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次对俄国文学巨匠生平与作品的探索之旅.
生动地描述了作家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坎坷的一生.
对读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长篇巨著都是一次终生难忘的阅读体验。作家的一生也和他的小说一样，从内到外充满了戏剧性，令人为之扼腕。安德里亚斯•古斯基这部传记作品是25年以来德语文学界的第一部陀氏传记。在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作家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坎坷的一生：27岁因涉嫌政治被捕，在临刑前最后一刻被赦，侥幸拣回了性命；在流放西伯利亚10年后浴血重生，重新返回文坛；为躲避债主的纠缠逃往国外，因生活窘迫而染上赌瘾。古斯基用流畅的文字，回顾了陀氏从反叛到反动的政治立场变迁，以及为了靠写作谋生而付出的无数心血：他创作了《罪与罚》，这部托马斯•曼口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悬疑小说”；他以戏剧性手法，犀利而细腻地揭示了人类心灵中最黑暗、最隐秘的心理活动；他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深刻揭露，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阿尔贝•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充满张力的画面以及对人性的不断拷问，都在这部陀氏新传中通过作者的传神之笔，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作者介绍
安德里亚斯·古斯基，瑞士巴塞尔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德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权威专家，曾撰写过多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专著。
部分摘录：
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被压制到重返公共视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年，列宁一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个令人厌恶的作家（“我才没时间读这种垃圾！”[1]）。布尔什维克们则把陀氏当成外国人迷恋的对象或不合主流的人物，只有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激情”，还有对俄国城市无产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同情，换言之，只有以这些为主题的陀氏早期作品，是值得肯定的。相反，他对宗教的热忱，正如他对进步的怀疑以及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仇恨，都是令人唾弃的。在布尔什维克眼里同样有害的，还有陀氏作品中主人公的复杂心理活动，它与革命“新人”的正直坦率、勇于牺牲和乐观主义精神完全背道而驰。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罪恶方面的天赋表示欣赏的同时，对其描绘的“卡拉马佐夫式”人格和道德虚无却十分反感。
在1920年代的苏联，围绕陀氏作品的学术研究仍然是一个热门课题，其成果也颇为可观，列昂尼德·格罗斯曼（Leonid Grossman）、阿尔卡季·多利宁（Arkadij Dolinin）、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等人的论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斯大林执政的1930年代～19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相反，在柏林、布拉格和巴黎的俄国流亡者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被奉为圣人。这些流亡人士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出发，或将陀氏视作革命预言家，或将其看作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虽然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俄国流亡人士——列夫·舍斯托夫（Lew Shestow）、伊万·蒲宁（Iwan Bunin）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对陀氏的态度颇为保守，但是俄国流亡者对陀氏的崇拜却丝毫没有因此减弱。
进入赫鲁晓夫时代后，随着政治气氛的松动，一套十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于1950年代末正式出版。1959年，一套早在1920年代便开始编辑修订、其间中断数十年的陀氏书信集，推出了最后一卷。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里程碑，是由苏联科学院编辑、于1972～1990年陆续出版的三十卷本陀氏全集。虽然这套书的印数高达二十万册，但是其中的几卷纯文学作品，也就是小说部分，刚上市便告售罄。以往只有那些禁书才会受到读者如此青睐。一直到苏联改革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仍然有着反动颠覆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如此，读者对他既感到陌生又充满了好奇。
如今，这套学术界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三十卷本陀氏全集已亟待修订，因为书中的许多注释仍然带有明显的苏联意识形态色彩，自1990年代中期起，在弗拉基米尔·萨哈罗夫（Wladimir Sacharow）领导下，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的一支团队开始着手编辑一套全新的修订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其中包含了未曾发表的陀氏文章，以及去苏联化的全新点评和注释，此外，编者还根据原著对全书的文字和标点进行了全面修订。在萨哈罗夫看来，后一项工作尤为重要，比如说在三十卷本陀氏全集中，编辑按照苏联时期的文法习惯将“上帝”一词全部小写，而把“魔鬼”变成了大写。[2]萨哈罗夫教授认为，《圣经新约》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钥匙，它比任何参考文献都更能给人以启发。[3]为了表彰萨哈罗夫教授在编辑陀氏全集方面做出的贡献，莫斯科州州长授予其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圣人勋章，这一勋章的获得者还包括普京和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等政界要人。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后苏联时代，俄国东正教势力的重新崛起与民族话语的重构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的回潮，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
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随着俄国对苏联历史的清算以及对文化断裂的修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颠覆性魅力已不复存在。今天，作为经典作家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不仅出现在莫斯科的繁华闹市，他的作品也成为俄国文学的必读书目。在俄国中学和大学的教学计划中，其地位与另外四位俄国19世纪文学巨匠——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不分伯仲。然而在先锋派眼中，经典却被视作绊脚石。面对新一轮陀思妥耶夫斯基热，年轻的艺术家和文人以特立独行的姿态与之保持着距离。例如，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图书馆大厦前表情凝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戏称为“痔疮病患者”。在弗拉基米尔·索罗金（Wladimir Sorokin）1999年创作的话剧《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旅》中，作者以《白痴》为蓝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美好新人类”的理念变成了一幕充斥着淫荡和暴力的荒诞剧。在2003年莫斯科萨哈罗夫中心举办的名为“警惕宗教！”的展览中，展出了一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题的三联画装置作品：左侧画面上的作家形象是长翅膀的天使，中间一幅是手举斧头（的天使），右边一幅是怀抱鸟笼（的天使）。在三联画顶端悬挂着一只真正的鸟笼，笼子里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胸像，其寓意大概是暗指《死屋手记》中那只被犯人捉住的鹰。创作者瓦莱里·舍特什金（Walerij Schetschkin）或许是想用这个装置作品来表达弗洛伊德的那句著名论断：“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成了人类的监狱看守的同伙。”[4]在展览开幕酒会结束后不久，一群右翼激进分子冲进了展馆，高喊着“干掉这伙东正教的敌人！”，捣毁了大量展品，将散布仇恨的口号用喷漆喷在墙上。国家杜马以展览举办方侮辱东正教教会、损害宗教感情为由，宣布这群笃信宗教的破坏分子无罪。
