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春秋时代诸国林立，国家间的内政外交形势复杂。在晋、楚两国分别管控北方和南方时期，夹在中间的小国深受两国争霸的撕扯之害。但郑国在晋楚停战后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局面、走向中兴，它对外与大国巧妙周旋、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对内稳步推进改革、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一跃成为主要诸侯国中最受尊重的“模范国家”。郑国是怎么做到的呢？本书以夹在晋楚争霸旋涡中小国郑国的崛起为背景，刻画了子产这个新一代郑国青年人如何成长为一名力挽狂澜的领导者，及其为政施政、带领郑国复兴，一跃成为“模范国家”的历程。为什么子产会是孔子想要效仿的楷模，为什么孔子会认为儒家是治国理政的最好方略？子产的为政之道是这一切的答案。
作者介绍
刘勋，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学助理教授，上海国学新知传统文化学习中心创始理事。2009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左传》研究和普及工作，著有《春秋左传精读》《称霸：春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并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发表春秋史文章多篇。
部分摘录：
子国调教子产的方法似乎是各诸侯国“求生欲”强的贵族高官调教聪明“二代”儿子的常用方法，比如晋国卿族范氏。《国语·晋语五》里晋卿范武子训诫儿子范文子(8)的故事：
范文子很晚才退朝回来。武子问道：“为什么这么晚？”文子回答说：“有位秦国(9)来的客人在朝廷上说话打哑谜，大夫中没有一个能对答的，我却知道并解答了他三个问题。”武子发怒说：“大夫们不是不能回答，而是谦让朝廷上的长辈。你一个毛头小子，却在朝中三次掩盖他人。我如果不在晋国，范氏败亡要不了几天了！”说着武子就用手杖打儿子，打断了礼帽上的簪子。
范武子的严格家教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前五八九年，范文子作为上军佐（六卿中排第四）参与了晋、齐鞌（ān）之战，此次晋国大获全胜。按照军礼，晋军凯旋进入国都时，应该是上军在前，中军在中间，下军殿后。因为范文子的直接领导、上军帅中行宣子（排第三）留守国都没有出征，所以范文子是上军最高将领，按理说应该走在最前面。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据《左传·成公二年》的记载：
晋军回到国都，范文子最后进入。已经退休的范武子见到儿子后对他说：“你不认为我在盼望你回来吗？为什么最后入城？”文子对答说：“军队取得了战功，国人很高兴地来迎接。我如果按照军礼先进入，一定会使众人耳目集中到我身上，这就是代替统帅(10)接受美名了，因此我不敢先进入。”范武子说：“我知道自己能够幸免不遭祸难了。”
当范文子代表范氏进入六卿领导班子之后，他也是用同样的一套理念在教训自己的儿子范宣子(11)。前五七五年，晋国、楚国在鄢（yān）陵准备打一场大仗。据《左传·成公十六年》的记载：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楚军推进到晋军营垒跟前布阵，使得晋军无法出门。晋国军吏非常紧张。年轻大夫范宣子快步上前说：“填塞水井，夷平灶台，在军营中摆开阵势，把行列间的距离放宽。晋、楚相争，谁能取胜，全看上天将胜利授予谁，有什么可担心的？”六卿排第二的范文子拿起戈来驱逐他，说：“国家的存亡，都是天意，毛头小子知道什么！”
子国、范文子、范武子之所以要用痛骂、暴打甚至是追杀的激烈手段来调教自己的聪明“二代”儿子，是因为如果放任不管，后果真的会很严重。《左传》《国语》里就记载了不少卿大夫由于高调“炫智商”而导致自身被杀、宗族覆灭的事例，这里举两个晋国的例子。
一个是晋大夫伯宗。伯宗从小聪颖过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恐怕是没有像子产、范文子、范宣子这样受到父亲的严厉调教，或者是调教没有成功，因此成为大夫后还是像愣头小伙一样高调轻狂。根据《国语·晋语五》的记载：
