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如哥白尼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空间概念，达尔文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时间概念；哥白尼让我们认识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百六十多年前达尔文提出的生物演化论，早已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石。而其著作在今天仍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反复玩味。本书是著名古生物学家苗德岁评介达尔文及其著作的文章汇编。这些短文清新可人，既硬核又通俗，既理性又文艺，从达尔文的学说思想、人生轶事、后世影响等方面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宏阔而充满生机的达尔文的世界。
作者介绍
苗德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理学硕士，美国怀俄明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6年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是亚洲首位获得该项殊荣的古生物学家。
部分摘录：
雪藏十五年为哪般？ 照理说，达尔文1844年的《物种理论纲要》当时完全可以拿出去单独发表的。可是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其“雪藏”起来并做出“托孤”的安排呢？事实上，达尔文日后并未遭到什么不测，还在其后多年间，发表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然而在他生前，《物种理论纲要》却从未发表；直到1909年，才由他的儿子弗兰西斯编辑出版―距离他完成这篇论文已经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而他的物种理论，也是直到时隔十四年后的1858年7月才首次见之于世。对于个中原因，长期以来科学史家们众说纷纭。
迄今为止，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是，达尔文之所以迟迟没有发表他的理论，是因为担心引起巨大争议，甚至有人猜测达尔文可能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反对者的威胁。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援引达尔文在信中写过的一句话，“承认物种是可变的，就像供认自己是杀人犯一样”。然而，根据我对达尔文书写信函的熟知程度，我觉得这似乎是典型的“达式幽默”；记得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曾写道，“当我看到你的大量观察，我觉得好像自己干了盗窃、纵火或谋杀的勾当似的”。
诚然，我并不否认他会考虑到发表此文可能引起巨大争议，甚至会伤害到妻子艾玛的宗教情感，也可能令他剑桥大学的几位“有神论者”良师益友（包括亨斯洛和塞奇威克）感到不安。但依据我多年来对《物种起源》文本的研究以及对达尔文严谨治学精神的了解，我认为这些都不是他推迟发表物种理论的主要原因。
我坚持认为，达尔文深知自然选择学说是惊世骇俗的理论，因为它彻底颠覆了当时人们对这个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认知，必然会引起一场科学及思想上的革命。原本人们以为，世上万物都是神（上帝）造的，但达尔文指出：新的物种是从旧的物种那儿演化而来的。这无异于把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对此，达尔文深信，异乎寻常的理论必须有超乎寻常的证据支持才行；因此，他必须慎之又慎。他为了说服众人（尤其是可能持不同观点的人），便决定暂时将这篇文稿雪藏起来，继续搜集支持其理论的证据，直到自己觉得无懈可击的时候，再拿出来发表。
事实上，达尔文也并未完全把他的理论雪藏起来。他从1845年开始修订《小猎犬号航海记》第二版，在书中增添了许多新内容。由于这些新段落散布于全书，只有将第二版与第一版放在一起仔细对照，才能看出不同来。倘若把新增的这些段落串在一起的话，读者便不难发现，《物种理论纲要》的内容几乎呼之欲出！达尔文这样做的目的似乎很明显，他这是在为自己理论的优先权留一“小手”―日后万一有其他人抢先发表了类似的理论，他可以将“隐藏”在《小猎犬号航海记》第二版中的这些新内容抽出来放在一起，以表明是他率先发现了这一理论。
总之，在完成《物种理论纲要》后的近十五年间，达尔文继续勤奋工作，不遗余力地搜集支持自然选择学说的方方面面的海量证据。在此期间，他的好朋友莱尔和胡克也曾不止一次催促他尽快发表他的理论。但对于达尔文来说，拿出一个成熟的、无懈可击的理论，远比匆匆发表来得重要。况且，他是“玩”科学的绅士科学家，又没有“不出版便出局”的职场压力，急它作甚？比起1844年那篇文稿来，达尔文后来又掌握了支持他理论的大量证据，他要把这些证据与那篇《物种理论纲要》结合起来扩展成一本大书―《物种论》。到了1856年，他终于开始着手写作这本计划中的巨著。
其实，选择这一时间也不是偶然的，这又是莱尔推动的结果。1855年9月，英国《博物学杂志》刊载了华莱士《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一文，而莱尔便是审稿人之一。莱尔敏锐地从中嗅到了华莱士也正在从事跟达尔文相似的研究课题，并可能很快得出相同的结论。出于友情，莱尔再次敦促达尔文抓紧发表自己的理论，以免被他人捷足先登。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对此，达尔文陷入了极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不想听从莱尔的建议，把这么重要的理论以及大量相关证据简化成一篇“摘要”，匆匆发表在学术杂志上―他想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肯定会为失去发表理论的优先权而后悔、烦恼。他写信给另一好友胡克，征求其意见。胡克基本同意莱尔的建议，也让达尔文先发表一个概要再说。达尔文此时也只好听从两位同行好友的劝告，着手撰写《物种论》概要。
