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简明而又多层次的方式人们穿越德国历史，从大约2万年前的气候变化以及随之开始的人类重返中欧，直至当今时代。 作者安德烈亚斯·法迈尔成功地将“长时段历史”与“事件历史”两种叙述方式相结合，解析了旧帝国的诞生，并跨越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描述了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德国政治和宗教秩序。人们跟随作者穿过大革命时代、德意志联邦、第二帝国，直至20世纪，看到诸多重大事件轮番上演，看到德国先后经历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两德分裂，并最终重新统一。本书是了解德国宏观大历史的纲要式入门读物。
作者介绍
安德烈亚斯·法迈尔（Andreas Fahrmeir）：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全称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现代史学教授，曾出版作品《革命与改革，1789—1850年的欧洲》。
部分摘录：
一切始于一场气候变化。
大约2万年前，地球的最后一个冰河期进入尾声，人类开始重返中欧越来越多的地区。最初，他们主要以狩猎和野生植物为生，大约7000年前农业生产开始出现。过了大约1000年，除石器和陶瓷工具之外还出现了金属物品，其中一个证据就是1991年从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中发现的“奥兹冰人”身上的铜斧——他死于大约5250年前。又过了大约1000年后，由更坚硬的铜锡合金制成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大行其道。大约公元前800年（即距今2800年）前，中欧地区出现铁制武器和工具。
这些史前史和古代史的重大事件对于这片地区南部及东南部的勃发意义重大，历经沧海桑田，这里便成为如今的德国。农业、畜牧业、陶瓷和金属制造，最早都出现于地中海和黑海地区，之后时快时慢地向北、向西传播，并适应了当地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由于气候和技术原因造成的农产品剩余量较少。为确保个人生存必须有相对较大面积的土地，因为首次焚烧开垦后产量会迅速下降。人口较少的小村庄尚可养活自己，对较大的城市而言却缺乏经济基础——这一点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北非、希腊以及意大利不同。
这些条件造成欧洲北部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文化鸿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文字记载。因为文字记载的前提是具有复杂的行政管理和长期义务的城市文明，这种文明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被记录，而不是仅存在于人的记忆里。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有关罗马帝国扩张之前的中欧历史的信息都是基于对考古发现的解读，这些发现记录了他们向“金属时代”的过渡。矿藏都集中在特定区域，例如东南欧和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贵金属，近东和蒂罗尔的铜以及不列颠群岛西南的锡。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接触到金属物品，但要使用它们作为武器、工具、珠宝、钱币或金条，前提是这些相隔遥远的区域间维持稳定的关系。因此不仅对原材料的控制意义重大，对沿河或跨越山间关隘的关键贸易路线的控制同样重要，在那里可以雁过拔毛般征税或掠夺商旅。哪里有金属开采、加工或交易，哪里就可能出现更大的定居点，因为人们用金属不仅可以交换其他价值连城的商品，比如琥珀，还可以交换食物。铁器时代的定居点可能规模相当可观，尽管其城堡的确切功能和人口数量只有部分被证实，且尚存争议。社会等级分化加强，可以从墓葬的差异体现出来，一些豪华墓葬的主人拥有大量随葬品。
考古学的进展证实，阿尔卑斯山以北，以（后来的）法国东部直至（后来的）波希米亚为核心的一带区域，在铁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方面具有大面积的相似性。以罗马为中心的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强权大国对该时期的历史记载相对完整，相反，关于这些“凯尔特”或“德意志”文化的历史事件和政治秩序事实上却一无所获。公元前58年，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发动“高卢战争”，罗马帝国开始向该地区扩张，并在公元前55年抵达莱茵河，此时在这些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人们看来，这片区域只有一些相对静止的“部落”占据着各自的领地。但由于他们各自主张的范围不确定，且部落有时会迁往新的定居地点，因此冲突频发，善战的特征尤为明显。