有一天伯宗退朝以后，面带喜色地回到家中。他的妻子问道：“您今天面露喜色，为什么呀？”伯宗说：“我在朝中发言，大夫们都称赞我像阳子那样机智。”妻子说：“阳子这个人华而不实，善于谈论而缺乏谋略，因此遭受杀身之祸。您欢喜什么呢？”伯宗说：“我设宴请大夫们一起饮酒，和他们谈话，你试着听一听。”妻子说：“好吧。”饮宴结束以后，他的妻子说：“那些大夫们确实不如您。但是人们不能拥戴比自己水平高的人已经很久了，灾难必然要降到您头上！”
又根据《左传·成公十五年》的记载，伯宗每次上朝时，他这位妻子都要碎碎念这么一句话：“盗贼憎恨主人，民众厌恶官长，您喜好像主人、官长那样直言无忌，一定会遭殃！(12)”然而，成年后的贤妻规劝毕竟是比不上成长期的严父棒喝，伯宗还是我行我素，后来到了栾弗忌之乱时，朝中一批大夫妒恨伯宗，合谋杀死了他。
伯宗引以为榜样的、以聪明著称的“阳子”，就是官至太傅的卿官阳处父。前六二二年，阳处父到卫国访问，回国途中在晋国境内的宁邑住宿。宁邑宾馆的负责人宁嬴对阳处父仰慕已久，于是丢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加入了阳处父的使团，想跟着阳处父一起去首都发展。然而，使团刚到温邑，宁嬴就折返回来了。他老婆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脱粉”，宁嬴说：
“阳处父他太刚强了。《商书》上说：‘沉溺潜隐的德性要用刚强来攻克，高亢明耀的德性要用柔顺来攻克。’他却一味刚强而不调和，恐怕会不得善终吧！即使是德性最为刚健、至高无上的上天，尚且会辅以柔德，不扰乱四时运行的次序，何况是凡人呢？而且他爱说大话而落实不力，就好像草木开花而不结果实，这是聚集怨恨的根源。过于刚强冒犯他人，华而不实聚集怨恨，是不可以安身立命的。(13)我担心还没有得到跟随他的好处就先要遭受祸难，所以离开了他。”
果然，到了第二年，自以为是的阳处父擅自调整国君在夷地大阅兵上确定的晋国六卿领导班子排序，当年就被因排序调整而利益受损的卿官狐射姑杀死。
如前所述，春秋时期晋、郑等中原诸侯国公室逐渐衰弱，君权旁落于卿大夫，特别是卿大夫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诸位卿官，诸卿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集团来看，卿族的势力在不断扩大；然而在卿族集团内部，各卿族之间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在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下，蠢笨无能的“二代”自然容易成为被对手捏爆的软柿子；然而，聪颖过人的“二代”如果在朝中不能低调收敛、谨言慎行，而是恃才放旷、树敌结怨，也同样容易遭到敌对卿族的攻击陷害，甚至可能会导致身死族灭的严重后果。
因此，“高明柔克”，也就是强力攻克聪明儿子高亢、明耀的刚德，强行植入低调、沉稳的柔德，矫正其德性向“无过无不及”的中道靠拢，这是当时所有“求生欲”强的贵族高官调教“二代”儿子们的常见思路，其实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中庸之道在人格修养领域的具体应用。“克”在先秦文本中常用来表示打仗得胜，也就是说，虽然调教的目标是“柔”，但是调教的手段却必须要果断刚强，要“狠斗思想一闪念”。看来，古人深刻认识到矫正德性非常困难，所以怒骂、暴打甚至追杀都得用上，而这些激烈举动的背后，都是父亲对儿子的深沉爱护、宗主对宗族的庄严责任。
子国对子产的这段责骂，也是推测子产生年的唯一线索。根据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注解《诗经·芄兰》“童子佩觿（xī）”句的说法，“童者，未成人之称，年十九以下皆是也”。子国称子产为“童子”，据此可推知子产此时年龄应该小于十九岁。此外，古时卿大夫家族的年轻子弟要在行冠礼之后，才能参与政治、军事活动，而根据孔颖达在注解《左传·襄公九年》晋悼公论国君行冠礼年龄时的分析，卿大夫子弟行冠礼应该在十六岁。此处子产已经进入公宫参与政治，所以他应该已行冠礼，年龄大于十六岁。据此推测，子产生年是在前五八四年到前五八一年之间。(14)
