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皇皇三大卷，洋洋一百五十万言，中国学者原创作品，国内首部系统全面介绍古罗马戏剧史、诗歌史和散文史的著作。 1. 国内学界对古罗马文学的研究状况主要停留在翻译引进相关文学作品上，江澜撰写的这套“古罗马文学史”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古罗马的戏剧、诗歌和散文，具有填补国内学术界研究空白的重大意义。 2. 《古罗马戏剧史》《古罗马诗歌史》《古罗马散文史》皇皇三大卷，洋洋一百五十万言，作者大量占有拉丁语、英语、德语等的一手材料，详细论述古罗马时期文学（诗歌、戏剧、散文）的萌芽期、发展的繁荣期、演进的衰微期以及最终的转型期，展示了中国学者观察研究古罗马文学史的独特视角和原创能力。 3. 作者江澜曾获“广州市十大杰出残疾员工”、“广州市自强不息好青年”等荣誉称号，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时十五年收集、阅读、翻译和整理中外文相关资料，用中国人的眼光，拟定提纲并独立撰写，完成了这部巨作。古罗马文学史，严格意义上，是指用拉丁语写作的文学文本形成的历史，那个年代的文学体裁主要有三类：诗歌、戏剧、散文。故本书分为三卷：《古罗马戏剧史》《古罗马诗歌史》《古罗马散文史》。 《古罗马戏剧史》在对古罗马戏剧的概念做了详尽的阐释以后，作者按照披衫剧、长袍剧、凉鞋剧、紫袍剧、阿特拉笑剧、拟剧、哑剧的区别，围绕着剧作家，如安德罗尼库斯、普劳图斯等展开叙述，基本上囊括了古罗马戏剧历史上全部重要的人物，进而梳理了古罗马戏剧与古罗马文学的关系及其与古希腊戏剧的关系，可谓系统完整。 《古罗马诗歌史》将古罗马诗歌的历史划分为萌芽、发轫、繁盛、衰微和转型时期，依此顺序，本书全面系统地阐明古罗马诗歌的渊源和兴衰过程。本书重点阐述古罗马文学史上的叙事诗、抒情诗及其注疏。分别叙述渊源、特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在详略得当的前提下，不仅评述大诗人（例如维吉尔），而且还在国内首次评介一些小诗人（例如马尔苏斯）和业余诗人（例如西塞罗），涉及多产和重要的全面性作家则分独立章节叙述。 《古罗马散文史》从古罗马文学的萌芽时期开始，经历了兴发、繁盛、衰微，一直撰写至与中世纪交界之际的拉丁基督教文学和拉丁异教文学。按照历史演进进程下的文学体裁分类叙述，涉及多产和重要的全面性作家则分独立章节叙述，如维吉尔和贺拉斯；涉及难以归类的体裁，也分章节独立叙述，如非文学的诗歌和散文等。
作者介绍
江澜，1972年生于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硕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助理研究员，曾获“广州市十大杰出残疾员工”、“广州市自强不息好青年”等荣誉称号。著有“古罗马文学史”三种（含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个）；发表Der passive Rebell等论文六篇和译品十余种。
部分摘录：
古罗马历史上的前5个世纪不存在古罗马文学（litterae），这是古罗马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起初5个世纪的前半阶段，即王政时期（公元前753-前510年），没有古罗马文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罗马文学并不具备发轫的条件。一方面，古罗马的权力几乎没有跨越拉丁姆地区的边界。另一方面，尽管前古典的古希腊文化已经影响到古罗马国家的边界：西西里的移民区（colōnia），意大利南部，直至坎佩尼亚，甚至通过埃特鲁里亚跨越了这个界限，可是在越来越希腊化的地中海地区内的古罗马飞地，这种影响遭到强烈抵制。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第一个世纪，这种抵制仍在持续。直到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的权力才逐步影响整个意大利。总之，尚武、务农的古罗马人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文化，体会不到文化与文学的妙处。
虽然后来的资料有关于古代英雄颂歌、礼拜圣歌和农民闹剧的模糊报道，但是几乎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也没有流传后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文学缺失的世纪里，压根就不存在古罗马文化，只是这种文化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有决定意义的或许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对祖辈的训诫与习俗（instituta et mores maiorum）的感情。这种感情体现在对集体和个体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这种鲜明的态度与坚定的立场决定性地影响了古希腊和后来的古罗马。元老院（senātus）像国王的会议一样，通过手持象征政法权力的束棒（fascēs，插有一柄斧头的一束棍棒）的护卫们（līctōrēs，单数līctor）表明其因公的帝国（imperium）的市政机构（magistratus）。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仪式庄重的各种宗教节日与令人自豪的获胜军队的凯旋游行。此外，葬礼有祖先画像和悼词。这些早期的古罗马文化形式十分地道、独特。公众生活的排场与私人生活的简朴形成矛盾，就像西塞罗后来确切地表述的一样：“古罗马民族憎恨个人的挥霍，不过懂得国家讲究排场的价值（odit populus Romanus privatam luxuriam，publicam magnificentiam diligit，引、译自《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7及下）”[《为穆雷那辩护》（Pro Murena），章36，节76]。
在早期古罗马文化中，言语（verbum）没有发展成为文学（litterae）。这绝不意味着，言语（verbum）不起作用。恰恰相反。而且，言语（verbum）仍然是交际、劝说和有约束力的表达手段。礼拜仪式、政治顾问、法律和诉讼惯例里讲的言语（verbum）的魔法与心理教育的力量通过节奏、音调和内容的重复得到加强。最突出的运用形式就在于颂歌（carmen）。颂歌后来的意思是“歌曲”，但是，最初仅仅是有魔法与节奏的、宣叙调的散文（prosaicus）表达形式。老加图的《农业志》（De Agricultura）是拉丁文学中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散文（prosa）。其中，有一首致马尔斯的祈祷歌。马尔斯在名称上最初是一个农业神。这篇祈祷歌概括地介绍了颂歌（carmen）体裁：
