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大国大城》：经济学家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关注的是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作者比较了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并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置身事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多年教学与研究内容的凝练，将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有机融合，以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笔触简练客观，并广泛采纳了各领域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支、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下篇解释这些微观行为与宏观现象的联系，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地区差异、债务风险、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国际贸易冲突等。最后一章提炼和总结全书内容。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论述，作者简明地刻画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基本方式，并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深度介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逐步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一种有别于所谓发达国家经验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奇迹。基于对改革历程与社会矛盾的回顾与分析，作者也在书中对当前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转型进行了解读，帮助读者增进对中国发展现实的把握。
《改变中国》：40年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变化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胜枚举。本书作者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视角，回顾了40年来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以及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未来。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参与改革过程中最为精彩纷呈的岁月，现在已是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的张军教授，当年正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他将自己始于此时的观察、当年亲临火热一线的回忆，融于《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一书。40年来，两代经济学家积极传播思想、参与政策讨论、走进真实世界、推进经济研究，即便内部仍有分歧，但他们一直在跟着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脉搏而进步。作者选取了改革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将视线投向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改革中Ｚ为重要的方面，以回顾和研究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改革内幕。
《顶级对话》精选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军与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对话。这些谈话既涉及经济学的基础层面，如货币、世界经济体系，也涉及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趋势的预测。在这些平等的谈话中，映射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的侧影。被访谈者在经济学领域都是重量级的。罗伯特·席勒、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蒙代尔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是美联储主席、皮凯蒂是当红经济学新人。关怀本土。对话双方都是世界水平的经济学家，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经济学的中西对话。在对谈过程中，访谈者也有相对比较自觉的中国立场，提出了与中国经济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些受访的顶尖经济学者多少都就中国经济状况、面临的挑战、前景等等做出了分析。去学科化。这些对话并没有充斥着专业术语，相反，是平易近人的。因为对话的契机，大部分是作者利用参加国际会议等契机，以闲谈方式完成的，通过对话的方式以增进相互理解为目的。经济学家创造世界。经济学的特殊性在于，通过政策，能够由理论直接导向实践。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代世界的样貌，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推动的。这些对话以经济学的眼光，为理解变化中的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中国寻路者》是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高渊的人物特写选集。