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村上第三部短篇小说集，共收有五个短篇，包括“萤”“烧仓房”“跳舞的小人”“盲柳与睡女”“三个德国的幻想”，跨越现实和常识的边界，极具张力，展示了村上文学风景的扑朔迷离和一触即发的创作潜能，是村上创作道路上的十字路口。
作者介绍
村上春树（MURAKAMI HARUKI）
日本著名作家。1949年生于日本京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有60多部作品被翻译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翻译语言超过50种，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
部分摘录：
萤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十四五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十八岁，刚上大学，对东京一无所知，单独一个人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一间宿舍。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销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就我个人说，本打算租一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和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开支，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
寄宿院坐落在城内风景不错的高坡上，占地满大，四周有高高的混凝土围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榉树，树龄听说有一百五十年，或者更长些也说不定。站在树下抬头望去，天空被绿叶遮掩得严严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巨木迂回转过，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都是大型建筑。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里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便是两层楼的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甚至有贵宾室。主楼旁边是第三栋寄宿楼，也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唯一的问题——是否应视为问题在看法上还有分歧——在于它是由以某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所经营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作为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究教育之根本，在于培养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楼的创办宗旨，赞同这一宗旨的诸多财界人士慷慨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辞，准确地说来没有任何人晓得，称其逃税者有之，说它以建寄宿楼之名而采取形同欺诈的巧妙手腕骗取这片地产者有之，谓其纯属沽名钓誉者有之。其实怎么说都无所谓，反正从一九六七年春到第二年秋天这段时间里，我是在这寄宿院内度过的。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新闻节目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了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一个大约五十岁的汉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他身旁侍立着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来历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却是截然相反：矮个子，白面皮，胖墩墩的。就是这一对搭档每天早上六点钟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我时常从窗口观看这升旗光景。清晨六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地在院中亮相。“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脚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把旗呈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砂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溜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直地仰视国旗。倘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其仪式也大同小异，只是顺序恰与早上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即可。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是夜里，国家也照样存续，做工的也照样不少，而他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并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介意的大概除我并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打算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房，三四年级每人一房。
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里面的家具，结构都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有两套桌椅，一架双层铁床，两个衣箱，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有收音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和用来处理速溶咖啡、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花花公子》里的大幅美人照，桌上的小书架里排列着几册教科书和流行的小说。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经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多厘米，杯里沾着咖啡渣，地板上散乱地扔着方便面外包装袋、空啤酒罐之类。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大家把全部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晾卧具，每件被褥都释放出无可救药的气味。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得无与伦比。地板上纤尘不染，烟灰缸也常洗常新，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位，墙壁上没有美人照，而贴了一张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这都因为我的室友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所有清扫都由他一手包办，连洗洗刷刷也承担下来，无须我动一下手指。每次我把空啤酒罐放在桌上，转眼间就消失到了垃圾篓中。我这位室友是学地理学专业的。
“我嘛，是学绘地、地、地图。”刚见面时他对我这样说道。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感叹，世上果真有多种多样的希望！而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绘地图的究竟是怎样一些人，他们怀有怎样的动机。不过，问题首先是，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道。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剧，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彼此彼此，只记得课程简介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啰？”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印度哲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看中戏剧纯属偶然，如此而已。”
“不明白，”他说，“我、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好歹让家里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固然是正论，我便不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睡上床。
他身上的装束，总是白衬衫加黑裤子。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经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实际上周围人也大多这样看他。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之所以这样打扮，不过是因为懒得去选购衣服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竣工之类的事情。每当接触这方面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大声哀叹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六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准时起床，看来那升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手间洗漱，洗漱时间惊人的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的牙一颗颗拔下来统统刷洗了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将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搭在衣架上，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板，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相对说来，我这人属于夜猫子，而一睡熟便不轻易醒。所以即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特睡，唯独到了跳跃动作时，才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他跳动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弄得我脑袋在枕头上上上下下足有五厘米距离。
“对不起，”第四天我开口了，“广播体操在楼顶天台什么地方做好么？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的就有意见了。这里是一楼，下边没人。”
“那就在院子里做！”
“那也不行。我没半导体收音机，听不到音乐，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是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半导体，可又只能收立体声短波。
“那就小点声，把跳跃动作去掉，太吵了，对不起。”
“跳跃？”他满脸惊异，反问道，“跳、跳跃是什么？”
“哦，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了，没心思再和他啰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NHK广播那段“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喏，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有的，没注意。”
“所以，”我说，“只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气吞声。”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那就全部免掉！”
“你这样讲可不好，简直是发号施令。”
“喂，我可没发什么号令，只不过想起码睡到八点钟。就算要早起，也还是得自然而然地醒来才行，我可不愿意像抢吃面包赛跑似的醒来。就这话，明白？”
“明白是明白的。”他说。
“那，你看如何是好？”
“起来一块儿做就行了吧。”
我只好作罢，重新上床。那以后他还是一天不少地做那个广播体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