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年轻的我们大胆地用“爱”这个字眼，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也不用考虑未来。
《木星的卫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代表短篇小说集，为门罗获得加拿大总督奖提名，自此门罗作品开始频频刊登于《纽约客》。
《木星的卫星》写了十一个宁静闪光的短篇故事，各色人物在时间之流中蜕变 ，带着愤怒、悔恨和无限的同情反观过去的自己。早已过了容易意乱情迷的年纪，想要理性步入婚姻的两个人，却又生出嫌隙、变故；忙着跟单身女同事偷情的当口，独子却因车祸丧生，双方关系面临巨变；原打算平静迎接死亡的老父亲，突然决定接受心脏手术续命，“我”的心里起了层层涟漪……
作者介绍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 ），加拿大女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以细腻透彻又波澜不惊的话语，洞见人性的幽微处。在获得诺奖之前，门罗就被誉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她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部分摘录：
掌状红皮藻 夏末，莉迪娅乘船去了新不伦瑞克省南岸的一个小岛。几天后就要回安大略省了，她打算在那里住上一晚。莉迪娅是一名编辑，在多伦多一家出版社上班。此外，她还是一个诗人，但这重身份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她是不会提起的。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她和一个男人在金斯顿一起生活。现在，在她看来，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
在这次旅行中，莉迪娅发现了一个问题：人们对她好像不太感兴趣了。倒不是说她以前多么引人关注，只是有那种东西在，她就觉得有安全感。莉迪娅今年四十五岁，离婚九年了；两个孩子都已经独立生活，当然，遇到事情还会有退缩和困惑的时候，还会向她求助。和前几年相比，她既没变胖，也没变瘦，也没有衰老得太快，但还是从一种女人变成了另一种女人。这是她在这次旅行中的新发现，对此她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她正处在一种新的、奇怪的状态。她做过很多努力，比如把积木一块块垒起来，有时候能忙一整天，有时候则一点心思都没有，也有的时候，这种刻意而貌似随意的活动让她感到兴奋，生活本身让她感到兴奋。
她看到一家可以俯瞰码头的旅馆。码头上放着一堆堆捕龙虾的虾笼，几处零星的店铺和房屋就是这个村子的全部了。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正在做饭，这个女人带她来到楼上一个便宜的旧式房间。这会儿没有别的客人在，不过隔壁房间的门开着，看样子有人住，也许是个孩子，因为床边的地上有几本连环画。
旅馆后面有一条陡峭的小路，莉迪娅一边沿着小路往上走，一边辨认着路边的灌木和野草。秋麒麟草和野紫菀正在盛开，在安大略省很少见到的日本黄杨，在这里却好像很平常。这里的树木矮小，野草长着长长的叶子，叶面粗糙。这是莉迪娅第一次来到大西洋沿岸，不过这里的海景、弯弯的草叶以及光秃秃的房子都跟她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她开始想居住在这里会怎样。房子会保持低价吗？外面的人已经开始来这里买房了吗？在这次旅行中，她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还常想能不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谋生。她不想靠写诗来养活自己，不只是因为那样收入太低，而且她自己可能不会再写诗了。她这样想过很多次了。自己的厨艺不足以用来赚钱，不过做清洁倒是可以。岛上除了她入住的这家旅馆，至少还有一家。另外，她还看到过一家汽车旅馆的广告牌。如果这三家全部都由她来做清洁，能工作多少个小时？一小时又能赚多少钱？
餐厅里有四张小桌子，却只有一个人，正坐在那儿喝番茄汁。莉迪娅进来的时候，这个人没朝她这边看。一个男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可能是之前那个女人的丈夫，他的胡子是灰黄色的，神情有些沮丧。他问莉迪娅叫什么名字，然后带她来到喝番茄汁的那个人跟前。那个人站起来，动作很僵硬，旅馆主人把莉迪娅介绍给他。他姓斯坦利，莉迪娅估计他有六十岁。斯坦利先生很礼貌地请莉迪娅坐下。
