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杨宽著作集第一辑+第二辑（13种15册全）》内含—— 《中国上古史导论》 《古史新探》 《古史探微》 《西周史（全二册）》 《战国史》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全二册）》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杨宽学术随笔》 《杨宽书信集》 《杨宽史学讲义六种》 《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外三种）》 《杨宽史学拾遗》
作者介绍
杨宽（1914—2005）， 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白鹤江镇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师范科，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 1936年参与上海市立博物馆筹建工作， 1946年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 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 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 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副理事长。 著有《中国上古史导论》《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古史新探》《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等。
部分摘录：
（一）周人对开国君王的推崇 西周初期文王、武王、周公伐灭殷商、东征平定叛乱制服东夷，从而创建开国的大业，历来为周人所推崇而歌颂。《孟子·滕文公下》在叙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之后，就引《尚书》称赞说：“丕显哉，文王谟（文王显赫的谋略）！丕承哉，武王烈（武王伟大的功勋），佑启我后人（帮助启发我们后人），咸以正无缺（都能正确而无缺失）。”说明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开国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极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乐工就奏音乐而歌唱，唱了差不多包括今本《诗经》全部诗歌（只有《鲁颂》、《商颂》不在内），再加上舞蹈。当乐工跳起《大武》（表演周武王克商的）舞时，季札称赞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当乐工跳起《韶濩》（表演商汤克夏的）舞时，季札称赞说：“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惭愧的感觉），圣人之难也。”春秋时代人们已把商周两代的开国君王看作圣人了。
（二）儒家对西周政治文化的推崇 儒家沿袭前人对文王、武王推崇的传统，对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极为推崇。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是说周代继承夏、商二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得更为丰富多彩，因此主张政治文化必须依据周代的制度。孔子把周文王看作西周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的代表，又把自己作为继承文王的代表。当孔子在匡（今河南长垣西南）被人拘禁的时候，他就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是说周文王死了之后，政治文化不是就在我这里吗？如果天将要消失这样的文化，那么我也不能掌握这个文化了。如果天不要消失这个文化，那匡人又能将我怎样呢？说明孔子十分自信他是西周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把周公看作西周政治文化的主要代表，他就是周公的继承者，因而做梦也要见到周公。孔子十分自信，如果有人用他，由他执政，很快就能成功。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他又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这是说有人召我去，难道是徒然白白召我去的？假如有人用我执政，西周的政治文化就可以在东方推广开来。孔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就是要后世君王以周文王、武王、周公作榜样，从而把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孟子继承孔子的政治主张，有进一步的发展。孟子把孔子看作杰出的圣人，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孟子》的最后一章（即《尽心下》第三十八章），提出了一个“圣人”的传统，从尧舜至于汤，从汤至于文王，从文王至于孔子，这个“圣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一代高过一代，到孔子是最“盛”的。