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F.舒马赫用哲学性和宗教性的思考，旁征博引地阐明：我们能否追寻更充实的生活，激发内在才智和创造力，做出收获幸福的选择，取决四个认知层次的契合度——如何看自己、看他人、看他人眼中的自己和看世界。
这是一部启发心智成长的著作，指引我们构建理解世界的底层逻辑，让自己成为主体，根据“内心”行事并作用于外界，从实际意义上看待人生并达到平衡。
作者介绍
E.F.舒马赫是英国知名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曾与凯恩斯和J.K.加尔布雷思共事，他是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的最早提出者，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知”。
虽然1975年出版的经济学经典畅销书《小的是美好的》更为人们所知，但《解惑：心智模式决定你的一生》被舒马赫认为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作为一本哲学启蒙书，里面涵盖了很多经典畅销书的底层哲学思想，甚至是无数大师理论的底层逻辑。
这本书对这位大师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本书的手稿，是在去世前5天，他在病床上亲手交给她女儿的，他说:“我的人生之旅皆源于此。”
部分摘录：
我在几年前[1]去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时，有一次为了弄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查看了一幅地图，结果却没能厘清头绪。我眼前是几座宏伟的教堂，可在地图上，却找不到这些教堂。最后终于有位翻译过来帮我，他说：“我们不在地图上标注教堂。”我指着地图上清楚标明的一座教堂向他表示我的疑惑。“这是一家博物馆，”他说，“这不是我们当地所说的那种‘还在使用的教堂’。对那些‘还在使用的教堂’，我们不予标明。”
当时我想：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眼前明摆着的好些东西，在人家给我的地图上却统统找不到。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在我拿到的那些有关生活和知识的地图上，压根儿就找不到我最在乎以及在我看来对我的生活至关重要的很多事物。我记得，我在满腹疑惑中度过了好多年，那时也没有翻译过来帮我。直到我不再怀疑自己的看法是否理智，转而怀疑地图是否全面可靠时，这份疑惑才有所减轻。
我手上的那些地图向我表明，我的所有先辈都是些可悲的幻想家，因为他们用非理性的信仰和荒唐的迷信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这一状况直至近年才有所改观。可甚至就连约翰内斯·开普勒或艾萨克·牛顿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也把他们的多数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对不存在的事物的荒谬研究上。纵观历史，来之不易的巨额财富被挥霍在人们想象出来的神祇的尊崇和荣耀上——不光是我的欧洲祖先这样做过，全世界的所有人，世世代代都这样做过。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看似健康的男男女女屈从于毫无意义的约束，比如自愿斋戒，用禁欲折磨自己，把时间浪费在朝圣、奇特的仪式、反复的祈祷之类的事情上。他们背过身去，不肯面对现实——甚至在这个文明时代，还有人在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完全是源于愚昧和愚蠢。如今这些东西除了作为博物馆的陈迹，不应该再被认真对待了。我们是从什么样的错误历史中一路走来的啊！每个当代孩童都知道是幻想和虚构的东西，我们的前人却信以为真，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啊！如今，我们的整个历史，除了最近的这个阶段，都只适合放进博物馆陈列起来，人们可以到那儿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看看他们的先辈是多么的古怪无能。我们的祖先写下的东西，大体上也只适合存放在图书馆里，作为陈迹，供历史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研究、写书。过去的知识被视为是有趣的，偶尔也是令人振奋的，但对解决当前的问题而言，它们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而学校教给我的就是这些！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内容，不过不像我说得这样言简意赅、直截了当。但在这件事上，毫无禁忌地直言不讳是不可取的——对祖先们必须尊重；对于自己的落后，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有时甚至碰巧接近了真理。他们对于宗教的投入，只是他们所处社会环境不够成熟的诸多表现之一，这对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也是情理之中。甚至在今天，人们对宗教还是抱有一定兴趣，所以前人对宗教的兴趣更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仍然允许在适当的场合提到上帝或造物主，尽管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其实并没有什么上帝，当然也没有能够造物的神明，我们周围的事物之所以存在，是一系列无意识的进化演变的结果，是随机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可惜的是，我们的祖先无法了解进化的理论，因而编出了所有这些异想天开的神话。
