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她们曾经是律师、会计师、教师、设计师、记者、医生、出版商、学者……有着高额的薪水和远大的职业前景，最终却有了一个共同的归宿：全职家庭主妇。
作者沙尼·奥加德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伦敦女性及其伴侣进行了深入采访，这些女性为了照顾孩子回归家庭，而丈夫则继续从事高薪工作。媒体和政策鼓励职业女性维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构建伙伴式的平等夫妻关系。而女性们面对的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不友好的职场文化、对家庭妇女的污名化和对育儿事务的贬低……她们牺牲了事业，结果发现家庭也不是真正的避风港。
沙尼向我们揭示了性别平等口号和女性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间的巨大落差：自主选择的背后是结构性的不平等，幸福的表象之下则是深深的愤怒和失望。《回归家庭》希望能够倾听这些女性的心声，并以此为起点，帮助她们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获得迟来的、真正的平等。
作者介绍
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女性主义与媒介、媒介与再现、不平等与当代文化等，已出版著作《在互联网上谈论乳腺癌》（2005），《媒介再现与全球化想象》（2012）等。
部分摘录：
选择与自信文化 vs. 有害的工作文化 露易丝22岁时从英国一所顶尖大学的俄罗斯研究和政治学专业毕业，第一份工作便是在一家丹麦公司的英国总部担任市场经理。这位聪明、能干、有抱负、俄语流利的新员工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的赏识，工作几个月便被晋升为公司在俄罗斯的运营经理。虽然工作需要大量跨国出差，还有一次长达两年的外派，但露易丝“十分中意：工作特别忙，特别有挑战性，让我获益匪浅，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12年来，公司就像她“自己的家”一样。“斯堪的纳维亚的机构普遍非常先进，思维意识非常超前。”她告诉我。回忆完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段自己作为年轻职业女性的满意人生，露易丝顿了顿，“明显那是［停顿］，可能不太明显哈，但那都是我女儿出生以前的事了。”她说。
露易丝的停顿，以及后来收回一开始的说法——要不是因为有了孩子，她“明显”能享有回报丰厚的事业——透露出一种深层的矛盾。她体会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孩力量”论和“新性别契约”[*]许诺给西方受教育妇女的满足感、赋权感和独立性。[1]露易丝这代妇女从中小学、大学到参加工作，一直被鼓励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她们自己也预设所有这些领域都奉行性别平等的准则。要求事业家庭两手抓的“新性别契约”，是占统治地位的、“显然”得遵从的契约。因此，对露易丝来说，显然——与她育有六个孩子而从未做过有偿工作的工人阶级母亲不同——她能够而且应当在有了孩子之后继续享受有经济回报，并能获得个人成长的职业生涯。然而在露易丝和其他像她一样的妇女看来，诱人的“新性别契约”在现实中远没有那么顺理成章。她这代的妇女“意识到那是痴心妄想……［而且］根本实现不了”，露易丝非常沮丧地反思道。
“新性别契约”事业家庭两手抓的“愉快”要求与实施困境之间的矛盾，就是（文化）再现与实情之间的矛盾。我采访的妇女大多和露易丝一样，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与她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及后来人生中所接触到的文化、政治和政策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她们所讲述的自身经历尤其强烈质疑了妇女、家庭和工作的文化及政策建构中两个关键且互相关联的概念：选择与自信。然而，正如我在下文和后续章节中会说明的，再现与实情之间的脱节，并未使这些竭力追求却未能实现这一理想的女性排斥它们。相反，这种选择范式和我后文称为“自信文化”（confidence culture）的假想，牢牢框定了她们对自己经历的认知。要她们用“选择、野心和自信”之外或与之相反的说法为自己的经历辩白，很难。
选择理念和自信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事业兴旺而家庭美满的女强人形象，已大面积取代了五六十年代英美杂志、广告、指南类书籍、报刊和电视节目中流行的快乐主妇形象。这一新形象打破了过去年代标志性的古板“女性奥秘”，因为它推翻了战后贤妻良母式的理想妇女角色，而贤良妇道本质上是建立在遏制性欲、禁止外出工作的基础上的。[2]那种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文化视野中最典型的形象。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的特征：“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她成功打入男人的世界，却未曾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是靠自己做到的。”[3]
孩子加公文包是美国流行文化中超级妈妈的标配。霍克希尔德在《第二轮班：那些性别革命尚未完成的事》（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中，就曾描述过《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84年9月刊封面上一位年轻貌美、赶着上班的职场妈妈特写，一旁笑眯眯的女儿“努力拖着妈妈的公文包”。[4]类似的形象遍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美妇女杂志、大众报刊、电影和广告。[5]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1988年的一条广告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位提着公文包的职场妈妈在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跳上飞机，在接下来的商务会议上大显身手，惊艳了客户，一天工作结束后再闪电般及时赶回来接孩子。[6]这些从事专业工作的职场妈妈形象似乎既反映又推进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至90年代末最为显著的巨大历史变迁，即劳动人口中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就业率的大幅增长。[7]因此，过去数十年间的再现和妇女经历似乎说明了同一个事实：在老一辈妇女的不懈斗争下，如今的女性可以选择同时拥有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
个人自由、选择、个人主义和能动性的理念激发了越来越多对于妇女、家庭与工作的讨论和建构。从更大范围上说，它们已成为女权运动及其政治主张的核心概念，并且同“我们独立、自由、自主；我们有选择，而且按自由意志做出选择；因此，我们个人对选择后果负全部责任”的“经典美式信念”紧密相连。[8]然而，正如社会学家谢利·布金（Shelley Budgeon）所指出的，尽管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关注的是妇女在做出自由选择时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政治已经转向了所谓的“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9]布金写道，选择女性主义的关键特征之一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过去有些结构性因素，系统性造就了各种伤害妇女的不平等社会关系，但现在它们已基本被克服……这就意味着，男女人生中所有余留的差异，都可以用个体有意做出的选择来解释”。[10]因此，选择女性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和认可女性个体的个人选择。
