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五十章：文字空间中的重庆城(晚清-民国)》 什么是老重庆？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不同的答案。重庆是一个码头城市，如今大街小巷密布的火锅发源于重庆何处，尚有争议，不过一定是在江边。重庆的小巷子、小馆子，是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却在空间上与我们有交集的人的记忆，他们是饱读诗书之人，所以下笔有神，勾勒出老山城的景致，描绘出船工、走卒、商人、学生、市民的来去匆匆。这些场景，绝大多数已湮没于城市的改造、日机的轰炸以及火灾洪灾等等。但历史可以证明，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重庆人民无愧于英雄的市民。这座城市依然矗立，跻身中国四大直辖市，党和政府对它寄予厚望。
《100像：文字与图像间的重庆城(晚清-民国) 》 作者以亲历者尤其是西方探险者的视角为媒，告诉城市的昨天，回应当今人的关切。作者对重庆城有着长期的学术积累和系统深入的思考，在运用文献、历史学、建筑学、美学等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方法上也有独特之处。 在读图时代，人的阅读习惯变得速食、破碎，而拴住人注意力的方法即是图文并茂，对儿童是，对成年人也是如此。100幅图串起的文字，汇入城市发展的洪流，将很好地吸引读者穿城而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对重庆的历史渊源建立深刻的印象。
《历史与空间:晚清重庆城及其转变》 本书利用历史文献、数据、旅行记录、地图和影像，探讨晚清重庆城的人口构成与空间结构、民初重庆城市启动现代化的条件、空间划界、现代化的进程与问题、卢作孚的现代化实践、晚清到民国不同阶段重庆城的感知与经验等。
作者介绍
杨宇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访问学者；工作域在城市设计与建筑文化，研究兴趣在空间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喜好阅读，读到好书有所领悟时内心愉悦。常和家人一起在各地旅行，步行“阅读”城市。著有《资本空间化：资本积累、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历史与空间：晚清重庆城及其转变》《在空间：城乡观察随笔》等，主编《城市与阅读》等。
部分摘录：
怎么样写一座城的历史？经济学家们喜欢统计数据，把城的人口、土地、产业数据一一按序罗列纸上，经由数据涨落讲城的兴衰。地理学家描述城的方位和交通、地质构成、产业空间布局和某些独特的景观。敏感的诗人抓住了城的一瞬，或晨曦间的光影，或日暮时的离愁，写下人景感应的词语和诗句。小说家描述的城，是一个个人在城里行移，在城里因为此事彼事交织成的人间悲剧或者喜剧——它们是虚构的城，却来自真实的城，又构成这座城的一部分。建筑家惊喜地发现城里城外的精致建筑，用笔直或弯曲的线条在纸上刻画下飞檐或石雕的模样。可是在小孩眼里，城太巨大复杂，他/她记忆里的城，他/她的历史的城，可能就是家，就是家旁边的空地和水坑，是和隔壁邻居小友的游玩和打闹。菜农的城市历史，是每天从家屋到菜田、从菜田到街市、从街市返回家屋的历史。船夫的城市历史，大概有点不同，他们不常行走在城里，不在大街小巷里游荡，他们聚集在喧嚷的码头，他们划船离开城，却可以回望城的整体，看到城的至少是一部分的全貌。
这里出现了两种城。一种是抽象的城，数据、词语、故事、观念构成的城，一种是具体的城，每一个个人和物、和其他人互动共构的城，是各种日常生活的城。抽象之城的写者往往得意于长期的历史数据的完整、“乾坤万里眼”般的词语的优美、人生故事的跌宕起伏。但它们不是具体之城里“微民”的关注，他们往往焦虑于“近忧”，忙碌或苦恼于当下的手边事情。
一种城市历史的写作，是抽象之城与具体之城结合的写作。卡尔·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中，用七个不同的方面（包括音乐、哲学、经济、建筑、心理分析等），共构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政治与文化转变的种种复杂纠缠和尖锐矛盾。大卫·哈维在《巴黎：现代性之都》中，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观点细细描写了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一个从中世纪模样的巴黎，经由路易·波拿巴和奥斯曼的规划和实践，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巴黎。哈维不忘讨论国家权力、金融、地租、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他也重视城市转型中的经验困境与人们对快速变化的城市生活的各种表述。
