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古文史之学”，是亦古亦今、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学问。近百年来，在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推动下，海内外学界运用文献、考古、艺术相结合的方法，融烁古今，会通中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活跃在中古史（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前锋线上的学者各自有着什么样的思考？本书系收录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主要成员的作品，每本书的立意、方法不尽相同，但体现了中古史研究的众多面向与共同关注，包括中古中古时代历史、语言、文学与艺术等。本书系作者包括余欣、仇鹿鸣、孙英刚、朱溢、邱轶皓、唐雯等知名学者，反映了当今中古史研究领域的新一代学人的研究水平。
本书系主题为中国中古时期（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礼仪、宗教和制度，包括相关文献辑考、宗教史（或宗教社会史）论考、仪式与制度的考证以及综合性研究。收录《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画境中州：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晏殊〈类要〉》研究》《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所涉课题，不仅为中古知识、信仰世界的重要一环，又事关政治起伏与思想跌宕之关系，进而以中古为样本，对理解整个人类历史中政权合法性的塑造也有一定思考。 ★《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试图重建中古时代学术的新图景，重新思考方术与博物学在社会史、思想史和文明史上的意义，尤其偏重於知识建构与文本形态、书写行为、使用实践之间关系的省思。 ★《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本书以国家和南方祀神风俗的互动为焦点，探讨国家与祠祀关系变化的两个层面。 ★《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本书通过横向比较蒙古帝国在东、西亚所留存下的史料记载，尝试对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三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视野。 ★《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本书是2010年11月6－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本书将吉礼制度的变迁置于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凸显其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的意义。 ★《画境中州：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本书聚焦于始自蒙古南下徇地中原、迄于忽必烈至元初年（1210s—1260s）华北地方行政建置发生激烈改易的现象，对该区域内所涉各层级（中书腹里、路、府、州、县）之建置与区划的历史变迁状况进行细致的考释和分析。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主要讨论“（历史）知识的生成与表达”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旨在揭示这一历史时期各种形式的历史书写在正当化王朝权力方面所承担的功能，解明中国古代王朝在构建政权正当性方面所进行的多种实践。 ★《晏殊〈类要〉研究》：本书第一次对北宋名相晏殊所编撰的《类要》的基本面貌、流传轨迹及今传三本之优劣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并对《类要》所保存佚书佚文作了详细辑录与考订，完整地呈现了这一重要文献的珍贵价值，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 ★《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本书以敦煌吐鲁番文献、日本古钞本、考古文物以及相关民国档案、书札、诗词、题跋的整合性探讨，观照中国现代学术成立史之一侧面，追索其内在理路，进而构建中古写本研究及其现代镜像之“交错的文化史”。
作者介绍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参与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点校。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凭借《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获首届“普隐人文学术奖”（2017年）。2020年获得“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新秀奖”。 ★ 孙英刚，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佛教史研究》杂志和“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主编，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研究员等。 ★余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敦煌学、博物学、中古宗教史、写本文化与知识社会史，尤致力于中古中国的知识建构、信仰实践、社会生活与政治运作的整合研究。 ★杨俊峰，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在《新史学》《韩学研究》《历史人类学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数篇。 ★邱轶皓，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元史、蒙古帝国史、古代中国和印度、西亚的海上交通史。在研究中强调使用多语种（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进行综合研究。 ★朱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唐宋史、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和礼学思想的研究。 ★温海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 ★徐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主编《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著有《“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等。 ★唐雯，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籍整理、唐代文献与历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十馀篇。