孟子接着又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是说孔子之后到孟子那时，只有一百多年，离开圣人之世不远，距离孔子的家乡也很近，竟然没有继承者。这是孟子自以为孔子的继承者，没有直说，孔子是鲁人，在今山东曲阜，孟子是邹人，在今山东邹县，确是很近。孟子虽然鼓吹“尧舜之道”，而实际主张的还是效法周文王，曾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荀子继承孔子的政治主张，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荀子认为学者有“士”、“君子”和“圣人”之分，圣人是“道之管（枢要）也”。儒有“俗儒”、“雅儒”、“大儒”之分，“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言久到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荀子把武王、周公和孔子都推崇为“大儒”，认为周公继承武王而居天子之位，教导成王，待成王成人而即天子位，就是“大儒之效”。又认为武王伐纣，到汜水泛滥，到怀城而城崩坏，到共头而山头坍倒，攻到牧野，“纣卒易乡”（“乡”读作“向”，“易乡”是说回头倒戈），“遂乘殷人而诛纣”，这样“笞棰暴国，齐一天下”，就是“大儒之征”（《荀子·儒效》）。荀子为了吹捧“大儒”的成效，把武王伐纣经过说得神乎其神，说是由于殷人倒戈而轻易得胜的。
（三）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诗书礼乐”成为儒家经典 《诗》、《书》和礼、乐，是代表西周主要的政治文化的。《诗》、《书》和礼、乐原是密切相关的。所谓《诗》，原是用音乐伴奏的歌辞，《诗》有所谓“风”、“雅”、“颂”。“风”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风格的乐曲，“雅”是指西周王畿的乐歌，“雅”通作“夏”，周人自称为“夏”。“颂”是统治者用于祭祀和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雅”和“颂”的乐曲，由于用途不同，声调不同，所用乐器也有不同，如琴有雅琴和颂琴之分。当时所有招待宾客、举行宴会和重要典礼，都要由乐工奏乐和歌唱，所唱乐歌和所用乐器是有等级的。例如一般招待宾客，有瑟伴奏的“升歌”，还有“笙奏”、“间歌”和“合乐”。如果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的飨礼，就要用“金奏”，就是用钟鼓演奏的乐曲。所谓《书》原是指公文和档案，包括会盟的盟誓、出兵时当众的宣誓、分封诸侯的册命、任命官职的册命、历史事件的记录、君臣重要的言论以及对臣下的诰诫和赏赐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历史文献。
儒家既然推崇西周的政治文化，想要推广发扬，当然就会重视西周的《诗》、《书》和礼乐。《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孟子常引用《诗》、《书》来鼓吹效法先王，推行“仁政”和实行“王道”。荀子更著有《劝学》说：“其数则始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又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提倡“诵经”，所谓“经”就是《礼》、《乐》、《诗》、《书》、《春秋》。荀子又在《儒效》中指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这样推崇《诗》《书》《礼》《乐》《春秋》，开始称之为“经”，对后世影响深远。
我们必须指出，先秦诸子，从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献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根据。墨子引用的《书》，主要是有关禹、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用作墨家理论的依据。儒家也自有其选读《书》的政治标准。战国时代的《书》中原有《武成》一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战争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杀伤。这一点和儒家推崇武王为圣人的主张不合，因此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因为《武成》载武王克商弄得“血流漂杵”，不符合“以至仁伐至不仁”的原则，就主张毁去《武成》，当时古《书》是写在竹木简策上的，因此他主张只“取二三策”。他这个毁灭《武成》的主张，对后来儒家有深远影响。汉景帝时从壁中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其中就有《武成》，这是个古书的重要发现，因为内容不合儒家的政治标准，没有人传授和作注解，到东汉初年《武成》先亡佚，其余十五篇到永嘉之乱也全失去了。
现存的西周文献，主要是儒家所传的《尚书》中的《周书》和《诗经》中的西周作品，因而有其儒家的局限性。
