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自古以来，就有关于濒死体验的报道。但对于濒死体验，医学界普遍选择了忽视，认为这是“人类大脑的诡计”或体验者的幻觉，因为人们大都倾向于将死亡视为意识的终结、生存的终结。对许多人来说，濒死体验是令人恐惧的，它会引发体验者强烈的恐惧和焦虑。
五十年前，精神科医生布鲁斯·格雷森博士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位患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她在昏迷时，“看到”了另一间屋子里的格雷森领带上的污渍。为了探索这个不解之谜，格雷森博士从此踏上了艰难的科研之旅。
本书涵盖了这位精神病学教授数十年来对濒死体验坚持不懈的研究记录。在书中，格雷森博士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基于其丰富真实的临床案例和翔实的研究数据，告诉我们什么是濒死体验，并讨论了濒死体验的科学性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格雷森博士认为，通过对濒死体验的深入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增强对意识的认知，从而拥有正确的生死观，学会发自内心地热爱生命，珍惜当下的生活，找到人生的意义。
作者介绍
布鲁斯·格雷森博士是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神经行为科学荣誉退休教授。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康涅狄格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医学院任职。他是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协会的联合创始人兼主席，以及学术期刊《濒死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Death Studies)的主编。此外，他还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杰出终身会员，曾因其医学研究获得美国国家级奖项。
部分摘录：
我从来没见过只有半张脸的人。经过6个月的心理治疗之后，亨利住进了我所在的医院。当我第一次看到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他时，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的右脸——那边的下巴和脸颊已经没有了。为了缝合他脸上的伤口，外科医生从他腹部移植过来皮肤，拼接在脸上。可以说手术做得非常出色，但即便如此，在看到他的时候，我还是很难保持镇定。他只能用嘴的左侧说话，语速很慢，有点儿含糊不清。尽管我感到有些不自在，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尴尬，也没有拒绝与我交谈。事实上，他在告诉我他开枪自杀后发生的事情时，表现得相当平静。
亨利40多岁，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的哥哥姐姐结婚后相继离开了农场。之后亨利也结婚了，但他从未离开过家。23岁那年，父亲在和他外出打猎时突发心脏病，亨利本想把父亲背回农场，结果却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在自己的怀里。亨利的母亲随后接手管理农场。几年后，亨利的妻子离开了他，带着孩子去城里与她的父母同住。
在亨利开枪自杀的10个月前，他的母亲因肺炎病倒。他开车送母亲去医院，之后她就住院了。母亲叫他不要离开自己身边，但那天晚上他还是回家去照看农场里的鸡了。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医院时，母亲已经人事不省，几小时后就去世了。
亨利悲痛欲绝，开始酗酒。他为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医院而深感内疚，每晚都会梦见母亲。他不允许自己碰母亲的任何东西，家里的一切都保持母亲离开前的样子。喝酒的时候，他会变得无精打采，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家了。”就这样，他消沉了几个月，最后，在喝了整整一上午的酒之后，他带着猎枪来到了父母的墓地前。
亨利在坟墓前坐了几个小时，心中重温并想象着与父母的对话。然后，他决定也去天堂与他们团聚。他躺在坟墓上，把头靠在他认为应该是母亲前胸的地方，将猎枪夹在两腿之间，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下巴，轻轻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了他的右脸，在他的脸颊和太阳穴上留下了弹片的痕迹，幸运的是子弹没有击中他的大脑。
采访他的时候，我尽量保持声音平稳，不去看他缝合的脸颊。“这听起来很痛苦，”我试探着说道，“我很难想象你当时的想法。当时你感觉怎么样？”
亨利的左脸蜷成一团，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扣动扳机之后，我周围的一切立刻就消失了，起伏的山丘，以及山丘背后的大山，全都不见了。”
他抬头看着我，我点点头，又继续问道：“然后呢？”