父马尔斯，我向你祈祷，并恳求你：
热心而友好地对待
我、我的家庭和仆人。
因此我
命令，绕着我的耕地、地产和财产
让猪仔、羊羔和牛犊兜圈。
以便你让有形和无形的疾病远离，
防止成为孤儿和村庄荒芜，
根除大冰雹和雷雨风暴；
以便你让农作物、谷粒，
葡萄树蔓和树木
长好和长大（老加图，《农业志》，章141；译自Paul Thielscher的德译本）。[2]
有节奏的结构、概念重复和头韵（alliteration，源于拉丁语ad+litera或littera）体现魔法的约束。古罗马农民相信，可以用这种约束影响各种神的力量。西塞罗或许用文学术语“ubertas（拉丁语：丰富、丰富多彩；冗长、罗唆）”来描述这个结论。不过，后来称之为“brevitas（拉丁语：简略、简洁、简短）”的、与之对立的语言应用也能取得类似的约束效果。譬如，古老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的规定里就有最简明扼要的语言简洁的省略句：[3]“如果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死（他）应认为是合法的（si nox furtum faxit，si im occisit，iure caesus esto）”（参《十二铜表法》，前揭，页39；《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9）。
甚至删去观点的逻辑上必需的成分也能给心灵施加强烈的影响。这种心灵的影响必然产生共鸣，即成为共同思想和共同经历。正是这样，才导致言语（verbum）使人刻骨铭心。极度的语言丰富（ubertas）及其反面即简明扼要的、“硬邦邦的”语言简洁（brevitas）后来属于拉丁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在语言丰富（ubertas）方面西塞罗是大师，而在语言简洁方面（brevitas）撒路斯特（Sallust，全名C.Sallustius Crispus）和塔西佗是大师。塞涅卡绞尽脑汁地交替使用丰富的（cōpiōsus）语言和简洁的（brevis）语言。从逻辑与客观的观点来看，丰富的（cōpiōsus）语言揭示的太多，简洁的（brevis）语言揭示的太少。完全合适的表达形式很罕见，至少在文学方面。与之有关的或许是，在纯客观的描述和纯逻辑的推理方面，古罗马人比古希腊人差得太多。由于冠词和优雅、创造性的派生机械主义，古希腊人支配的语言更加适合细腻的描述和抽象的推断。在比较两种语言时，演说家和教育家昆体良断定：
non possumus esse tam graciles；simus fortiores！subtilitate vincimur：valeamus pondere！proprietas penes illos est certior：copia vincamus！
如果我们罗马人没有那么娇小，那么我们就要更加强壮；如果我们缺乏细腻，那么我们就在殴打与排场中寻找我们的优点！如果别人表达更确切，那么我们就要以表达的丰富多彩取胜（昆体良，《雄辩术原理》卷十二，章10，节36，引、译自《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9及下）！
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拉丁语是农民自豪的表达方式，在精神气质方面与古希腊语截然不同。古希腊语的早期发展是由优雅的贵族社会完成的。相反，共和国晚期的文化解放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像刹车轫屐。古罗马意识到刹车轫屐，并且用“拉丁语的匮乏（patrii sermonis egestas）”来描写卢克莱修。然而奇迹发生了：困境成为一种美德。古罗马伟大的作家正是在局限中表现为大师。尽管如此，这种局限还是极大地影响了拉丁语文学的发展进程。甚至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也认为，古罗马本来的文化使命和成就不是在艺术、文学或科学，而是在世界上建立了不起的社会秩序。在维吉尔的民族叙事诗《埃涅阿斯纪》中，安基塞斯为儿子埃涅阿斯预言（《埃涅阿斯纪》卷六，行847-853）：
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相信
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
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
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
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
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
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4]
“其他一些人”自然是指古希腊人。维吉尔以典型的方式——即简洁的（brevis）方式——在希腊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里分别举出一个特殊的领域：雕刻、法庭演说辞和天文学。在维吉尔时代，古罗马共和国（res publica）的本来内部结构演变成为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在这首罗马激情的诗中，维吉尔似是而非地运用了一种诗歌体裁，即六拍诗行（hexameter）叙事诗（epos）。这种诗体就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古罗马人从古希腊人那里借鉴而来的。但是，维吉尔的诗歌（peoma）的思想和情绪高涨是在古希腊先辈那里不可想象的。维吉尔用他的独特诗歌才能效力于他的古罗马共和国。
拉丁语文学的似是而非就是拉丁语文学本身适应古希腊文学。所以，人们习惯把古罗马文学视为和理解为模仿作品，这是由来已久的。在我们现代，人们更愿意谈论竞赛性仿作（aemulatio），而不是谈论模仿（imitatio）。在《图斯库卢姆谈话录》（Tusculan Disputations，公元前45年）的引言中，西塞罗描述了从他的古罗马国家观点来看竞赛性仿作（aemulatio）的精神如何导致古罗马文学（litterae rōmānae）的逐渐产生。
在形式上，古希腊的修辞学（rhētorica）对古罗马文学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在公元前2世纪里，罗马就已经有了古希腊修辞家（rhētor），他们传播尤其是希腊化时代形成的演说术（ēloquentia）学说。即使是在仇视希腊文化的老加图的身上，也可以发现演说术（ēloquentia）学说的影子。在公元前1世纪里，修辞学（rhētorica）严格按规定教授，也用拉丁语。在西塞罗那里，最能注意到通过修辞学（rhētorica）进行的知识与审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