部分摘录：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之际的历史演变素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垂注，相关论著堪称宏富，研究积累深厚。因此笔者展开学术史回溯时，以个人的耳闻目见，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且牵涉线索众多，恐难以面面俱到。由于本书主要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以及家族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学术史回顾的部分，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回溯方式，主要围绕着魏晋政治史研究与“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运用、士族政治这两个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笔者试图在现代学术演变的脉络下，对过去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范式加以梳理，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对于确实难以涵盖其中，但与本书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成果，则在具体的论述分析中加以引证。
在现代学术框架下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演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寅恪对魏晋两代统治阶级性质的分析。陈先生在1950年发表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转折的意义做出如下的表述：“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叡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1]1956年发表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从分析魏末士人热衷讨论的才性离合问题入手，见微知著，认为这一玄学问题探讨的背后反映的实质是曹氏、司马氏两党的政治纷争，并再次指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嬗递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2]陈先生的观点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必须要在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延长线上来考虑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其次，魏晋嬗代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易姓革命，其背后的实质是两个不同性质统治阶级之间的更替，西晋立国之后所施行的孝治天下、封建五等等措施皆反映出西晋政权的儒家特质；其三，魏末政治的实质是曹、马两党的斗争。
陈寅恪以阶级升降、政治集团等概念工具来解释魏晋两代的政权交替，将魏晋之际政治、社会、文化诸面向的变化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中加以阐释，指出魏晋两代的根本性变化在于：由于其统治阶级出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受不同的文化熏习，因而也奉行不同的治国方略，而这渊源自汉末的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兴替构成魏晋政治的基本底色。这一假说奠定了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研究魏晋嬗代的基础，对于后续研究实有发凡起例的意义，可以说此后关于魏晋之际历史的研究大都笼罩在陈先生提出的分析框架之中。
其后，在此问题上加以推进的是陈寅恪的学生万绳楠，其在1964年发表的《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一文中指出曹魏政权中存在着汝颍、谯沛两个政治集团，曹魏政权主要依靠了汝颍的旧世族和谯沛的新官僚，汝颍集团标榜儒学，主要担任文职；谯沛集团则以武风见称，主要担任武职。汝颍集团通过在储位之争中支持曹丕，取得了对谯沛集团的优势；高平陵之变的实质是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的决战，最终以司马氏为代表的汝颍集团取得了胜利，控制了曹魏政权，为魏晋嬗代奠定了基础。[3]尽管柳春新曾经对汝颍集团这一概念的边界加以修正，[4]而黄炽霖则通过对曹魏官员出身籍贯的统计，对万绳楠的假说提出质疑，认为汝颍士人直至魏明帝时代方在朝中占据优势，但以上二位所论仍大体沿用万绳楠所设定的分析框架。[5]直至当下，汝颍集团、谯沛集团依然是大陆学界在研究曹魏政治时广泛使用的概念。
万绳楠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学说进行了拓展。首先在研究的时间段上，万绳楠主要论述了曹魏中前期的政治史。由于陈寅恪前述的论文侧重分析曹魏后期曹、马之争的性质，而未及对曹魏中前期政治问题加以考述，万绳楠则通过对汝颍、谯沛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构拟弥补了陈寅恪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一直延续到晋初这一假说在时间链条上的缺环。其次，万绳楠在检讨汝颍、谯沛这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特质时，引入了地域这一陈寅恪所惯用的分析维度。陈寅恪主要以社会阶层、文化熏习及取士标准来区分曹、马两党，而万绳楠则强调两个政治集团的地域特征，并且指出汝颍多任文职、谯沛多为武人这一文武分途的特征。[6]田余庆也受到陈寅恪论述的启发，指出曹操与袁绍之争的性质在社会地位上是两个阶层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法之争。不同的是田先生认为曹魏政权的世家大族化在曹操晚年便已开始，不必等到河内司马氏的兴起，并不赞成陈寅恪以儒法之争来解释魏晋之际的历史现象。[7]