选择女性主义理念和对个体责任的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后女性主义媒体话语中特别流行。这类话语推崇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目标，“把妇女说成自主的主体，不再受到不平等或权力失衡之类的制约”。[11]女性主义学者罗莎琳德·吉尔论证，这种建构遍及从报刊、广告、脱口秀到言情和通俗小说的一系列英美媒体。吉尔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将妇女描述为自主和自由选择的个体的后女性主义说法，同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心理主体——理性、精明而自律的创业者——惊人地契合。吉尔写道，后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选择式生平’（choice biography）的理念，和不管一个人实际受到多少限制，都通过一个自由选择和自主行动的故事来了解他的人生并赋予意义的当代要求”。[12]
因此，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13]，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现代妇女所面临的要求，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家庭和工作上做出积极的选择。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用偏好理论（preference theory）来阐述这一点。[14]哈基姆认为，对妇女从事有偿工作与承担家庭责任的讨论，关注的是鼓励和禁止妇女去做什么，而没有考虑到妇女自身的意向。她认为，在妇女能真正自主选择的社会中，分工的关键动因在于对生活方式的偏好。此种社会中的妇女可分为三类：以工作为中心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以及希望兼顾有偿工作与家庭的（适应型）。因此，在哈基姆看来，辞职的妇女显然是基于偏好、出于个性才选择了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弹性工作和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理念遍布政策和媒体对女性与工作的讨论中（详见第2章），突出强调了选择符合女性主义的目标。当下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尤其流行的热词“妈咪路线”（mommy track），就是指妇女能够选择将紧张忙碌的事业降级成一种灵活的、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模式（但必然要牺牲职业发展），或者完全放弃工作去照料孩子。尽管放弃职业生涯的选择往往带有消极色彩，但这一决定大多被形容成女性的个人选择，其后果是私人的，且很少提及它的障碍、制约、遗憾或更大范围的社会意义[15]——这些问题会在第3章分析。简而言之，同过去的家庭主妇不同，如今不管是决定当职场妈妈还是居家妈妈，都被看成个人选择和女性解放。[16]
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选择拥有一切”的快乐职场妈妈形象，掩盖了艰难的冲突“以及妇女、男性和孩子在无奈应对不平等时所付出的巨大而隐秘的情感代价”。[17]它们赞美赋权女性通过实现职业梦想来获得解放，却忽视了也要解决家庭、职场乃至整个社会中长久以来的不平等问题——套用霍克希尔德的著名论断，正是这些不平等使得性别革命止步不前。
在21世纪，更加复杂的母职和工作再现逐渐涌现，部分是针对上述理想化形象不符合妇女和家庭的现实情形而做出的批判性回应。露易丝和其他受访女性心目中的形象，与盛行于她们母辈所处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职业：家庭主妇”这一战后女性奥秘截然不同[18]，并且也不同于霍克希尔德采访的女人们所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末的超级妈妈形象。尽管快乐主妇或超级妈妈形象尚未脱离公众的想象，但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其他类型的女人理想似乎已然风行了起来。
其中，妇女能按个人意向自由选择人生道路、随心所欲地一边享受弹性工作一边带孩子的理念，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抨击。《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2年刊登的由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发表的题为《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的文章，就系统地阐述了这一争议。斯劳特用亲身经历（曾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首位女司长，任满两年后决定离职）说明了长久以来美国在职妈妈面临的职场文化障碍，因为后者视职业发展优先于家庭。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争议和批判。它标志着针对阻碍女性向高层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尤其是关于成功理念和固定办公地点的社会规范——展开诚恳探讨已迫在眉睫。斯劳特揭示了关于选择的漂亮话不切实际，呼吁莫再指责妇女未能做出或实现正确的选择。她力称，除非职场规范和成功职业路线的观念发生实质性转变，不然虽有野心却选择止步青云之途的女性可能会远多于男性。
次年出版的一本书迅速占据了美国和欧洲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为妇女、家庭和工作的争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中，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以她作为成功职业女性和母亲的大量亲身经历为例，聚焦阻碍妇女取得职场成功和进步的“社会竖立的外部障碍”。[19]以类似于斯劳特式的自白，她描述了自己在进入大公司顶层道路上遇到的不安、脆弱和挑战。桑德伯格大量引用心理学研究，鼓励人们针对职场缺乏弹性、社会规范，以及在评价成功和管理有方时对男女持根深蒂固的不同标准，开展更加坦率和诚恳的对话。桑德伯格强调，“个人的选择并非总像看上去那么个人”[20]，并一步步揭露了女性关于工作和家庭的决定是如何受到社会说法、压力、家庭期望和职场规范影响的。
斯劳特和桑德伯格欣然接受、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妇女选择兼顾事业成就和母亲使命的自由。然而，她们与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妈妈不同的一点，在于公开正视做出这一抉择背后的压力和代价，并说明了如何才能克服，或至少大幅减少这些障碍。她们提倡摒弃拥有一切的理想化超级妈妈形象，转向更具自我反思性的探讨：拆穿拥有一切的神话，并承认妇女在工作和家庭方面的选择从来不是完全自由、自主和仅由个人掌控的。她们呼吁在体制、社会和文化层面做出一些改良，包括亟须挑战性别刻板印象，发展出妇女其他的成功形象，以及设计和实施以加强职场性别“多元化”（比“平等”更贴切）为目标的公司层面改革。[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