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近代历史是一段苦难史，也是一段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的历史。“求新求变”贯穿着整个时空，这里面涌现了很多思想、很多方案、很多人生选择。在我们经历的历史通识教育中，给与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一线历史大咖，其实还有很多重要人物，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更关键的是，他们有着寻常人的选择，普通人的烦恼，他们的求学进取、儿女情长、人生选择往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贴合实际的启发。考研政治名师徐涛选择了9个近代历史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曾是历史新浪潮中入海的一滴滴水，他们也曾在教科书中被简化成零碎的知识点，在《历史的面孔》中，这些人物的面孔逐渐变得清晰。 现代社会的学习和工作环境，要求我们有强大的决策能力和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没有什么“做人的道理”能够比一段鲜活的人生经历更能带给人思考和启发的。一起琢磨人物成败背后的底层逻辑，体会历史中的别样人生，感受考点之外的温度。
作者介绍
徐涛：政治经济学博士，考研政治名师，考研政治黄皮书系列主编。编有《考研政治核心考案》《考研政治通关优题库》等考生广泛认可的拥有百万销量的考试辅导教材。知名教育自媒体人，微信公众号“考研政治徐涛”入围新榜中国微信500强，微博教育十大影响力大V。
部分摘录：
1835年，容闳年满7岁。
在接受了邻居的建议后，容闳的父亲带他去了澳门。这位生活在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的中国普通农民决定让儿子到教会学校念书。
容闳一进校门，就被引到郭实腊夫人（Mrs. Gutzla）面前。这位英国传教士的妻子在容闳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清楚地记得，见到她的一刹那，自己惊愕至极，吓得全身发抖，恐惧地拽着父亲的衣襟不放——毕竟，才7岁的容闳从未见过“这般模样奇特的人和如此怪异的服饰”。面对这样一个人和周围的陌生环境，他感到茫然无措。
然而，一个崭新的世界已经展现在他的面前。
到容闳晚年时，他仍旧不太清楚，父母当初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送自己去教会学校。
在自传中，他分析道：他们应该是预料到中外交往的巨大浪潮，送儿子去学习英文，说不定能让他成为一名高级翻译，进而获得一个跻身商界和外交界的机会。
毕竟，他们家已经有了一个念私塾、将来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长子，那么容闳或许可以成为那个让家里富裕起来的儿子。
他父母的这个决定意义重大。
要知道，那可是1835年。距离林则徐“开眼看世界”还有5年，《海国图志》也还要7年后才能问世。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指出，以林则徐为起点，中国人才开始理解和接受西方文明，而且这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然而，在那个广东的小渔村里，容闳的父亲却已经送儿子去西洋人的学校念书了。这已经不是“开眼看世界”了，这就是“亲身去西方世界体验”。对于容闳的父亲来说，这个决定似乎是那么自然，他的心里完全没有对中国传统礼教文化的顾虑。
他可能只是想把儿子引向“富豪”之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决定竟成就了一位开启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先驱。
而7岁的容闳更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在未来几十年，他用“机器母厂”的理念打动曾国藩规划成立当时中国最大的机械厂——江南制造总局；他的幼童留美事业，培育了詹天佑、唐绍仪等人。在他身后，站起了更多受他感召的人，比如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
而他7岁时，作为“入海的第一滴水”，将率先融入大海，成为亲身感受西方文明的第一人。
他和他身后的“水滴”，将掀起滔天巨浪。
起锚 1847年，容闳在西洋的教育氛围中已经浸润了12年。
然而，这12年间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
1839年，郭实腊夫人的学校因故解散，容闳只能回到南屏等待机会。可祸不单行，就在他失学期间，他的父亲撒手人寰，孩子们必须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容闳一度以兜售糖果为生。他每天清晨3点起床，晚上6点才能回家，一天能赚2角5分。季节一过，没人熬制糖果了，他就去跟着农民拾取稻穗。在稻田里，他给农民们背诵了两遍26个英文字母，换取了一大捆他和姐姐都拖不动的稻谷。当时的容闳做梦也没想到，他所学到的一知半解的英语知识竟会这么早地派上用场。
此后，他在一家印刷所里做了4个月的折页工。这时候，一名英国医生找到了他。医生受郭实腊夫人临行前的委托，费尽心思找到容闳，带他去见了马礼逊学堂的教师塞缪尔·罗宾·布朗（Rev. Samuel Robins Brown）。
在这里，容闳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他聆听着美国老师的教诲，感受着西方文化的活力，心中对那个遥远世界充满了向往。
当他的老师布朗先生宣布要召集学生赴美深造时，容闳第一个站了出来——梦想的机会就在眼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穿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绕好望角，横渡大西洋，1847年4月12日，容闳在纽约登岸。多年前，容闳写过一篇文章——《幻游纽约之上溯哈德逊河》。那时，他从未想过自己真能有机会站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在自传中，他说自己在那一刻就意识到：“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时成为事实，初不必尽属虚幻。”即有时候，我们的幻想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布朗先生将他们安排进了当时新英格兰著名的预备学校——蒙森学校（Monson）。在那里，容闳开始接触爱迪生、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狄更斯、司各特、麦考莱、莎士比亚等大文豪的作品，以及当时流行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s）。
在进入学校的第一年，容闳并不认为自己将进入大学学习。布朗先生帮他筹集的资金只够他在美国学习两年。
但很快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他同和他一起随布朗先生到美国学习的同学黄宽开始商谈留学期限结束后的计划。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问题来了：学习费用由谁来负担？
他们在香港的资助者给了一个答复：如果容闳与黄宽希望在完成两年学习以后继续深造，且愿意前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完成一门专业课程的学习，他们便乐意继续资助。