三个穿工作服的人走进餐厅，在另一张桌子旁坐下来。他们有些吵，但不是自大或无礼的那种，只是走进来坐在桌旁，带来一阵愉快的喧闹。就是说他们自己乐在其中，也希望别人能分享这份快乐。斯坦利先生朝他们鞠了一躬——真的是鞠躬，不只是点点头。他跟他们说晚上好，那几个人问他晚饭吃什么，他说应该是扇贝，餐后甜点是南瓜饼。
“这几位先生是新不伦瑞克电话公司的，”斯坦利先生对莉迪娅说，“附近有几个更小的岛屿，他们正在为其中的一个小岛铺设电缆，工作日就住在这儿。”
近看，斯坦利先生比莉迪娅原先想的要老一些。不是声音，他说话很清晰，是美国口音；也不是手的动作；而是牙齿，他的牙齿很小，是棕色的，牙缝很宽；还有眼睛，浅褐色的虹膜上有一块奶皮样的薄层。
旅馆主人把晚饭端来，和那几个工人说了几句话。他是个很能干的服务员，只是有些呆板、冷漠，像个梦游者，做事的时候像在梦里一样。菜盛在大碗里，客人们自取。莉迪娅很高兴，晚餐品种很丰富：有西兰花、芜菁泥、土豆和玉米。那个美国人每样取一点，小心翼翼地吃起来，好像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每一口都不是随意的，仿佛为什么先吃土豆再吃芜菁泥，为什么油炸扇贝本来就不大，还要整整齐齐地切成两半，都是有原因的。有几次他抬起头，好像有话要说，但并没有开口。那几个工人这会儿也安静下来，只顾埋头吃东西。
斯坦利先生终于开口了。他说：“你熟悉薇拉·凯瑟这个作家吗？”
“熟悉。”莉迪娅有些吃惊，因为在过去的两周里，她没见过一个人在读书，连书架都没见过。
“那你知道，她每年夏天都来这里吗？”
“这里？”
“对，就是这个小岛。她的避暑别墅在这里，离我们现在坐的地方不到一英里。她来了十八年，很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从她写作的房间可以看到海，但现在那里的树长高了，挡住了视线。她和她那位伟大的朋友伊迪丝·刘易斯在一起。你读过《一个迷途的女人》吗？”
莉迪娅说读过。
“这是她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就是在这里写的，至少主要是在这里写的。”
莉迪娅意识到，那几个工人也在听，尽管他们没有抬头。她感到即使他们不看斯坦利先生，互相之间也没有眼神交流，仍然能够传达出一种带有宽容意味的鄙视。至于自己在不在这鄙视的范围之内，她并不在意。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关于薇拉·凯瑟，她没找到什么可说的，也没告诉斯坦利先生自己在出版社工作，更不用说自己也算是个作家了。也可能只是斯坦利先生没怎么给她说话的机会。
斯坦利先生说：“我崇拜她已经六十多年了。”说完顿了一下，两手拿着刀叉，停在盘子上方。“她的书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更加崇拜她，越来越崇拜。这里还有人记得她，今天晚上我就要去见一个女人，她认识薇拉，和她说过话。这个人八十八了，但人们说她还没忘。这里的人听说我对薇拉感兴趣，就想到了这样的人，并帮我取得了联系。”
“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严肃地说。
斯坦利先生一直在说。莉迪娅觉得这种说话风格有些似曾相识。她努力在记忆中搜索。虽然上大学时有一两个老师可能这样说话，但她想到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时期。那时有些人——为数不多的一些人——说话从来不管什么民主，从来不迎合别人。他们用语正式，字斟句酌，不无自得，尽管这种正式和学究气在这个国家只会引来别人的嘲笑。不，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嘲笑之外还有一份令人不舒服的羡慕。斯坦利先生让莉迪娅想起的，其实是很久以前存在于偏远城市里的旧式文化（当然她从未接触过，只是通过书本有所了解）：那种高尚与得体，音乐会上的绒面硬座，还有安静的图书馆。他之所以选择崇拜这个作家，也与此有关：这一喜好和他说话的风格一样过时。莉迪娅觉得他不可能是老师，老师不会这样崇拜哪个作家，对他那个年纪的人来说恐怕也是如此。
“您是教文学的老师吗？”
“不是。噢，不，我没有那份荣幸。不，我都没有学过文学，十六岁就工作了。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多少选择。我在报社工作。”
莉迪娅想起某些出奇谨慎、保守、行文古板的新英格兰报纸。
“哦，是哪家报社？”说完她马上意识到，对这样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来说，这么问未免太不礼貌了。
“你肯定没听说过，只是一个工业城市的日报。还有另外几家早年的报纸，这就是我的一生。”
“那么现在，你是想写本关于薇拉·凯瑟的书吗？”这个问题对莉迪娅来说并不突兀，因为她每天都在和想出书的人打交道。
“不，”斯坦利先生严肃地说，“我眼睛不好，不能多看书、多写东西了。”