谁知事情的发展竟比莱尔想象的还要快。正在达尔文奋笔疾书的当口，1858年6月里的一天上午，他收到了来自马来群岛的一封邮件，内附华莱士一份手稿。达尔文对华莱士的名字并不陌生，除了上面提到的他1855年发表在《博物学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之外，达尔文以前还托他采集过标本。达尔文匆匆看完华莱士请他指教的手稿，顿时要崩溃了，华莱士的自然选择理论跟自己的几乎一模一样！连所用术语都是如此接近―这种巧合简直把他给“雷倒了”。他于1858年6月18日晚给莱尔写了一封信：您的预言惊人地实现了！我从未见过这般巧合，即便华莱士面前摆着我1842年概要的手稿，他也不会写出比现在更相似的摘要来。
达尔文在信中还表示，华莱士的文稿很值得一读，并建议予以发表。同时，他也流露出痛失优先权的沮丧，毕竟这是他二十多年的心血啊。
作为当时英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莱尔收到达尔文的信以及随信转来的华莱士手稿之后，赶快找同为科学界重量级人物的胡克商量，如何妥善处理这件颇为棘手的事。胡克读罢达尔文的信以及华莱士的手稿之后，也惊奇得“掉了下巴”一般。他对莱尔说，这样的巧合真是太不可思议啦！我十多年前曾看过达尔文1844年的文稿，用语跟华莱士这篇手稿惊人地相似，若不是看了达尔文这封信，我还以为华莱士这篇手稿出自达尔文之手呢！
莱尔问胡克，这可怎么办？胡克略想了一下说，咱俩都了解达尔文这些年来的研究工作，倘若我们单独发表华莱士这篇手稿的话，那对达尔文太不公平了。因为达尔文得出同一结论时，华莱士很可能压根儿还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呢。
莱尔问，您的意思是暂不发表华莱士的文稿？达尔文信中可不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们这样做的话，也不合适吧？尽管我们知道内情，但这不符常规……
胡克笑了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让达尔文赶快准备一篇摘要，两篇同时发表、两人共享优先权。莱尔对此拍案叫绝，并说，我记得去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给我来信谈到过达尔文曾给他去信，系统介绍过自然选择学说，让我们同时附上达尔文给格雷那封信的底稿，以表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实际上先于华莱士这篇手稿。
莱尔把跟胡克商定的上述办法函告达尔文，谁知达尔文却回信表示，我原本不打算发表摘要的，现在有了华莱士的文稿，我却匆忙发表摘要，这样做是否光明正大呢？我宁愿把我的书稿烧掉，也不愿意看到这样做可能引起华莱士或其他人怀疑我的为人卑鄙！我对二位的善意十分感激，但我如果过分在意优先权的话，实际上已经很可悲了……
最后，莱尔与胡克联名给伦敦林奈学会秘书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华莱士手稿、达尔文“物种论”摘要以及给格雷信的底稿，安排将这三份文件在伦敦林奈学会1858年7月1日会议上宣读。他们在信中指出，达尔文与华莱士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创立了同一美妙学说，解释了物种的出现与存续，二位对此理论的贡献均属独创，我们建议提交林奈学会同时发表，应是对科学事业负责的明智之举。林奈学会接受了这一安排，但宣读这两篇论文时，两位作者均未能出席会议。华莱士彼时依然远在马来群岛，达尔文则因为两天前刚痛失幼子、悲伤不已，也未能参会。会后不久，两人的文章又刊发在同期的《林奈学会会刊》上。此后达尔文给华莱士回信，向他通报上述安排，并在信中赞扬他不畏艰难困苦、执着追求科学真理的崇高精神。华莱士则从《林奈学会会刊》发表的文章中，了解到达尔文的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远远超过自己的工作，而对达尔文敬佩不已。他坦承：当我羽翼未丰之时，达尔文已经是知名学者；他为了寻求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他发现的真理而孜孜以求，不急于为争名而仓促发表自己的理论。我缺乏达尔文先生不倦的耐心、惊人的论辩能力、丰富的博物学知识、设计实验的灵巧以及文笔的清晰和精准。这些品质使达尔文先生成为十全十美的科学家，也是最有能力使这一伟大理论深入人心的人……平心而论，后人常常赞美达尔文具有高尚的学术操守，却忘记了在这件事上，华莱士谦逊与大度的美德，实在更值得赞颂。
此后，达尔文花了十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物种起源》（即原先的《物种论》概要）一书。华莱士在读完《物种起源》之后，更对达尔文心悦诚服、崇拜之至，称其为生物演化论的创始人，后来他还写了《达尔文主义》一书，在书中自称为“达尔文主义者”，并谦虚地说“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理论，创建之功当属达尔文”。科学史上，不同科学家独立研究得出相同发现的案例并非绝无仅有，但像达尔文与华莱士这样相互间未生芥蒂的情形实不多见。由于两者社会地位的悬殊，后来有人不断地替华莱士“鸣不平”，则纯属好事者所为了，与当事人无关。前前后后的一系列事实表明，达尔文及其朋友们没有任何学术失范行为。恰恰相反，跟牛顿与莱布尼茨弟子们之间就发明微积分优先权的长期之争相比，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谦逊美德，堪称科学史上的罕见佳话。
还有一两件小事，也足以反映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高风亮节与真诚友谊。一是，一次某人在华莱士面前盛赞他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巨大贡献时，华莱士不无幽默地说，我最大的贡献就是促使达尔文先生提前公布了他深藏多年的美妙理论。二是，达尔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华莱士争取到英国政府颁发的每年200英镑的终生津贴，这对经济拮据的华莱士是莫大的帮助，也体现了达尔文“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君子风范。
其实，达尔文高尚的学术操守还反映在另一方面。他自小就是热情的博物学标本收藏者，尤其是他随“小猎犬号”战舰环球科考时，曾采集了数以千计的珍贵博物学标本。由于他是自费参加科考，因而所有标本都属于他的私人藏品。然而回到英国后，他把这些标本都无偿地慷慨赠予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反对演化论的解剖学家欧文）去研究，自己则甘愿作为采集者。事实上，达尔文在晚年所写的自传中，曾用下面这句话来描述自己作为采集者的自豪心情：当我在史蒂文斯的《英国昆虫图鉴》中看到下面这几个神奇的字―“查尔斯·达尔文采集”时，比任何诗人看到他的第一首诗被发表了，还要兴奋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