尽管在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随着大陆政治气候的变化，更多地突出对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的研究，关于王朝统治集团的研究因与时势违碍而转入沉寂，[8]学者也很难公开征引陈寅恪的研究，[9]但陈寅恪的学说依然在海外的研究者中激起了相当的回响。台湾学者刘显叔在1970年代发表了两篇长文，综合性地讨论了东汉至晋初的政治变化，认为东汉末年的士大夫阶层内部可以划分为儒家士大夫与清流士大夫两类，清流士大夫通过交游、品题、清议等手段，在汉末形成了一种超越城乡隔阂与身份差别的清流社会。清流士大夫虽然占据了汉末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依然有一批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士人对于清流士大夫的结党浮华之风加以批判。起初在宦官势力的压迫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尚不明显，清流阵营中也包括了许多儒学礼法之士。进入三国之后，两者之间的分歧日益显著，清流士大夫受到儒家大族与法术主义专制政权的共同敌视。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斗争便反映了清流名士与儒家大族之间的对立，最终代表儒家大族力量的司马氏胜出，西晋是一个儒家大族支持建立的政权。[10]刘显叔的研究显然是在陈寅恪有关曹魏是法家寒族政权、西晋是儒家大族政权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讨论，并提出修正意见，通过对士人文化身份的进一步细分，追踪汉末清议风气在魏晋政治中的延续与回响，特别关注士人内部儒家士大夫与清流名士之间的分野，指出代表儒家大族的西晋政权与汉末清流之间存有相当的距离。而卢建荣则根据曹爽、司马懿政策取向的不同，运用“变法派”与“保守派”两个概念来分析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政治斗争。[11]
关于晋初的政治纷争则以陈寅恪的学生徐高阮《山涛论》一文最为著名。[12]徐文进一步将西晋初年的党争放在魏末曹、马之争的延长线上加以考虑，强调魏末相对抗的两股势力在晋武帝一朝不断演出了新的争衡。在晋初政治中活跃着一股以山涛、羊祜为核心的亲魏政治力量，这一名士阵线与司马氏的死党贾充等人的政治冲突，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士大夫中不同门户的对立，这构成了晋初政治分野的基本特征。[13]《山涛论》是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名篇，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笔者大体赞成周一良对此文的评论：徐文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但并不同意他的结论。[14]晋初的政治角逐是否仅仅是魏末曹、马之争的延续，当时是否有一股亲魏的政治势力长期存在，对于徐文立论的两个关键前提，笔者皆感到怀疑。徐文一方面认为这一亲魏势力没有恢复旧朝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在司马氏皇权下有着不懈竞夺政治大权的意志，这一结论却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如果这一亲魏势力并不以恢复旧朝为目的，那么其对于政治权力争夺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来自何处？徐文非常强调所谓亲魏势力对魏晋嬗代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批评的清议色彩，确实在晋初政治中存在着一股具有清议色彩的政治力量，对魏晋嬗代之际种种丑恶酷毒的政治手腕进行了反思，[15]但若仅仅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司马氏稍有距离，便本着“非晋即魏”的两分预设，将其划为亲魏派，恐怕不免距离历史的实相稍远。[16]
进入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重新开始关注魏晋政治史的研究，其中以曹文柱的论述较有代表性，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勾勒了晋初党争的基本轮廓，认为武帝一朝主要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党争的一方是以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另一方则是西晋政治中的非主流派。[17]王晓毅则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切入，将晋初的政治纷争归结为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之间的斗争，[18]亦有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试图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变迁。卫广来指出皇权的世俗化、士大夫的家族化、郡国的本位化是汉末分裂局面形成的关键因素，并以此为线索考述汉魏之际的政局变迁，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仍沿用了士族与豪族对立的两分法。[19]而柳春新关于汉晋时代政治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证，例如其考订对曹魏政治走向颇为重要的“魏讽谋反案”和“青龙浮华案”的相关史实，分析过去关注不多的曹魏文帝、明帝时代的政治特征，皆别具新意，但其分析框架依旧蹈袭万绳楠的汝颍、谯沛之分，并继续沿此地域—政治集团的进路，提出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在于分别代表了曹魏政权中河南士人与河北士人。[20]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具有独立的学术脉络，其对于魏晋之际历史的考察往往笼罩在时代分期论争的背景之下，其背后的理论关怀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21]但据笔者粗浅的观察，在具体研究中，汉末清流与地方名族层结合所形成的司马氏派与忠于曹魏的反司马氏派之间的对立，也是常见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肯定西晋政权的儒家特质，并倾向于将其视为六朝贵族制成立的关键因素之一。[22]