中国道路是摸索出来的，而摸索中国道路的，不是冰冷的理论，而是一个个火热的灵魂。我们身处巨变的年代，每一天都是历史，每一个维度、每一刻都值得被以客观真实专业的方式记录。记录不平凡的历史细节，留给后人理解他们未曾亲历的时代。在本选集中，作者对那些在中国当代发展模式上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那些改革的探路者，进行了细致地刻画。包括：邵宁、王新奎、周其仁、陈佳洱等15人，和“WTO谈判者”“东京审判中方三杰”两个人物群体。这些人物的人生，既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侧影。作者通过温糯和软的访谈书写，将受访者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与国家命运串联起来，闲话中国70年发展史。在思想的碰撞中擦出火花，为新中国70年巨变留下珍贵实录。 《在城望乡》首先描绘了当代农村的生活面貌与生产面貌，接着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与三农问题的演变，最后探讨了地方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作者结合亲身调研与理论探讨，帮助读者跳出日常生存空间，在经济社会的宏大变革中，认识中国的另一面。全书由五个方面展开：1.农村生产生活的现状，社会结构的流变；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关系的变迁，包括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关系、税制变化、基建等；3.以土地、产权、开发为核心的农村现状；4.行政区划调整、基层治理与以上海为例的城乡协调；5.农业创新与寻找“理想农民”，落脚点在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多样化经营。
作者介绍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参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zui具影响力青年学者之一。
兰小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战略与研究总监。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在多个国际一流期刊发表文章，并担任发展经济学国际一流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副编辑。
张军，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在包括China Economic Review、The World Economy、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Economic System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以及《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上百篇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2015年10月因在中国过渡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2015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并兼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
高渊：现任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曾任人民日报华东分社主笔、新闻采访部副主任。参与创办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并任主编。 曹东勃，先后获上海财经大学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版《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现代性：西方经济理论传统的查审》《红河边的中国》等专著八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部分摘录：
1．农民的基本生计 D庄计有365户，1 204人，2 400亩耕地。其中大棚西瓜种植面积约400亩，另种有生姜等少许其他经济作物。其余耕地均为冬小麦、夏玉米套种。2010年，该村西瓜亩产在10 000斤左右，小麦亩产在800—1 000斤，玉米亩产为1 000—1 200斤。西瓜亩均纯收益在5 000—7 000元，生姜亩均纯收益接近10 000元。小麦玉米套种的年亩均纯收益约为1 300元。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试图了解D庄农民种植决策的过程。为什么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农民仍普遍青睐粮食作物的生产呢？影响农民种植决策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是否简单归因于粮价高企和国家补贴的提高？第一种可能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因为粮食作物基本属于靠天吃饭的大田作物，而经济作物往往对土质、水利条件等有更高要求，比如生姜的全部种植过程需要浇至少六遍水。进一步了解后得知，D庄适合于西瓜、生姜等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至少在1 000亩以上。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农户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权衡观瞻时，主要考虑的是三个因素：
（1）前期投入。经济作物的种植多属设施农业，需铺设专用的灌溉管道、扣棚、挖地窖（挖一个5米深的地窖就需要1 000元）等。
