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小说六讲》整理自王安忆的六堂公开课讲稿。对写作的兴趣从什么地方源起？如何建设一个小说的世界？为什么要关注类型小说？怎样才称得上一本好小说？小说写作能不能教与学？作为小说家和教育者，王安忆在课堂上坦诚分享自己的经验，带领读者探寻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通道，体验阅读与创作的乐趣。
作者介绍
王安忆，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著有《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长恨歌》《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匿名》《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等十余部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论著、剧作等数百万字的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
部分摘录：
细看类型小说 近年，我开始对类型小说产生兴趣。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只觉得它是通俗大众的读物，而自许是知识分子，多少有精英主义意识，期望超出普遍性，获得更高的价值。诚实地说，我并不排斥阅读流行小说，它满足了我的娱乐享受，但是却不能纳入写作，因为我认为它承担不起我的思想。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写作和阅读，我渐渐对类型小说生出关心，我发现它把写作里的技术问题提炼出来，那些技术未必是文学的本质，但是体现了写作的方法。写作的才华也许是一份天赋，还需要社会实践、生活经验，即来自某种契机，但是毕竟还有后天努力的部分，如认识，想象，组织情节、叙事结构等等技术性的条件，是可能也是必需的学习训练，这也是我在教授小说课程中的心得。类型小说的技术部分是非常明显的，它将叙事视为主要任务，而不是严肃文学那样，争当观念的前卫。事实上，严肃文学这种趋向越来越加剧，到如今，故事几乎销声匿迹。就像绘画摆脱具象，音乐放弃调性，小说从现实的日常形态抽离。这也是近些年我开始留意类型小说的一个原因。
一 类型小说的模式 我们在地铁上、飞机上或者火车上，常看到外国人手捧着一本书阅读，往往是砖头样厚厚的一本，花哨的封面。在国外的书店里，平摊在桌案上，最显眼的地方，也总是这样厚厚的一本本，那就是类型小说。如果你读过第一本，再读一本，然后读第三本，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套路的。类似中国当代的电视剧，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开头部分，很快给出悬念，不会消耗读者的耐心；然后就是延宕，延宕中适时给出一点线索，以持续读者的好奇；给出线索的同时，又派生新的悬念，将延宕维系下去——延宕和派生并非空穴来风，平白生起，而是与现实生活有关。这现实生活倒不一定非是你我他所经验，相反，类型小说钟情的题材，往往在日常性之外，传奇的色彩必不可少。所谓“现实生活”指的是常识，普遍的价值观念，可用来诠释超出常规的情节，一方面是助推器，一方面是同理心。事态在倾斜与平衡的交替中，加剧紧张，读者的期待不断上升，水涨船高，又像是一棵树，分叉出许多枝叶，最后郁郁葱葱。如何收篷，或者说收梢，是个难题，也是挑战。类型小说的写作却有一种负责精神，就是给出结局，绝不会使你的阅读落空，辜负期待——这样的期待常常为纯文学写作忽视，觉得太过肤浅，于是，严肃小说越来越被阅读视作危途。类型小说和读者的关系要和谐得多，仿佛事前就有约定，然后共同遵守，互相照顾，协同手脚，走向终局。
二 类型小说的地位和分类 在中国文化中，小说地位一直低于诗词散文，不登大雅之堂。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引《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可说明小说的世俗性格，为庶人喜闻乐见，继而在传播和流行中，渐渐形成套路。事实上，尽管是坊间的娱乐活动，但也进入到知识界的上层生活，我们可以找到些许踪迹，透露出“类型小说”概念早已经形成，甚而至于进行“批评”。例如，曹雪芹《红楼梦》的第一回，交代石头的来历，是“女娲补天”，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顽石，用去三万六千五百块，剩下一块，就扔在山里青埂峰下。有一日，石头正无聊的时候，有一僧一道过来，坐倒在地，侃侃而谈，谈到人世间种种奇事，石头听了，不免心旌摇荡，便央求他们带它去红尘中见识见识。僧道二人说虽然在红尘中有一些享乐，但欢乐过后的苦处却有过之无不及，不如不去。石头很坚决，非要亲历一番不可，所谓“凡心已炽”。中国的神仙故事，往往是从这里而起，如“白蛇传”，如“七仙女”，修炼得道，却还渴望享受人生，无论悲欢苦乐，都抱有好奇心，中国的天道似乎都敌不过人道。就这样，石头哀哀恳求，僧道二人只得依了它。施了符咒，将石头缩成扇坠大小，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石头随神瑛侍者下凡，历经一番故事，就是贾宝玉。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几世几劫”，有一位空空道人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走过，看见一大块石头，上面刻满了字，读下来是一段故事，觉得有些意趣，但又不以为然，原因有两点，一是无确切的、经得起考证的朝代纪年；二是“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歌功颂德的宏大叙事。