这是一个慷慨且善意的建议。经过一番考虑，黄宽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并于1849年年底去了苏格兰。但容闳却不想离开美国，他想去耶鲁大学——他刚抵达美国时参观过的学校。
蒙森学校董事会认为容闳可以申请学校资助贫困学生的应急基金。但这一基金规定森严，受领者必须签订誓约，毕业后担任传教士，回中国传教。
平心而论，董事会给出的条件还是挺优厚的——既没有扣押毕业证，也没有要求用今后的工资还助学贷款。
考虑到容闳当时的处境，没钱，没工作技能，没有对口专业，谋生都是问题，而教会提供的条件能保证他有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不光将来衣食无忧，还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但容闳最终拒绝了这份资助。
我特别反对把这种“拒绝”解读为清高或者是看不清现实情况，又或者是看不上这个机会。我更愿意把这次“拒绝”理解为：他的目标实在是太清晰了，一切与其方向不一致的选择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美国读预科的这几年，他亲身体验到当时美国的朝气蓬勃、繁荣富强。他已经清晰地知道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教育救国”。他要让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到美国来接受教育。当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智、有道德的人时，这个国家怎么能不好？如果容闳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国，那就不是宣传教育而是布道了，难不成他要培养一大批传教士去救国吗？
予虽贫，自由固所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
他对董事会陈述说，他需要行动上的完全自由，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传教士布道并非造福国家的唯一选择。这种性质的誓约，将会妨碍他利用中国所提供的条件去为中国服务。
他清楚地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他需要一个自由开放的身份去和更多人接触，换取他们的帮助，共同完成“教育救国”的梦想。
后来，
在曾国藩看来，他是见多识广的得力干将。
在詹天佑、唐绍仪看来，他是通向新世界的领路人。
在谭嗣同、梁启超看来，他是社会改良者的精神导师。
身段可以柔软，身份可以多变，使命却始终如一。
理想太宏大，使命感太强，这就注定了他走的路会非常坎坷。他放弃教会的资助，决定自己靠勤工俭学支撑学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显然是一个妄念：没学历、没专业、没人脉，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支付高昂的学费？
多亏他的老师布朗先生积极奔走，在他收拾铺盖卷儿回国前帮他找到愿意出资的慈善机构，不然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有惊无险的故事往往既包含着偶然也包含着必然。容闳最终获得了慈善机构的资助是偶然，但是容闳内心对目标的执着笃定，似乎又必然使他成为那个值得被关注、值得被扶持的人。
扬帆 在耶鲁大学的那几年，容闳过得很是艰辛。
“他当时隐约感到还有其他事情正等着他去做，也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将付出极高代价的决定。”他的朋友约瑟夫·特维切尔（Joseph Twichell）牧师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肯特俱乐部（Kent Club）发表演讲时说道，“他在整个求学期间一直在与贫困做斗争。”
我们可以看看大学期间的容闳有多忙碌。为了保证学业不落后，他一度天天学习到夜里12点。大学二年级时，他开始担任一个食品俱乐部的管理员，负责采购，也做食堂服务员的工作。同时，他担任了两年“兄弟联合会”（Brothers in Unity）的图书管理员，专管“兄弟联合会”的书。他还是两个俱乐部——一个辩论俱乐部和一个划船俱乐部的成员。
他一度是耶鲁大学的“局外人”。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容闳还穿着长袍，拖着长辫。但很快，他就把这两样都扔掉了。这在当时的国人看来已经是最大逆不道的举动了。然而，这些举动在容闳这里显得格外自然。他很快就融入了学校，成了耶鲁大学的风云人物，多次荣登全校光荣榜。
据特维切尔牧师所说，容闳毕业是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很多人跑去耶鲁观礼，就是为了看看首位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按当时的美国法律，容闳已经足够有资格加入美国国籍。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劝他留在美国。但他放弃了——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教育救国”的使命，已经在心中落定了。
他的同班同学卡罗尔·卡特勒（Carrol Cutler）回忆说，在一次散步长谈中，容闳就和他讨论过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
1854年，容闳回到祖国。按常规推论，他应该会很快飞黄腾达，但迎接他的却是近十年的“流浪”。
他先后做过律师、海关职员、茶叶贩子。在律所，他因为反对行业潜规则而离开了。在海关，因为升迁无望，他又拂袖而去……他曾经创造了两年里4次失业的纪录。这份履历，就算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也是够厉害的了。
容闳一直未曾放弃自己的教育计划。他还试探过太平天国起义军，向其提出改革的建议，但都被忽视了……最后他全心全意投入从战地倒卖茶叶的冒险事业中，试图以此发家致富，来实现资助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计划。
在其中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专心于翻译工作。他认为，翻译这样的自由职业虽然不赚钱，但能开辟一条可拓展的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商业阶层结识的通道。这时候，他最关注的正是扩大交际圈。
他在自传中也感慨道：“予尝谓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不能预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毕生之结。”意思是，在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我们不可能知道朋友和熟人中的哪一位能解开我们的命运之绞。
翻译工作让他认识了很多当时的名流，其中就有李善兰。
今天有很多“廉价成功学”都会告诉你有梦就要去追，不要考虑任何代价，好像追了就能成功一样。其中经常被提及的是各种首富的例子：比尔·盖茨大学没读完就退学，巴菲特从小送报攒钱，终成一代巨富。
但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圈子对他们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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