边界 在乌拉尔山脉的一处山坡上，马车在一座小小的方尖碑前停了下来。碑上是两块黑底白字的路牌，一块写着“亚洲”，另一块写着“欧洲”。就在十年前，车上的旅人在这里经过：当时，这位戴着镣铐的囚犯冒着风雪和严寒，驶向相反的方向。如今，在1859年夏末的这一天，这位重获自由的男人将沿着边界另一块路标的指引，走向“欧洲”，不，是俄罗斯！在他的身后，是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到叶卡捷琳堡的漫长旅途，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哈萨克草原，以及高温、沙尘和风暴；在他的身后，是四年苦役和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的五年半兵营生活；在他的身后更遥远的地方，是他在文坛昙花一现的声望，还有曾经的青春。眼下，再过几个月，这个托上帝之福侥幸活下来的男人即将迎来他的三十八岁生日。等到了四十岁，他就算得上是个老人了。时间已是下午五时，太阳依然高挂在天空。但是，在浓荫蔽日的树林里，寒气依然逼人。空气里到处是松脂和湿土、蘑菇和草莓的味道。那是俄罗斯的味道。“我们下了车，”他在后来的信中写道，“我在胸前画了十字，承蒙主恩，让我终于抵达了这片应许之地。”（1858年10月23日）
“生涯”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词指的是人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每个人都会沿着各自的轨迹，经过这条道路上的一个个站点。这条轨迹的走向，说到底是由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在理想情况下，每个人生阶段都会给人带来价值上的新收获，至少是在经验和阅历方面。但是一个人的价值，只能在他走到人生旅程的终点时才能判定。所以，简历与悼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旧时的俄国，人们不相信人类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和修炼来实现自我完善。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能通过最后的审判来裁定。人世间的生活不过是为进入天堂所做的准备，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通往永生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在18世纪的俄国，上述信念和其他许多传统观念一样也开始动摇。彼得大帝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实行压制，强迫其屈服于沙皇政府的统治，并以保障国家利益、促进“公共福祉”为名，于1772年颁布了“官秩表”法令，将全国文武官员划分为十四个等级，从最低一级的录事直到最高一级的一等枢密顾问。这套职级制度一直沿用到俄国十月革命，其宗旨是破除传统的贵族门第观念，论功取仕。“官秩表”的颁布同时还为个体的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至少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每个人都可以沿着固定的职业路径一路攀升，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以往在俄国，这种情况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事业”（carrière）一词很快变成了俄语中的时髦词语，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到了19世纪，除了入仕为官，人们还可以在其他领域赢得事业上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在官场更容易。这一点正是那些与风险并存的所谓自由职业的一大优势：无论是商人还是债券经纪人，建筑师还是律师，医生还是发明家，钢琴家还是演员，另外，当然还有作家。写作这件事“虽说算不上什么差使，但毕竟也是条门路，那些大人物会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借天真的地主伊赫梅涅夫之口，对诗人伊万·彼得罗维奇——作家在小说中的化身——这样说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梦想在文学领域树立自己的功名。他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一梦想，特别是在眼下，1859年夏末的这个午后，其内心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但是同时，他对所谓“事业”也充满了疑虑，因为它的最大危险是受社会压力所迫而失去自我，正如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笔下的许多主人公，还有陀氏小说《双重人格》中的男主角戈利亚德金一样。除此之外，“事业”这个词不仅令人联想到成名成家，还会让人把它和典型的西方式人生理想联系在一起：一种浮士德式的成功欲和名利心，还有一心想要飞黄腾达的野心，就像拿破仑的那句名言：“我所有的政治就是为了成功！”（Et toute ma politique c’est le succès）从科西嘉少尉一路晋升、最终成为欧洲统帅的拿破仑，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崇拜的英雄，也是《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生榜样。如果换作拿破仑，他会不会自甘屈辱，钻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床底下，去搜寻现金和值钱物件？绝对不会！拿破仑把自己看作超人和来古格士转世，他要做的事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这一点，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要效仿的。他希望从老太婆身上至少弄到三千卢布，再靠这笔钱为他一生的事业打下基础，这个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拯救全人类。
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事业”最终变成了一条“受难之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所经历的那样。“事业”是一种没有超越本体的进步，而“受难之路”则是一种基督式的修行，其换来的回报是复活和永生。就像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人间堕入“死屋地狱”，从一位受欧洲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位普普通通的囚犯，还有他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相遇，这一切，与耶稣走过的道路有何分别？当然，苦役和流放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正如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非耶稣所愿一样。但是，就像耶稣平静地接受公会的审断那样，他难道不是也以坦然顺从的态度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吗？由此一来，他不是也将命运变成了自身意志的客体吗？到最后，他也因此迎来了重生，正如他在《死屋手记》结尾借刚刚出狱的主人公之口所言：“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