为真实生活设计的、真实知识的地图，上面除了据说是经得起检验、确乎存在的东西，别无他物。哲学地图的绘制者们的首要原则，似乎就是“如有可疑，就将它排除在外”，或者把它放进博物馆。但我觉得，什么才是经得起检验的这一问题十分微妙，并不容易回答。如果将这项原则反其道而行之，改成“如有可疑，就将它突出标明”，岂不更为明智？毕竟，在某种意义上，无可置疑的事情显得死气沉沉的，它们对生者没什么挑战。
认定一样事物是真实的，总会有犯错误的风险。如果我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我认为无可置疑的知识范畴里，那么我的确降低了犯错误的风险，但同时我也提高了另一种风险——遗漏掉人生中最微妙、最重要或者最有益的事物。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托马斯·阿奎那教导人们说：“从最崇高的事物中可能获取的最可疑的知识，也比从低微的事物中获取的最确凿的知识更可取。”[2]在这句话里，“微妙”知识是作为“确凿”知识的反面出现的，表明了它的不确定性。也许这一情况在所难免，但唯其如此，崇高的事物才不会像低微的事物一样容易被人们了解，否则的话，一切事物就都无可置疑了，全部知识只能局限于无可置疑的事物，这样的话，反而是巨大的损失。
学校教育给我的思维地图，不仅像我在前文提到的列宁格勒地图一样，上面没有标明“还在使用的教堂”，也没有标明医学、农业、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巨大“非正统”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更遑论艺术和所谓的超自然或超常现象了，即便偶尔提及超常现象，也只把它们说成是心智不健全的标志。而且，在这张“地图”上体现出来的所有最明显的教条，都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自我表达或逃避现实的可能方式而已。即使在大自然当中，除了偶然所致，也不会有什么艺术美感；就是说，哪怕最美丽的外表，也可以充分归结为——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生物生殖的效用，影响着自然选择。其实，除了“博物馆”，整幅地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是用功利主义的色彩绘制的：凡是在地图上有所体现的，都可以理解为是对人的舒适有益的，或者对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有用的内容。
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对地图上给出的细节越是备感熟悉，也就是说越是接受它给出的内容，并习惯于它不给出其他的内容，我们就会变得越发迷惑、不快和愤世嫉俗。但我们当中的某些人都曾有过与已故的莫里斯·尼科尔（Maurice Nicoll）博士在下面这段叙述中相似的感受：
有一次，在礼拜天的一堂希腊文《新约》课上，经校长允许，尽管我结结巴巴，但还是壮起胆子提问某个寓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我得到的回答十分令人费解，这让我头一次经历了恍然大悟的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所有人都一无所知……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自己动脑思考，或者说，我知道我可以这样做……我清楚地记得那间教室的模样，窗户开得高高的，好让我们看不到外面，还有那些书桌，校长就座的那个讲台，他那学究气的瘦脸盘儿，他扯动嘴角和双手抽动的神经质习惯，还有那一瞬间我知道他一无所知这一内心的发现——所谓“一无所知”，指的是对真正举足轻重的事情。这是我的内心第一次从外部生活的力量中得到解脱。从那时起，我确定无疑地知道这意味着我所依凭的总是个人内心的可靠洞察，这是唯一的、真正的知识源泉。而我对人家传授给我的宗教知识所抱的厌恶，都是正常的。[3]
这些以唯物主义科学观绘制的地图，让所有至关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更有甚者，连可能获取答案的途径都不肯标明，它们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的青年时代，这一状况令人绝望；如今更是雪上加霜，人们运用更为严谨的科学方式对待一切课题和学科，将古代智慧的最后一抹残余也摧毁殆尽——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有人以科学客观性的名义大声宣告：“价值和意义只不过是心理防卫机制和反向作用而已”[4]；人“只不过是由氧化系统驱动的复杂生化机制，这种氧化系统为计算机提供了强大的存储设备，以保存编码信息”[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甚至向我们保证：“对此我可以肯定地说，人的价值判断，受他们对幸福之欲求的绝对主宰，因此价值判断只是他们用各种论据来为自己的幻想提供支撑的一种尝试而已。”[6]
这些以客观科学之名做出的论断带来的压力，人们如何经受得住？除非像莫里斯·尼科尔那样，突然获得“这一内心的发现”，领悟到不论说出这些话的人有多么博学，他们对真正重要的事其实都是一无所知的。人们要的是面包，他们给的却是石头。人们恳求被指点要怎么做才能“得救”，结果却被告知救赎的想法没有任何可以理解的内容，只是初期的神经官能症而已。人们渴求被指引，想知道作为有责任感的人应当如何生活，结果却被告知自己就像是计算机那样的机器，没有自由意志，因此没有责任可言。