罗马帝国则恰恰相反，他们谋求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稳定统治。这种统治包括军事防卫、市场、行政和司法驻地，并由此凭借其大规模石砌城墙和城门（例如特里尔的“黑门”）、集会大厅、庙宇、剧院、广场、温泉、供水系统和集中供暖的房屋，还用石头铺设的街道网络将以上设施相互连接，令当地的“野蛮人”大开眼界。这些罗马城市有的是有计划地新建起来的，例如公元前后建立的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今特里尔），有的则是在原有定居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例如克劳蒂亚·阿格里皮娜殖民地（今科隆），其建筑和技术都得到更新。
公元9年，条顿堡森林战役失败后，罗马帝国向东北的扩张陷入停顿，最终通过堡垒和驻军以城墙确定了边界。城墙的目的不是禁止贸易、文化交流和移民，而主要是确保一个安全的关税边界。如此一来，莱茵河、多瑙河、美因河的一部分、阿尔卑斯山的金属矿和盐矿，以及通往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口，已经全部处于罗马帝国一侧。其东部和北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可通过贸易进入，但人们对那里并无多少兴趣。
阿尔卑斯山以北部分地区的罗马化，制造或加剧了经济和文化的差距。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特里尔，作为皇帝驻地，已经成为庞大帝国治下拥有数万居民的大都市，而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依然没有城市、成文的管理、系统的法律、石铺的街巷，以及标准化的铸币业。他们生活在零零落落的村庄或者稍大些的定居点。而他们又各有领主，领主之间的斗争如同他们和罗马帝国的斗争一样激烈。他们对罗马领地的武装袭击断断续续，直至古典时代晚期，而此时抵抗他们的，已是那些新的罗马帝国领地的居民，以及帝国外的国家迁居而来的移民，这类人成了罗马军官和军团士兵。当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时，罗马统治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分歧进一步加剧。这个一神论的信仰与帝国城墙以外那些传统的古典众神以及多神论思想水火不容。由于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教义纷争，帝国当局也迅速介入了有关神学问题的定夺，这加剧了宗教势力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纠葛。随着基督教主教遍布所有主要罗马城市，在帝国的行政和军事存在之外，建立起了一整套道德和宗教机构，它们已初具潜力，日后成为一股政治参与力量。
公元5世纪，帝国内的统治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主教们的政治角色得以增强。长期以来，人们用“民族大迁徙”来解释罗马政权在西欧的瓦解：“日耳曼部落”整体向西、向南迁移，征服或驱逐了那里的本土居民。这一观点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考古发现和地名所记录的物质文化及语言的变化，可以主要通过人口迁移来解释。人们可以将这些变化与关于“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等各个群体的迁移报告进行比较，以绘制出他们最初的和后来的定居区域，以及其间的迁徙路线等图像。
然而在那个自然经济社会，有限的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短期内大规模长距离迁徙的可能性。关于“部落”早期的历史只是回溯性猜想，如今已不再被视为事实性报道，而仅作为所谓“民族起源说”的要素，就像现代的“民族建构”一样，迎合当前的政治认同需求。这样的历史叙述和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建立罗马城的神话传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的真实性也相差无多。目前对于古典时代晚期所体现出的转变，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一系列事件的结合，包括小型武装团体的崛起、居民忠诚度的改变、文化偏好的改变、罗马统治权威的丧失，以及罗马帝国的过度扩张。为了集中精力攻打拜占庭控制的地区，帝国大面积放弃其历史传统疆域。
对于中欧来说，这导致了后罗马地区[1]和帝国外的落后区域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城市人口急剧减少，因为供水等基础设施崩溃，粮食供应无法继续维系。建筑荒废，破败不堪，或被用作新建教堂和官邸的就地取材之所。