朝晋暮楚：夹缝求生的无奈选择 到了前五六五年冬天，如子产所料，楚国首卿、令尹王子贞(15)率领军队来讨伐郑国，追究郑国入侵蔡国的责任。郑国六卿开会商量对策，意见分成了两派：子驷（首卿）、子国（第二）、子耳（第四）主张，还是像从前一样，楚国来就顺从它；而子孔（第三）、子蟜（jiǎo）（第五）、子展（第六）则主张，这一次要坚守，等待晋国救援。《左传·襄公八年》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再现了两派在会上争论的细节：
首卿子驷说：
“《周诗》上这样说：‘等待黄河变清？人的寿命能有多久？占卜得太多，反而是结网把自己套住。’(16)在众多家族之间广泛征求意见，民众各有不同看法互相违背，事情更加办不成。民众已经很危急了，姑且顺从楚国，以纾解我们民众的困苦。晋国来了，我们又去顺从他。
“准备好贵重的财礼，等着大国的到来，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17)我们在北部晋郑边境和南部晋楚边境上备好牺牲玉帛，等待晋国、楚国中更强大的那个来庇护我们的民众。如果主动去顺从楚国，入侵的楚军就不会造成大的损害，民众也不会因为战争而疲病，不也可以吗？”
排第六的子展说：
“小国用来事奉大国的，是诚信。小国没有诚信，兵灾就会不断降临，那灭亡就很快了。(18)先前我们已经参加过五次晋集团的诸侯大会，好不容易在晋国高层心目中建立起的信用，如今就这样违背了，日后晋国定会兴师前来问罪，到时候即使楚国来救我们，他们两国还是在我国领土上交战，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楚国亲近我国并带不来什么好结果，而楚国的真实目的是想要把我国变成它的边鄙县邑，因此不可以听从子驷的主张。
“我认为不如坚守，等待晋国来救援。晋君英明，四军无缺，八卿和睦，一定不会抛弃郑国。楚国远道而来，粮草都快用尽了，一定会很快撤退的，怕什么呢？
“我听说：‘没有比诚信更值得仗恃的。’完善守备使楚国疲惫，握着诚信等待晋国，不可以吗？”
子驷说：“《诗》上说：‘谋士很多，事情因此做不成。发言的人挤满了庭院，谁来承担责任？好像一个人一边走路一边跟人商量，因此一无所得。’(19)请听我的顺从楚国，我来承担罪责。”
类似的争论在此前历任六卿领导班子的工作会议中估计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因为对于长期深陷晋、楚争霸困局中的郑国来说，“谁来跟谁”策略（子驷、子国、子耳）和“跟定一方”策略（子孔、子蟜、子展）是仅有的两个选项。被大国欺凌是免不了的，区别只在于，“谁来跟谁”的后果是被两个大国轮流欺凌，而“跟定一方”的后果是只被另一个大国欺凌。如果从郑国所受折腾和伤害大小来说，“跟定一方”是更好的策略，然而实行这个策略的前提是，郑国跟定的这个大国有长期保卫郑国的政治意愿，而且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强于另一国，也就是有长期保卫郑国的实力。
在这次会议上，“谁来跟谁”策略占了上风，首卿子驷把决策的政治责任完全承担了下来。很明显，子驷在弑郑僖公、杀群公子后十分强势而且勇于担当，是六卿领导班子里的最终决策者和负责人。但是即使这样，郑六卿“集体领导”的制度并没有瓦解，排第六的子展都可以在会议上充分发表意见。
按照此次会议上做出的决定，郑国与楚国讲和。郑人派使者王子伯骈前往晋国，代表郑简公说了如下一番将责任推给民众和晋国的外交辞令：“贵国君主命令我国：‘修整你们的军备，训诫你们的士兵，讨伐作乱的国家。’蔡人不服从贵国，我国的人不敢安居，调集全国的军事力量，讨伐蔡国，抓获司马燮，在邢丘献给了贵国。如今楚国前来问罪说‘你为什么对蔡国用兵’，焚烧我国都城郊外的堡垒，攻打都城的内外城墙。我国的男女老少，都手忙脚乱、互相救援。现在我国正处在倾覆沉陷的危局之中，不知道向谁去控诉。无论是父亲、哥哥，还是儿子、弟弟，都难逃一死，人民忧愁痛苦，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庇护。民众知道穷困无人解救，因此接受了与楚国的盟约。我和诸位大夫没法禁止民众的行为，不敢不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