在神智健全方面毋庸置疑的精神病医生维克托·E.弗兰克尔博士说：“当前的危险其实并不在于科学家职能的普适性缺失，而在于他自诩可以包打天下……因此我们必须反对的，并不是科学家专业化，而是科学家泛专业化。”在多个世纪的神学霸权主义之后的近三个世纪里，我们处于更加咄咄逼人的“科学霸权主义”当中，其结果便是一定程度的迷惑和无所适从，这一现象在年轻人当中尤为突出，甚至到了足以让我们的文明随时崩溃的地步。“今天真正的虚无主义，”弗兰克尔博士说，“就是简化论……当代虚无主义挥舞的不再是‘虚无’这个词；今天的虚无主义伪装成‘没有别的，只有某某’的面目出现。人类的现象就此变成了次要现象。”[7]
但这些仍然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目前要面对的一切。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奥尔特加·加塞特曾说：“生活仿佛是冲着我们径直发射过来的。”我们不能说：“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呢，等我厘清头绪再说。”在我们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就要做出决定；在我们还没有看得清楚分明的时候，就要瞄准目标。这乍看起来很奇怪，也很不合理。人似乎没有被充分地“编排好程序”。人们不但在出生时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无助，甚至就算完全长大，行动也不像动物那样稳健。他们犹豫、怀疑、改变主意、东奔西跑，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确定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
像“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救？”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古怪，是因为它们与目的有关，而不是与手段有关。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比如“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就告诉你如何得到它”。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也许我只想要幸福，但回答却是：“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才能幸福，然后我再建议你该怎么做。”这个答案还是不合适，因为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才能幸福。也许有人说：“要想幸福，你需要智慧。”但什么是智慧？“要想幸福，你需要能让你获得自由的真理。”但什么是能让我们获得自由的真理？谁能告诉我它在哪儿？谁能带我去找它，或者起码为我指明寻找的方向？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尝试着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有时，这一做法被称作“哲学思考”，而哲学一向被定义为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苏格拉底曾说：“惊奇是哲人常有的感受，哲学始于惊奇。”他还说：“没有哪个神灵是哲学家，或者会去寻求智慧，因为他已经有智慧了。愚昧无知之徒也不会寻求智慧，由于愚昧无知这一弊病，导致他尽管既不善良也不聪明，但他仍然安于现状。”[8]
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方法之一，就是借助地图，也就是某种示意图或略图，图中标明各种事物的位置，当然，不是所有事物，否则的话，地图就得跟世界一样广阔了。所以，地图上标明的事物只是最突出的、对指明方位最为重要的，也就是醒目的地标，你不可能注意不到它们。倘若你真的错过了它们，你就会茫然失措。而任何调查研究最为重要的就是开端。人们常说，一旦开端出了岔子或者流于肤浅，在后续研究阶段里即便采取最严密的方法，也于事无补。[9]
绘制地图是一门经验主义的技艺，它运用了高度的抽象技术，但绝非完全闭门造车，脱离现实。可以说绘制地图的座右铭是“接纳一切，什么也不舍弃”。如果某种东西是存在的，如果人们注意到了它，对它抱有兴趣，那它就必须出现在地图上，在正确位置予以标明。但绘制地图并不是哲学的全部，正如地图或旅行指南不是地理学的全部一样，它只是一个开端。如今人们提问“所有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或“我该拿我的人生怎么办”时，欠缺的就是这样一个开端。
我的地图或旅行指南构筑的基础，是对四大真理的认识。可以说，它们就是地标，它们十分突出，无所不在，不论你身在何方，都能看到它们。倘若你对它们有充分的了解，就能时刻凭借它们找准自己的位置；倘若你认不出它们，就会迷失方向。
这本旅行指南讲的是“人生在世”的事儿。这句简简单单的话表明，我们要研究：
1.“世界”；
2. “人”——我们用来应对“世界”的装备；
3.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4.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意味着什么。
有关世界的真理，就是世界的结构是分层次的，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存在的层次。
有关人用来应对世界的装备的真理，就是“契合”（adaequatio）原则。
有关人认识世界的真理，与心智的“四种认知领域”有关。
有关人生，有关人生在世的真理，与“汇聚”和“发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有关。
我们要搞清楚：地图或旅行指南并不能“解决”问题和“解释”奥秘，它只能帮人辨认它们。正如佛祖的遗言中所说的那样，每个人的任务都是“尽力而为，寻得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