还有一种城市历史的写作，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也许它不能被称为历史的写作，它是哲理的历史。它不提供城市的数据，它的故事是寓言式的故事，它发生在抽象之城，它也存在于具体之城中。卡尔维诺说：“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我可以告诉你，高低起伏的街道有多少级台阶，拱廊的弧形有多少度，屋顶上铺的是怎样的锌片；但是，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构成这个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灯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位者来回摆动着的双脚与地面的距离；系在灯柱与对面栅栏之间的绳索，在女王大婚仪仗队行经时如何披红结彩；栅栏的高度和偷情的汉子如何在黎明时分爬过栅栏。”(1)
《100像》是阅读城市历史的一种方式，是试图越过“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藩篱的尝试。它是晚清到民国间重庆城历史的一百个断面图，需要读者自行组合这一百个断面图，通过想象去组构一座更完整城的曾经模样，去洞察和理解它的气象。
二 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卡尔维诺说的街巷、护栏、扶手、天线，描写的每一道印记都是“像”。它们是具体的物像、具体的事像。恰恰是这些“猛击下的痕迹”，这些在物像上留下痕迹的事像，构成了城市的“手纹”，城市泄露自己过去之“象”。“像”是具体之城的外在显现，是“编竹为屋，架木为砦”“霜寒催晓角，石气录高城”，是拉纤的“25个全身赤裸或者半赤裸的汉子”，是“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是“上流社会之人，均造西式之屋居住”，是“泮池前的魁星楼亭亭树立”，是“群峰紫翠何纷纶”，是“龛寂一幢定，磬明四山答”“羊肠一线路，片石耸云孤”，是鲍希曼记录的“石材、陶、灰泥，镶嵌与瓷片”，是中野孤山说的“性情温和，不像湖南和湖北人那样彪悍”，是在重庆城里的史医生和贝医生。它们共同拼贴了晚清、民初重庆城之“象”，一种城的势态，气象和灵韵。
但这种气象和灵韵终于要黯淡下去。它要接受现代性的挑战，它终于沉淀隐退下去，成为一种记忆。卡尔维诺又说，“记忆也是累赘，它把各种标记翻来覆去以肯定城市的存在”。卡尔维诺也许是对的。但是，又有谁能够绝然而然地不要记忆，切除记忆呢？问题的关键，是要经由研究者，经由抽象之城与具体之城的结合，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的真实，避免历史叙事的粗暴切割、剥夺性的摘取(2)，避免历史叙事严重的简单化，避免为后来者提供“伪象”，避免在历史过程中留下“陋像”。
三 每一座城市都需要一个符号，一个名字来使得人们记住它。深在内陆的山地城市，从清末的“重庆府”到民国的“重庆市”，是19世纪以来全球格局变化中地方状态改变的显现，是帝国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表征。这座城的气象缭绕在大江、大山之间，离不开长江、嘉陵江，离不开秦岭、云贵高原的滋养。大山隔离了城和山外的世界，大江却联通这座城和许多布落在山水之间的城，使得重庆府治城成为地区的水路交通枢纽。耕作于山地和丘陵，日常劳作更加辛苦，更加漫长。山地和丘陵也就意味着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孕育着这座古城一缕不断的气象。古语有言“巴出将，蜀出相”，道出这两个地方的典型差异。可是，渐增的流动性叠加了这座城另外的一种神态。它生活艰辛，它地理隔离，可是它仍然是“名城”，是川省人心中的大城，是地区枢纽，是在一个封闭世界中的“得风气之先”者。这种率先窥得外部世界的状况，使它自得、自满（相较山里的其他城）和自卑（相较下江的发达之城，也许有吧）。可以说，清末民初的重庆之于四川省，可以类比于开埠后的上海之于中国。这样的类比不很恰当，但在陆路机动车交通没有开通之前，重庆始终是从长江入川的咽喉之城。1931年美国医生贝西尔到重庆行医，他说：“时间渐渐过去，我最初对重庆所生的反感完全消灭了。并不是后来对污秽与臭气比以前觉得喜欢起来，实在是习惯把这些可厌的东西和整个背景混合了，所以它们不再扰乱我对全盘景象的爱好。这个码头，对美国人的主要吸引力是它的生命永不停滞这一点。重庆是全中国的起点，也是全中国的尽头，它的活动永不静止，而是转变不已的。就沿海各省、华北与整个长江流域而言，重庆是最后一个商埠，更就另一面深入喜马拉亚的心脏的广大神秘领域而言，它又是与西洋接触的第一扇门户了。”(3)