（2）劳动时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在每一生产环节都精细打理，打药、浇水的频次很高，消耗大量劳动时间。对此，有两类人必定望而却步。第一类是身体条件不好、不能适应如此高的劳动强度的农户（一般是老年农民）。老年人尽管种植经验丰富，但身体条件变差，劳动能力降低。他们更近似于恰亚诺夫所描述的那种偏好闲暇的小农，他们追求一种轻松农业，既是刻意的，又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他们已失去了在打工经济格局中的竞争优势，故而收入相对低下时虽有增收愿望却只能“被动闲暇”(3)。他们既然追求轻松农业，那么在作物选择上就进一步偏向基本可以靠天吃饭的粮食作物。第二类是时间价值较高的农户（一般是从事外出务工活动的农民）。40—50岁之间的中年农民（40岁以下的农民已很少从事农业生产了，50岁以上的农民基本不再外出务工），是具有种植经验的一代外出务工者。如果本地就业机会多，那么他们主要是以本地打工为主业，以农业生产为副业，完全能够兼顾。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倾向于种植粮食，其目的首在自给，而并不在于通过售粮获利。如果打工半径延展，远赴他乡，且无农业资本的影响，则往往流转给家族其他亲戚，而这些亲戚在地权不稳定的条件下选择种植粮食的可能性也较大。
（3）风险。首先是自然风险。比如D庄在2010年春天曾遭遇一场大风逆袭，部分瓜农的大棚被破坏，继而因低温导致西瓜成长停滞，这部分瓜农的产品成熟和上市时间较其他瓜农要晚半个月。其结果就是，先上市的西瓜奇货可居，赚取了超额利润，亩均净收益达到7 000元，后上市的西瓜就差强人意甚至折本了。其次是市场风险。国家对粮食价格保持着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掌握了大批储备粮资源，可以对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经济作物则主要是随行就市，波动幅度较大。对于风险规避或风险中立型的农户来说，由于国家对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最低收购价的托底效应，种植粮食作物更具吸引力。种粮的比较收益低，但风险也小。经济作物的种植抬升了土地的稀缺性和价值，这本身也使粮食作物的增值搭了便车。
2．“动账不动田”的“两田制”活标本 如同大部分农村一样，土地问题也是D庄的焦点。D庄在1982年实施分田到户，但从开始直至今天，土地都没有被彻底“分掉”。2 400亩耕地中，除了1 200余亩按照人均1亩的标准作为口粮田外，其余的都是责任田，这就是在1999年土地二轮延包之后已经相当少见的“两田制”。D庄口粮田的人均标准在分地之初曾经是1.6亩，后随人口增加而降至1亩，口粮田、责任田的比重也随之动态变化。
所谓“两田制”，就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经营承包的前提下，将集体土地进一步区分为两种属性、两个部分。口粮田按人头平均承包，体现的是一种“耕者有其田”的传统和社会福利原则，在以往的税费时代，一般只负担农业税；责任田有的按人承包，有的按劳承包，有的招标竞价承包，承包责任田一般要缴纳包括农业税、农产品定购任务和村集体其他各项提留在内的一揽子承包费。目前，D庄的承包费是随地块、土质、水利条件的好坏差别定价的，一般在每年50—300元/亩之间浮动。由此，村集体大约每年可获得14万元的稳定收益。由于绝大部分农户家庭都既有口粮田又有责任田，所以两田之间的调整主要采用“动账不动田”的模式，新增人口（娶妻、生子）则将相应数量责任田性质改为口粮田并免缴承包费，迁出人口（去世、嫁女、升学）则将相应数量口粮田性质改为责任田并交纳承包费。如此流转下来，其实口粮田与责任田在空间分布上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对于“两田制”的存在，我们容易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预设：这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判断，包括村干部的自我表功，都倾向于将此制度安排视为历届村集体组织领导个人的远见和清晰规划的结果。的确，在后税费时代，乡村一级政权及基层组织普遍捉襟见肘，几乎没有任何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又杯水车薪、鞭长莫及的时候，这里的村集体竟然每年还可以有旱涝保收、与土地价格随行就市的收入来源，而且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在村庄道路硬化、路灯亮化、街区绿化等各项公共品提供方面大展拳脚，这不是很让人惊叹吗？
然而随着访谈的深入，我们却感到这是一个各种复杂因素交错作用形成的一个僵局或“陷阱”。它未必是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而是一种非意图性后果。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是，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D庄在20世纪90年代也存在因税费负担沉重而导致的耕地撂荒问题，民众对土地避之犹恐不及，村集体拥有的大量耕地成了“烫手山芋”，面临贬值的危险，村干部甚至四处借高利贷来垫付有关农业税费。
我们对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追问一个发生学问题：1982年，“两田制”的最初方案是如何在D庄确定下来并获得通过的？总结下来，有这样几种说法：
第一，红头文件说。一些村干部和村民组长回忆，当时中央的政策弹性较大，并没有强制推动彻底的分田到户，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因此地方性的红头文件要求各村各办，并无统一标准。因此，鲁中地区的类似案例极多，甚至远远超出中央规定的集体留存机动地不超过5%的上限（如D庄这样的责任田占比超过50%的村庄不在少数）——这5%也并非为集体获得经营性收益而创设，主要是为将来可能的道路、机耕地以及其他边角地带的占用保留公共空间。
第二，路径依赖说。另一些老人认为，D庄乃至整个鲁中地区在集体化时期形成了较强的集体主义观念，也不愿快速放弃集体经济制度，或说“当时思想还不解放”，留下了这条“尾巴”。