二 现有西周史料的特点 （一）《尚书》中的《周书》 《尚书》是指上古之书，今本是西汉初年秦博士伏胜所传，共二十九篇，实际只有二十八篇，其中《泰誓》一篇是出于后人伪托补入的。武王所作《太誓》，《墨子》、《孟子》、《左传》、《国语》等书都曾引用，和这伪托补入的《泰誓》完全不同。其中有“誓”三篇。《牧誓》是武王在牧野誓师时所作，今本《牧誓》已非原本，当是战国时人述古之作。《费誓》是西周初年鲁侯伯禽讨伐淮夷徐戎，在费誓师所作。《洪范》记武王克商后箕子所陈建国方略。《金縢》记周公把武王病时所作祝辞藏于“金縢”（用金质绳索封缄）的匮中，后来被成王发现，感悟了周公的忠诚。《大诰》是武王死后管、蔡叛国，周公东征所发布的文告。《康诰》是分封康叔时周公的训词，《酒诰》是周公诰诫康叔戒酒，《梓材》是周公诰诫康叔推行“明德”的政策，《召诰》是成王营建洛邑时召公所作训词，《洛诰》记周公还政成王后决定留守洛邑辅佐成王治理国家的事。《多士》是周公向殷遗贵族教训的文告。《无逸》是周公诰诫成王吸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诰诫。《多方》是周公代表成王诰诫多方的贵族。《立政》是周公还政成王后对成王的教导。
汉景帝时，鲁恭王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比伏胜《今文尚书》多十六篇（《汉纪·成帝纪》引刘向说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有人称之为“百篇《尚书》”，并且有“百篇之序”（《论衡·正说》和《佚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这是因为《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二十九加十六共四十五，再加上《书序》一卷，共四十六卷。《古文尚书》已失传，《书序》还存在，也还有些史料价值。如《书序》说：“武王伐殷，往伐，归兽（“兽”读作“狩”），识其政事，作《武成》。”这和《逸周书·世俘解》所说武王克商献俘之后，“武王狩，禽虎二十二”相合。
（二）《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小雅》和《豳风》 《诗经》中《大雅》的《皇矣》、《生民》、《緜》、《公刘》、《荡》、《文王》、《文王有声》、《大明》、《思齐》，《周颂》的《我将》、《武》、《赉》、《般》、《酌》、《桓》，是歌颂周人早期历史和文王、武王开国历史的。《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薇》、《采芑》、《渐渐之石》，《大雅》的《江汉》、《棫朴》、《常武》等篇，是描写有关王朝征伐四方严允、荆蛮（楚）、淮夷、徐戎的事。《大雅·韩奕》是谓周王册封韩侯和韩侯入觐的事。《大雅·崧高》是讲周宣王命令召伯帮助申伯经营土地的事。《大雅·桑柔》据说是周厉王臣子芮良夫指责周王和执政大臣以及揭露当时政治黑暗腐败造成人民灾难的。《大雅·召旻》是讲天灾人祸严重，“今也日蹙国百里”（如今每天丧失国土百里），即将要亡国。《周颂》的《噫嘻》、《臣工》、《载芟》、《良耜》，《小雅》的《信南山》、《甫田》、《大田》、《楚茨》都是述及农业生产的，《豳风》的《七月》还讲到了农夫的苦难生活。
（三）《逸周书》、《国语》、《周易》 《逸周书》具有《周书》的逸篇性质，其中有多篇确是西周的历史文件。其中《世俘解》当是和《武成》同一来源的不同篇章，《克殷解》也是一篇可信的记载，《商誓解》是周武王克商后对殷贵族的一篇讲话，是现存武王讲话中最完整的一篇。《度邑解》记载武王要建设东都洛邑，是事实，后来周公东征胜利后营建洛邑，就是执行武王的遗嘱。《作雒解》所讲营建洛邑的规模布局，也是重要的。《皇门解》所记周公会见“群门”（大宗族长）的讲话，《祭公解》所记祭公谋父临终前对穆王的劝戒，《芮良夫解》所记芮良夫对厉王的进谏，基本上是可信的。我认为《逸周书》原是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因此编入有不少后世兵家的著作。
《国语》的《周语上》前十章，记载有西周后期穆王、恭王、厉王、宣王、幽王时的衰败史迹。《国语·郑语》的前一章，记有幽王时史官史伯谈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西周将亡，秦、晋、齐、楚将轮流兴起的形势。
《周易》是周人用来“筮占”的经典，所有卦辞、爻辞中不仅包含有哲学思想，还述及周初的国家大事。原本当作于西周初期。
（四）《古本竹书纪年》、《世本》、《穆天子传》 《竹书纪年》原是晋代汲县魏墓中出土竹简的魏国编年史，述及夏、商、西周、春秋时事。原书宋代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已非原本。清代雷学淇、朱右曾曾辑录宋代以前人所引的，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近代王国维曾编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近年方诗铭、王修龄更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其中有西周武王以来的编年大事记载，所记大事不多，都很重要。
《世本》是先秦贵族的世系记载，成书大约在战国末年，其中有西周时代的记载。原本宋代已散失，清代有多种辑本。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合编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记》，原为晋代汲县魏墓出土竹简的一种，记载周穆王西游昆仑见到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其中讲到穆王的大臣毛班，称为毛公，见于穆王时代的铜器班簋铭文中，说明此书有真实的史料价值。我认为作者是战国初期的，内容采自一个从西周以来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原始游牧部族所传的祖先历史，本来是和神话传说分不开的。因此，《穆天子传》中既有真实历史的记载，同时又有神话传说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