“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野花茂盛的草地上，妈妈和爸爸正张开双臂欢迎我。我听见妈妈对爸爸说：‘亨利来了！’她见到我好像很高兴，但之后她仔细注视着我，表情发生了变化。她摇摇头，说道：‘噢，亨利，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说到这里，亨利停了下来，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咽了口唾沫。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当时一定很难过，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只是耸耸肩，摇了摇头，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就是感觉很难过。然后我又回到了墓地，他们都不见了。我感到脑袋下面有一摊温热的鲜血，于是我想最好能得到帮助。我开始挣扎着向我的卡车走去。在到达那里之前，一个挖墓人看见了我，他跑了过来，用一块布条包扎了我的脑袋，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他又耸了耸肩，说道，“于是我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真是不寻常的经历啊！”我感叹道，“自从你父母去世后，你梦见过他们吗？”
他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在一起。”
“听起来你开枪自杀后便昏了过去，至少是短暂的昏厥，你觉得当时见到父母可能是一场梦吗？”
亨利噘起嘴唇，摇了摇头，说道：“那不是梦，当时我见到他们就像现在见到你一样真实。”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来，试图理解他所说的话。对亨利来说，他看到父母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欢迎他进入天堂。但以我的科学世界观来看，这种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我在脑海里匆匆地想了一下各种可能性：亨利是不是有精神病？他是不是喝得烂醉，产生了幻觉？他是不是在父母的坟前坐得太久，产生了酒精戒断反应，或是得了震颤性谵妄？还是说他看到父母的那一幕只是悲伤过度的表现？
我无法证明亨利精神不正常。在医院待了几天之后，他看起来很平静，行为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自从住院以来，他的身体也没有产生任何酒精戒断反应。而且令我惊讶的是，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悲伤。
“在扣动扳机时，”我问亨利，“你希望发生什么？”
“我只是不想再活下去了。”他当即说道，“我不在乎发生了什么，我受够了！没有妈妈，我无法生活下去。”
“现在呢？现在你还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吗？”
“我现在根本不再去想这个问题了。”他回答说，“我仍然想念妈妈，但我现在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她在哪里。”
在我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接受培训的短暂时间里，我从未见过一个在自杀未遂后幸存下来的人看起来像亨利一样自信。他说，他为自己的自杀企图感到羞愧，但也对自己看到的那一幕充满感激。他渴望与其他病人交谈，劝慰他们，向他们讲述生命的价值与神圣。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他见到了自己的父母，那一幕显然帮助他摆脱了悲痛。
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之后，“濒死体验”这个概念才被提出。我对亨利的经历唯一的理解是幻觉，也就是说他想象出了与已故父母重逢的场面。我把他的经历看作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仅此而已。
这件事就发生在霍莉告诉我看到我领带上污渍的几个月后，当时我还在试图弄明白霍莉的经历。但我觉得亨利和霍莉的经历完全不同。霍莉声称她在远离自己昏迷的身体的地方看到和听到了一些东西，但她的所见所闻仍然处于正常的物质世界中，她并没有说自己看到或听到任何幽灵。但是亨利却声称自己看到并听到已故的父母。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我可以从客观的科学观点来看待亨利所说的那一幕，但霍莉却把我拽进了她的想象中。每当我试图思考这一问题时，它都会让我心理失衡，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