这就是他吃饭为什么那么小心的原因了。
“不，”他继续说道，“不是说我没想过写本关于薇拉的书。本来是可以写写她在这个小岛上的生活的。传记有人写过了，但这一段人们说得不多。不过我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现在做调查只是自娱自乐。我带着一把轻便折椅去那里，在她曾经写作和看海的窗子下坐着。那里从来都没有人。”
“没有人维护吗？没成立纪念馆什么的？”
“噢，真的没有，完全没有。你知道，薇拉虽然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甚至看出了她的天赋——我是说性格方面，他们不可能看到她写作上的天赋——但另外一些人也认为她待人不友好，所以不喜欢她。让他们不高兴的原因是薇拉不爱交际，可是为了写作她必须这样。”
“他们可以向政府提议，”莉迪娅说，“也许可以从加拿大政府和美国人那里拿到一笔钱。他们可以保存这栋房子。”
“嗯，不过这件事不应该由我来说，”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应该，不。”
斯坦利先生不希望有其他崇拜者来打扰他在薇拉窗下的独坐，莉迪娅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有别人介入，在薇拉的旧居旁竖起牌子，印制宣传单，如果这家叫“海景”的旅馆不得不改名为“岩石上的阴影”[7]，那么他这份个人的朝圣还有什么价值？他宁愿让那栋房子坍塌，任上面荒草丛生，也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一幕。
莉迪娅最后一次试着给邓肯（在金斯顿和她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打过电话后，走在多伦多的大街上。她知道自己得去银行，得买吃的，坐地铁；得记住路线和办事顺序：打开支票本，排队，挑选自己要买的面包，投车票。这些仿佛是她做过的最难的事。为了回到自己住的公寓，她需要看地铁站的站名，在该下车的那一站下车。这对她来说有种难以名状的困难。她很清楚在哪一站下车，前一站是什么，也知道自己在哪里，可就是无法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所以诸如起身下车、沿台阶往上走、走在大街上这些平常的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后来她想，自己是卡住了，就像机器卡住了一样。即便在当时，她心里也有一个自己的形象，有点像从后面挖空了的鸡蛋包装盒。
回到公寓后，她在门厅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大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去浴室脱掉衣服，换上睡衣，上床。躺在床上，她如释重负，有种胜利的感觉：终于克服了所有困难，来到了目的地，再也不用记着什么了。
她一点也没有要自杀的想法，不知道怎么使用工具或辅助物，甚至想不出来用什么工具。想到自己买了面包和奶酪，她不禁感到惊奇。现在，这些东西就放在门厅的地板上，可是挑选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要怎么咀嚼，怎么吞咽？
晚饭后，莉迪娅和做饭的那个女人在前廊上坐着。女人的丈夫负责清洁。
“噢，当然有洗碗机，”女人说，“我们有两台冰柜，一台超大型冰箱。投资是必需的，有工作队在这儿住着呢，你得让他们吃上饭。这个小店可耗钱呢，像海绵吸水一样。明年还要建个游泳池，你得有更多吸引人的东西，不进则退嘛。别人还以为我们过得多么轻松快活呢，哪有的事！”
这个女人五官轮廓分明，脸上有皱纹，留着长直发，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绣花长衬衫，外边罩了件男式毛衣。
“十年前我在美国的一个群居村生活，现在在这儿，有时候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今天晚上还要把工作队的午饭打好包。我不停地忙着做饭、烤面包，其余的事约翰做。”
“你们雇了人做清洁吗？”
“我们雇不起，都是约翰做。洗衣服，还有别的活儿，他什么都做。不得已我们买了台轧液机[8]，洗床单用，还装了台新炉子，从银行贷的款。说来好笑，我曾经嫁给一个银行经理，后来离开了他。”
“我现在也是一个人。”
“是吗？但是你不可能永远一个人。我遇到了约翰，那时他的情况和我差不多。”
“我曾经和一个人在金斯顿一起生活，在安大略省。”
“是吗？我和约翰非常幸福。他曾经是牧师，但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个木匠。我们都有点逃离世俗。你和斯坦利先生聊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