接下来，石头有一番回答，可说道出了小说的性质。它先否定了空空道人所说的两点，第一点，没有“朝代可考”算什么问题，历来野史无不是“假借汉唐”，事实上呢，它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这里有两个意思值得注意，一是“野史”，它自称所写“野史”，不必事出有据，当视作虚构；二是说明虚构的方法，几可视作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原理，不在表面的真实，重在内部的合理性。针对空空道人的第二点意见，石头的回答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指出“野史”的娱乐功能，迅速解决了空空道人的质疑，然后铺陈观点，用很大的篇幅，分析野史写作里的流弊。石头尖锐地说道：“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
“讪谤君相”大约近似近代“官场”一类时政小说；“风月笔墨”则是社会黑幕，类似《歇浦潮》；“佳人才子”显见得是言情浪漫，石头所说“千部共出一套”，尤其是针对此类，大概容易和它的写作混淆，所以专门总结公式：“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从这段论说可见出，曹雪芹那个年代亦已把小说分类，空空道人顺势就将石头的叙事纳入其中一项，这无疑是个误会。石头强调，世间的故事不外乎几种类型，而它的却是在所有类型以外，有不易复制的特质，好比大众文学和小众文学的关系。这又说明在那个时代里不仅有类型小说，还有我们今天所说的严肃小说。
《红楼梦》到了第五十四回，又一次道出对类型小说的看法，却是借贾母之口。五十四回目为“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说的是元宵佳节，贾府举行家宴，搭台子唱戏，演罢之后，贾母想要清静点的消遣，就请进来两位说书先生。先问有什么新书，说书先生说有一则残唐五代的故事，名字叫《凤求鸾》，贾母让说来听听，先生便开讲起来。说有一名王公子进京赶考，避雨途中，留宿人家正有一个小姐待字闺中——刚说到此，贾母就拦住道，不用说了，猜也猜得到：“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接下来，就有一番批评。和石头一样，老太太的批评也是针对言情类小说，但着眼有所不同，石头讲的艺术标准，有超出普遍性的追求，贾母则是从道德伦理、社会效应出发。老太太尖锐指出，所谓的才子佳人，一旦看到异性就想起终身大事，“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继而指出作者一意编派，置情理而不顾，既是大家闺秀，族中人口必定不少，仆人拥簇前后，到处是耳目，哪里能得私通机会？显然，故事脱离现实，完全出自臆造，原因是什么呢？就此，贾母的批评从写实主义进入创作心理学：“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看来，中国不仅早有类型小说的写作，而且也有了认识。
虽然《红楼梦》的作者大凡对类型小说不屑，但有时候却也流露出赞赏。宝玉和黛玉读《西厢记》读得入迷，后来，家宴上行酒令，轮到黛玉，一句是“良辰美景奈何天”，又一句“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宝钗立刻扫她一眼，次日就问罪来了，叫她跪下招过。黛玉先是纳闷，即刻想起，非常难为情，因为句出《西厢记》《牡丹亭》，都是禁书，尤其闺阁中的大忌。宝钗遂推心置腹道，小时候自己也是不安分的，偷背着人看了这些，“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两人就此有了小秘密，成为知心的姊妹。这一个细节可说明当时已有传播极广的流行读物，在量的积累中，提高于质量，都能得到宝钗、黛玉、宝玉他们这些大家子弟的青睐。这个细节还可证明一点我对中国小说的认识，我以为，中国小说不是诗、词、赋，比较接近的文类大约是曲。因都有世俗气息，属大众消费，所以中国类型小说的方法论，也许体现在戏曲的格式里。
三 类型小说的结构 方才说过，中国小说的性格与哪一种体裁最接近，不是诗，不是词，也不是赋，它接近曲，就是我们说的戏曲。戏曲的叙事方式，是不是成熟在小说之先？小说的文种，向来被排斥在边缘，而且界定也很模糊，有说是野史、稗史，有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更遑论写作方法。我读明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却以为关于戏曲的论述大可移用于小说。《闲情偶寄》里的“词曲部”，总共六章，第一章“结构”、第二“词采”、第三“音律”、第四“宾白”、第五“科诨”、第六“格局”，其中最可应用于小说写作的是“结构”，依我看来，几可概括小说内容和形式、目的和手段、个人趣味和社会功效的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