我可以把亨利的幻觉称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但我怎么可能让他相信那一幕不是真的呢？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整件事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作为他的医生，我就会失去与他之间的融洽关系。而且，我也能看出这种幻觉对他十分重要，帮助他消除了自杀的念头。我把他的想象看作是一种幻觉，他的潜意识制造出了这种幻觉，目的是帮助他消除母亲死亡所带来的创伤。我认为，作为亨利的医生，我能对他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强化这种幻觉的作用，而不是挑战能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因此，我非常直白地告诉他：“听起来你这次的经历十分有用，给了你新的生活目标。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对你意味着什么，看看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吧。”
我的意图是和亨利一起探索他所产生的幻觉的象征意义，以此让他同已故的母亲在心理上得以重聚。但他认为与父母的团聚是真实而具体的，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象征。当时我从未想到，他会因为自己当时的感觉真实，就把与父母的团聚看作是真实发生的。无论从我个人出身，还是从我接受的教育来看，亨利都不可能真的见到已故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他对现实的认识是由元素周期表决定的。
* * *
我父亲白天是个化学家，到了晚上，他还是个化学家。我小时候，他在我们住过的每个家中的地下室都建过化学实验室。父亲最大的爱好是科学，其次是与他人分享科学带来的喜悦。当年我还在纽约亨廷顿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教我使用本生灯、天平、离心机、磁力混合器、量筒、锥形烧瓶和圆底烧瓶。
在杜邦公司的一名科研人员偶然发现特氟隆（Teflon）之后不久，我父亲的许多实验就开始使用这种材料。父亲在一家小化学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生产特氟隆制品，比如绝缘导线和火箭燃料电池。与其他涂层相比，特氟隆的主要优点是其表面非常光滑，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粘在上面。父亲的一些发明非常实用有效。在带有特氟隆涂层的炊具上市的前几年，他就在我母亲的锅碗瓢盆上喷涂了各种各样的特氟隆——尽管我们时不时会在食物里发现一些特氟隆的踪迹。不过，父亲的其他发明就没有那么成功了——他把含有特氟隆的鞋垫放进我们的鞋子里，防止我们的脚起水疱，但这样一来鞋垫太滑了，每走一步，脚就在鞋里滑来滑去。我们走起路来战战兢兢，更别提跑了，实在是太危险了。对我父亲来说，实验是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实验给他带来的兴奋感，以及实验带来的不确定性。
儿时，当我仰面躺在传说中用作祭祀的巨石板上时，我浑身战栗、充满期待。阳光透过参天的松柏，映衬出附近的山桂树和杜鹃花丛；鸟儿在晨风中叽叽喳喳。在我身下这块巨大的花岗石的表面，有一条不到2厘米深的凹槽，把我的身体完全环绕其中。而就在我脚的正下方，圆形凹槽和石板边缘之间有一条很短的沟槽。整块石板的重量肯定超过1吨，被安放在距离地面1米左右的四个石头底座上。
我那身材矮小、肩膀宽阔的父亲，眼睛闪闪发亮，手里拿着卷尺，嘴里叼着烟斗，绕着石板踱来踱去，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着、画着。花岗岩石板周围有十几个石室、墙壁、排水沟，以及直立的石头。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谜。事实上，20世纪中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塞勒姆，拥有这片土地的农场主称这里为“神秘山”。其他研究过这个遗址的人推测：它可能是大约在公元1000年由维京人建造的，比哥伦布来到美洲早了几百年；或者可能是大约公元前700年由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人建造的；或者是由阿布纳基（Abenaki）和佩恩纳库克（Pennacook）等各个印第安部落历经几千年建造而成的。
不管它从何而来，躺在冰冷的石板上，我的脊背都在颤抖。我可以想象血液在我身体周围的凹槽里汇聚，然后顺着我脚下的排水沟流进桶里，被收集起来。这很恐怖，但也很刺激。当时我是一个10岁的男孩，正在帮助我父亲解开一个科学之谜。我说不清自己的颤抖是对新英格兰寒冷的秋天里那块冰凉刺骨的石板的反应，还是科学探索的缘故。但对父亲来说，显然是后者，因为我已经捕捉到了他参与科学进步、开拓未知领域的兴奋之情。10岁的时候，我就迷上了科学，喜欢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来回答问题，不喜欢凭空臆想、纸上谈兵，也不相信谣言传说和民间故事。
时至今日，关于神秘山的真相仍然模糊不清，这可能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群体改变了遗迹，破坏或改变了它的起源证据。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祭祀用的巨石”可能只是19世纪果酒压榨机的下半部分，边缘有水槽收集压榨出的果汁，也可能是从木灰中提取碱液用于制造肥皂的石头压榨机。父亲和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持关于神秘山的任何说法，但我从未忘记在有条不紊地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