应当承认以上列举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在政治立场、社会阶层、文化取向等诸面向上对魏晋政权的转移加以研究，推动了我们对于这一时代变迁基本特质的思考。但有一个弊端便是广泛使用“清流士大夫”、“名族”、“名士”、“汝颍集团”这些既没有统一认识、也难以界定的分析概念，这往往让学者有无所适从之感。[23]运用政治集团这一理论工具分析政治纷争背后的阶级升降与文化变迁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最擅长使用的研究范式，其对于关陇集团理论的运用便是其中的经典范例。但是随着史学研究的进展，政治集团学说的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学界对于关陇集团的概念界定、边界设置、下限延伸等问题皆有所质疑，而正是在这一论辩的过程中，大大推进了我们对北周隋唐之际历史变迁的认识。[24]如果我们沿着学界探讨关陇集团概念的思路反观魏晋之际政治史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政治集团学说是分析古代高层政治斗争一个简便而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区分政治群体不同的出身、地域、血缘关系以及利益结合程度，勾勒出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的轮廓，借此我们可以较为便利地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整理出清晰的线索，收到化繁为简的效果。[25]尤其是陈寅恪先生本人的研究往往能够抉出不同政治纷争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将政治史的论述置于社会、文化变革的宏大背景中加以展示，发赜阐幽，引人入胜。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过于明晰的历史叙事往往会遮蔽掉很多演进过程中的复杂断面，特别是对魏晋之际这一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言，我们在使用一些概念工具时更需小心谨慎。[26]
陈寅恪对于魏晋政权转换的认识虽然发表于1950年代，但应当已经思考酝酿相当长的时间。[27]相关论述就篇幅而论在陈寅恪先生的论著中并不占有太重的分量，[28]相对于体系较为严密的关陇集团一说而言，也给后学留有更多的拓展空间。但是众多学者从各自研究需要出发所提出、运用的不同概念，由于缺少统一的认识与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讨论的深入。政治集团学说本身在概念界定、边界延伸、下限设定等问题上存在的缺陷也有相当充分的表现。[29]比如曹操起兵固然依靠汝颍名士与谯沛武人的支持，但是这两个以地域为特征的政治群体的分野是否能够延续至魏末，是否足以解释曹、马之争的实质，笔者对此相当怀疑。同样，西晋初年的党争无疑与魏末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仅仅将其作为魏末政治的延续加以考论，恐有目不见睫之虞，忽视了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人之间的差异及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显著变化。其他的一些概念如儒家大族、名族层、清流士大夫，其适用的范围与有效性，都有进一步廓清的必要。如何能在学界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使用这些概念与分析模式，尚待进一步的努力。同时，笔者认为讨论魏晋之际这一复杂的变革时代，仅仅使用政治集团这一分析概念，并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必须要从历史变化本身的脉络出发，注重分析多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19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从个别历史事件的考证入手，通过细节的考证复原魏晋之际政治变局的佳作，使得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更加趋于立体，对于笔者的研究也颇具启示。葭森健介从州大中正设置过程中的争论来透视曹爽、司马懿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30]在葭森健介研究的基础上，吴慧莲以相似的思路分析曹爽推行考课法一事背后政治争端，借此揭示曹、马两党之间的不同性质。[31]这些从具体制度变化入手的研究，较之于先前仅仅使用变法、保守之类简单而模糊的标签来区分曹、马两党，无疑使我们对于问题的实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而景蜀慧则致力于对于魏晋之际士人心态的个案研究，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揭示士人个体在乱世中的心路历程。其所讨论的人物，大都在魏晋之际的政治立场晦暗不明，这种对于士人个体复杂性的揭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预设当时政治人物“非曹即马”的传统研究路向。[32]
朱晓海从分析西晋咸宁二年（276）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入手，揭示出司马氏集团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与人事变迁，[33]可谓慧眼独具。日本学者安田二郎对于西晋政治史研究贡献甚巨，其辨析晋武帝“好色”这一说法的形成过程，指出泰始九年（273）选妃的实质是武帝借助外戚阵营的扩大，增强其统治基础的一项举措。他的另一篇论文则讨论了贾充这一人物在晋初政治中的复杂性，认为贾充坚决反对伐吴的原因在于齐王攸当时尚处于服丧期，不希望出现因武帝独占伐吴的功勋而造成的权威上升与专制君主化的局面。[34]这一结论或许有求之过深的嫌疑，但能启发我们抛开贾充“恩倖”这一传统的刻板印象，探究贾充在晋初政治中的真正作用。小池直子、权家玉的一系列研究则注意到贾充出镇、与太子联姻两事背后的政治异动，指出泰始七年（271）贾充出镇的诏命背后，可能蕴有武帝借此逼迫贾充嫁女与太子的意图，这场婚姻实际上迫使贾充疏远了齐王攸，并表示出对太子的支持。[35]如果将这三篇论文与安田二郎的研究联系起来考虑，则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贾充这一政治人物的复杂面向。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研究往往从考证具体政治事件的背景出发，论述更为绵密有力，并且或多或少地对既往党派分野视角下的魏晋政治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与修正，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时段的政治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而将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证与魏晋之际整个时代的宏观把握相结合也是本书努力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