第三，交易成本说。这种说法又一分为二。一是认为自然条件限制。鲁中地区平原开阔，这2 400亩土地地块狭长，土质条件不一，水利条件各异，平均主义分配难度很大。二是组织障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人民公社体制确立后的基本格局，生产队是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生产活动、分配劳动成果的基本核算单位。在人民公社时期，同一公社（后来的乡镇）甚至同一生产大队（后来的村）内不同的生产队（后来的村民小组）之间也存在生产条件、社员努力程度等多方面的差异。在此情况下，运行了20多年之后，当1982年分田到户改革时，不同生产队的社员之间在包括土地在内的经济条件方面累积下长期历史差距。如此一来，生产队自身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一定的小共同体认同、具有一定既得利益的经济实体。在此背景下推行的土地分配方案，就不得不尊重各个生产队之间的既存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土地承包权分配的边界。D庄大队有11个生产队，有的本身水浇地就比较多，有的在集体化时期打了不少机井，也有的一穷二白两手空空。博弈的结果是，各生产队首先在内部按照人均一亩的标准选出最好的耕地作为口粮田分配下去，余下的土地控制权收归生产大队作为责任田统一配置。
D庄的“两田制”方案在1982年确定下来后，在1989年经历了一次土地大调整，到1999年，按照中央出于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的方针进行了土地二轮延包。在这几个关键的历史时点，都有村民提出废弃“两田制”、将土地一分到底的动议。
然而，“两田制”改革方案仍然“胎死腹中”。因为私人产权附加在集体所有权之上，此时的村庄土地格局变得较1980年代更为复杂。因“两田制”引发的上访事件凸显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对D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影响。从交谈中我们得知，村民显然对于中央的土地政策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多年来与历届村干部达成了一种默契，一种隐秘的社会契约，并内化为村庄的地方性规范。那就是，村民同意让渡对于土地的部分权益给村集体，而从中获得稳定收益的村集体必须承担起提供公共品、维持村庄整体利益和社会规范的道义责任。一旦村民认为村集体公器私用，或者可能违背上述承诺、威胁到自身利益，这种微妙的默契就被打破，“弹劾”程序就开始启动。此时的村民就会擎起“中央”的大旗，拿出“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彻底分田政策，出来指责村集体的“抗旨”和“矫诏”，行“废立”之事。这时的他们便不在乎“两田制”在满足“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土地调整需求方面的回旋优势，转而要求落实“一分到底、30年不变”了。
“两田制”的社会心理基础是“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传统观念。在访谈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部分村民对这一观念的高度认同。在主张一分到底的一端站立的部分农民中有一些种粮能手和大户，他们希望扩大经营规模，而扩大规模意味着缴付更多的承包费，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责任田的另一个社会功用是作为口粮田的储备土地，为“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提供腾挪空间。但这些年村庄土地资源趋紧，个别家庭的新增人口有时未必能够如愿得到口粮田，主要原因是别人以各种理由拒绝交出责任田，村集体也没有特别强有力的理由迫使其交出。对于没有得到口粮田的新增人口，村集体从承包费中每年给予一定的货币补偿；对于那些不愿交出口粮田的迁出人口，村集体则要求其缴纳承包费。通过这种此消彼长和转移支付的方式，勉力维持“两田制”的基本平衡。
3．“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化生活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将中部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为中国农村现状的标本。这一地区农民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和农村大量流失，留下一批“老弱残兵”驻守。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这是“离土”；背井离乡、告别故土和亲人，到珠三角、长三角、东部沿海地区务工，这是“离乡”。以贺雪峰等为代表的华科团队很早就提出过一个口号：“理解80%中国农村的80%现象”(4)，这些农村往往农业人口密集，精耕细作农业发达，工业化程度低，受大城市辐射较小，兼业化程度较小，劳动力流动较大。相比中部农民“离土又离乡”的特征，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其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强力带动作用，尽管其农业劳动力也在大量转移到非农领域，但身体却保持“在场”，没有“离乡”的趋势。这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文化及地域传统影响，更与这一地区强大的非农就业吸纳能力有着密切的关联。
黄宗智在其代表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描摹了华北平原的小农经济高度商品化、市场化之后的社会变迁。(5)这一地域是有着兼业化传统的。D庄的纯农户多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年轻人则到距离村庄10—20公里范围内的车床厂、编织厂或城区里的企业工作。这里的平原开阔，一望无际，整个种植流程均已高度机械化。因此，即便是纯农户也都具备了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客观条件。按照速水佑次郎的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6)，技术进步基本上反映了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农业机械化条件的改善可以通过有效减轻劳动强度而促成一种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进而延长农户兼业化的寿命，维持小农经济的小规模经营的均衡态。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出相反的判断，兼业化的发展从农村抽取大量青壮劳动力，迫使更多的留守老年人和妇女从事农业劳动，形成了对农业机械技术研发和推广的诱致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