拥有广泛追随者的所谓“大家族”的首领们，因其曾在罗马统治下担任过职务，能够顺理成章地作为“国王”（reges）而要求更大范围的统治权。在后罗马地区的一些城市，主教们承担起了地方和区域性的行政职责。而在其他城市，尚不清楚教会机构是否曾一度解散，因为基督教的各种变体在那里长期竞争，直至公元9世纪，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派大行其道，并进一步向东、向北传播。
公元5世纪，墨洛温王朝在莱茵河以西开始谋划一个新的大帝国，他们继承罗马帝国传统，并确立自己为“法兰克人”
的统治者。其统治主要依靠定期巡回的流动宫廷，并以书面形式授予或确认以拉丁文文书规定的各项权利与特权。他们还与教皇保持着密切关系，后者作为前帝国首都罗马城的主教，此时仍依附于拜占庭的东罗马皇帝。
统治范围的边界一方面取决于军事胜败，另一方面取决于婚姻与继承：在墨洛温王朝以及其后取而代之的加洛林王朝，拥有继承权的王子们瓜分领土的现象司空见惯。查理大帝[2]（742—814）时期的王国盛极一时，统治范围从西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延伸到东部的遥远地区，从北海沿岸延伸至罗马，公元800年，教皇为查理加冕成为“罗马人的皇帝”。然而查理大帝死后，其继承者之间随即开始了一系列军事冲突、相互倾轧和遗产瓜分，直至公元880年，分裂的东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之间建立起相对平稳的边界，纷争才得以结束。公元10世纪，在新的统治家族奥托王朝（柳多尔夫家族）时期，分裂帝国的做法才得以停息。帝国统治者被称作罗马人的国王（reges Romanorum），如果他们得以举行相应的加冕礼，则可能成为意大利国王和罗马皇帝，其控制的领土范围，原则上从北部的北海和波罗的海到南部的教皇所在地；从西部的马斯河和罗纳河到东部的奥得河、摩拉维亚以及匈牙利边界。凭借着皇帝头衔和罗马帝国的称号，他们要求在欧洲统治者中拥有特殊地位，并要求和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平起平坐，这一点在公元972年通过奥托二世（955—983）与东罗马皇帝的亲属塞奥法诺（959/960—991）联姻而得以凸显。
然而，现实自然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在自己帝国内的统治强度经受着种种波动。国王在各地区拥有密度不同且不断扩充的城堡和行宫网络，他们和宫廷随从们在那里共同逗留并不定期地举办“宫廷集会”，邀请重要人物参加，在那里执行公务、宣扬国法，并就重大政治和管理问题做出决策。在这种管理方式下，国王和宫廷人员的亲自出场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迫使宫廷和整个行政团队处于无休止的流动中，也迟迟无法建立起稳定而专业的行政管理。教皇和东罗马皇帝则早已完成这一任务，周边的竞争国家，如法国、英格兰和西西里的国王也更加快速地完成了。事实上，帝国内也出现了一支新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即所谓“贵族大臣”（Ministerialen），但他们没有直接的统治头衔。
从11世纪开始，国王由各领地的领主选举产生，这些领地均是被选国王巡视或一定程度上受其管辖的地方。由于竞争者们所处的各个领地面积和实力悬殊，他们对于是否明确谋求国王之位心中有数。而同样作为领主的罗马—德意志国王，其竞争方式却大有不同：他们手上拥有世俗贵族统治者、主教管区、修道院以及城市，而城市意味着或大或小、或分散或集中的财产。
因此，一个国王可以动员哪些资源，取决于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以及其他领主的忠诚度。他们可以选择他，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罢免他。他们可以通过威逼利诱收买某个候选人的麾下支持他。在位的国王可以更轻松地为其继承人获取支持，但朝代更迭也绝非没有可能。随着每一次王权在不同贵族家族之间的更换，王国或整个帝国的统治重心也在不断转移。数百年间，这种转移整体上倾向于由西向东：查理大帝时期的亚琛和英格尔海姆作为主要行宫尚且处于帝国版图的东部，而到了14世纪，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卢森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等家族统治者的核心领地已在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尽管他们依然占有帝国西部的领地。除了其核心领地，国王们主要涉足西部和南部，例如为了加冕而赴亚琛。一些统治者也曾对意大利产生浓厚的兴趣。斯陶芬王朝在12和13世纪曾统治过帝国领土以外的西西里岛。其间帝国也曾向西南地区扩张，直到夺取勃艮第和普罗旺斯为止。
错综复杂的局势不仅导致多次国王选举充满争议，还时常激起竞争者们的暴动，以及数个家族间为争夺皇位而产生的旷日持久的对抗（例如12、13世纪的斯陶芬家族和韦尔夫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