，但他并未就任总统。身为共和党人的战争部长不只是口头威胁要“强行逆转”投票结果，还派遣全副武装的联邦军队在华盛顿巡逻。南方人也开始考虑重燃内战之火。国会成立了一个超宪法的特别委员会 (5) 来解决这场争端，通过委员会达成的政治共识终于化解了危机。共和党除了推翻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南卡罗来纳三州原先的选票结果外，还牢牢抓住了俄勒冈州那有争议的一票，使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入主白宫。但他们必须从南方撤出所有的联邦军队，并且停止干预南方事务，让黑人可以自谋生路。
霍普金斯大学所涉及的这场战争虽然远不那么硝烟弥漫、枪炮轰鸣，但其意义同样深远。它有助于对国家特性中的一个进行定义：这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者抵制现代科学，或者退一步讲，这个国家会变得何等的世俗，抑或会保持怎样的虔诚。
上午11点整，一行人走上台阶。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同赫胥黎相携，首先上台。接下来依次是地方长官、市长及其他名人。当他们就座后，观众们马上停止了窃窃私语，屏息期待着一个重大的宣言。
正值中年的赫胥黎中等身材，尽管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了铁灰色，胡须也几乎成了白色，但仍拥有一张可以形容为“具亲和力的脸”。他看上去并不像斗士，但他具备斗士的冷酷。他的格言包括：“道德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终结谎言。”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后来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他建议研究者“在真理前要像个小孩子一般，时刻准备放弃每一个设想。谦恭地跟随自然到它引导的任何地方及任何深不可测的事物中去，否则你什么也学不到”。他也相信学习有其目的性，并宣称：“生活的伟大目标不是知识而是行动。”
赫胥黎言行一致，成为一名人类理性信仰的传道士。到1876年，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进化论及科学的倡导者。确实，孟肯（H. L. Mencken） (6) 说过：“正是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3] 这种转变是19世纪的里程碑。”当时，吉尔曼校长作了一个简要介绍，随后赫胥黎教授开始演说。
通常他的演讲都与进化有关，但今天这个更是意义非凡。他讲述的是知识探求的过程。霍普金斯大学有别于其他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因为它的目标几乎只瞄准研究生教育和先进科学，所以董事会为其设定的竞争对手不是哈佛或耶鲁（它们被认为不值得效仿），而是欧洲（尤其是德国）最好的学院。也许只有在美利坚这样一个甚至还在建国的国家，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仅有概念就已声名远播——甚至比它第一栋建筑的奠基都早——的学校。
“他的声音低沉、清晰而独特，” [4] 一位听众这样描述，“听众们仔细聆听着报告者唇边流出的每一个字，不时报以赞许的掌声。”而另一位说：“赫胥黎教授用了缓慢、精确而清晰的方式，以智慧和才能捍卫着自己的立场。他不会胡乱发表意见，而是采取研究和缜密调查所用的深思熟虑的方式。”
赫胥黎称赞了霍普金斯大学大胆的目标，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很快就被詹姆斯和杜威（John Dewey） (7) 所吸收，并且赞美霍普金斯大学的存在意味着“不管是政治还是宗教的派别，最终都不能”干涉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诚然，赫胥黎的演讲在120多年后读来似乎相当平淡无味，但赫胥黎和整个典礼给全国民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吉尔曼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慢慢摆脱其带来的影响。当然，他同时也在努力完成赫胥黎所嘉许的目标。
这个典礼上有一个重要的词确实未被提及：没有一个与会者提到“上帝”这个词，或者涉及上帝。这个明显的疏忽使那些担忧和抵制机械无神论的人心生反感。因为那是一个神学当道的时期：当时的美国大学中有近200个神学教席， [5] 而医学的才不到5个。当时的杜尔大学校长说，大量的研究和经验足以使他断言，只有宣讲福音的牧师才可以担当大学教授。
但这疏忽也如同一个宣言：霍普金斯大学将永远追求真理，无论遭遇什么艰难险阻。
没有什么领域比对生命的研究更需要真理，美国也没有什么领域比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更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所以特别是在这个领域，霍普金斯的影响将无法估量。
1918年以前，美国战火连连，不仅国家依赖那些大部分（尽管必然但非全然）由霍普金斯大学相关人士实施的变革；军方也将这些人组成了一支特殊力量，他们专注而训练有素，准备痛击敌人。
科学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我能知道什么？”（What can I know?）和“我如何得知？”（How can I know it?）。
事实上，在第一个关于能知道些什么的问题上，科学和宗教两者就已分道扬镳了。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哲学——认为自己能够知道，或者至少论述了“为什么”这一问题。
对于大多数宗教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归结为上帝的安排。宗教的本性就是保守的，即使一个宗教推出了新的上帝，那也只是作了新的人事安排。
而“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科学来说却过分深奥。科学认为自己只能研究事物是“怎样”发生的。
当科学不仅仅致力于回答“我能知道什么”，更重要的是改变其研究方法并改变“我如何得知”的答案时，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的革命开始了。
这个回答不单单涉及学术探讨，它还影响了一个社会对自身的管理手段，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及其公民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社会将歌德所说的“言”看得至高无上，如果一个社会相信自己掌握真理并且无须怀疑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个社会更容易固守刻板的法令，而不太会发生变革。但如果它为质疑真理留有空间，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变得自由开放。
在更狭义的科学语义中，这个回答决定了个人探索自然的方式——一个人如何做科学。而且，一个人回答问题的方式，即他的方法学，与问题本身同等重要。研究方法为知识打下了基础，并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发现。换言之，一个人研究问题的方法往往决定，或者至少限制了他的答案。
的确，方法学高于一切。例如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众所周知的科学发展理论，就属于方法学。库恩赋予“范式”（paradigm）一词更广义的用法，他指出：在任何科学中，在任意给定的时间点上，某种范式（类似于共知的真理）会支配人们的思维。还有人将他的概念应用到了非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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