20世纪30年代以后川省公路开始四通八达，水路仍然是沟通区域内与区域间的主要通道。两江交汇的水路枢纽带来流动性，带来财富、信息和斑驳的各省人士。于是，这座城的气象是两种状态混杂交织构成的奇异模样。一种是在山地丘陵间的农人，日复一日代复一代耕田劳作，他们需要比其他自然条件好的地方的人们更加辛劳才能养活家人。几无停顿的耕作是日常状态，阻碍了他们停下来看看自己，看看周边风景，听听远方的消息，即便府城就在几十里、几里路的不远地方。两江交汇的重庆府城，重庆商埠或者重庆市，是整个四川省里流动性强度最大和速度最快的城。极度的静和极速的快形成鲜明对比，如白纸上的红线；极大的静和极快的小形成了鲜明对比，如连绵身体上几不可见的针灸点。极静与极动相互拨动作用，重庆城的气象就在这缓缓的运动中孕育和变化。19世纪末，极动日渐雄起，吸吞了一些极静，破坏了一些极静。重庆城内各省奢华的会馆林立，各级庄严的官衙、各类大小寺庙遍布，城外江滩竹撑的极度贫苦人家的吊脚楼密布，就是重庆这一矛盾又独特气象的外在显现。城内外到处都是的不同等级的烟室、妓馆、茶室是极动与极静的交汇处。上上下下的山地街巷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孕育出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杂乱，杂乱中的现代模样。分裂的静越来越依附这地区的中心，地区流动性的中心。然而这地区的流动性，却不是它自己可以握住的，可以掌控的。它日益陷入国家的事务，更大范围地区的更加频繁的经济往来，它越来越受动，越来越失去静时还可能具有的一些稳定性。
四 《100像》里试图捕捉的是变化中的却不可见的重庆城气韵。它留存在泛黄的历史文字之中，在遥远事件的细节里；在渐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医生的各类记述中，在彼时某一刻被录刻下的斑斓照片里；在入夜后飘摇昏黄的油灯和时断时续的电灯光亮之间，在从江里经由无数台阶晃动抬来的水和在城里定点供应的机器水之间，在白色的缠头布、草鞋和光亮的西装革履之间，在古老的石砌城墙和新开拓的有路灯的马路之间，在雕梁画栋的带有飞檐的会馆和有拱券的西式建筑之间。这样的表述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无论排列出多少，都还是太狭隘，只见物不见人。重庆城的气韵，凝滞和萦绕在熊克武的“防区制”设计中，在杨森大刀阔斧的商埠市政建设光影里，在刘湘欲图统一四川的雄心和战争中，在潘文华小心翼翼平衡军政和市政之间的建设里，在捉襟见肘的财政下的苦心经营之中，在刘航琛长袖善舞的金融和产业运作里，在卢作孚沟通川江兢兢业业的实践和他另类的现代化思考中，也在重庆籍留学生焦虑的呼吁声中：“然而重庆的人们啊！请你们也不要太乐观了吧，起来呀！别老是这样的糟、糟、糟！……！”(4)在贝西尔观察到的“中间人”里：“使我想起其他千百个像他一样的留学生。他们中间有许多因太着重西洋化而受了错误的训练，回得家来，只觉得自己荡在两种文化的中间，而一种也不能插足进去。”(5)
这样的表述依然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无论排列出多少，也还是嫌狭隘，只见人事而不见区域格局变化与城的关系。1935年之前川省军政与行政的分裂使得重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全川最大流动性的空间是获得财税的肥沃之地。四乡里的田赋是静态空间里的有限产出，不能满足和支持突变的巨大需要，如大战所需的消耗。对农村的极度挤压，促进畸形城市化，也自然生产着暗流涌动的反对势力、革命力量。现代产业和金融的产出，却可以提供瞬时需要，只不过它们的生产是关联性的结果，是远方它处和本地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刘航琛曾经说，南方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战胜，很大程度是因为占据了上海这个大商埠；如果刘湘占据的重庆商埠不能培养出现代的金融、工业，也就不能取得地区战争的胜利。1935年以前，地区战局使得重庆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税源地（这成为它最基本的角色了），支持刘湘打败川中其他军阀，统一川政。市政建设的目的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在军阀竞争的状况下（通过现代化表征合法性），促进市场经济（通过培育市场汲取财税）的强制性要求。中日战局激化、川政统一、三峡天堑、地理区位等原因使重庆在1937年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1935年蒋介石入川考察前，已经计划开辟后方省市间的陆路交通路线；随后的十来年间，重庆成为大后方区域交通格局的枢纽，新闻报道的中心，这是时势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