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作者是曾经将“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众的传奇“吹哨者”，也是迄今七十年以来美国绝密核政策及其巨大风险的见证人。 在本书中，曾任高级防务分析师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首次披露了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使读者有机会了解20世纪60年代美国核战争计划的真实情况——核武器使用权被广泛下放，就连太平洋司令部麾下偏远的空军基地都有权做主；艾森豪威尔时期秘密制订的全面核大战计划一旦执行，人类就将面临灭种之灾。人类自文明史开端以来制造过的最危险武器正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当今的特朗普政府却打算将其升级更新。埃尔斯伯格利用自己接触的高层信息，做了其他“局内人”所未能的事情——他将艾森豪威尔后期和肯尼迪前期核战略的真相全盘托出，同时告诉人们，现在的美国核政策与当年相比并无根本变化。 这本回忆录记载了作者曾经亲身参与的疯狂计划，内容情节如同惊悚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吹哨者”，埃尔斯伯格为摆脱现存“末日机器”、避免核灾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末日机器》不仅是现实版的《奇爱博士》，它还是一本希望之书，对于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介绍
[美]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31—），生于芝加哥的一个犹太裔家庭。1948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加入哈佛学会，研究决策理论。1958年加入兰德公司，主要研究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及核战略问题。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作为国防部顾问参与制订全面核战争计划，并于1964年担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的特别助手。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国务院雇员身份前往南越工作两年，1967年回国后继续为兰德公司工作，加入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组建的越南战争决策专题研究小组。在南越工作期间，埃尔斯伯格开始反思越战及美国的外交、军事政策，逐渐成为一名反战人士。他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参与反战运动，并利用为兰德公司和国防部工作的机会，复印了绝密的越战决策专题报告以及大量有关美国核战争计划的材料。1971年，通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埃尔斯伯格披露了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越战秘密报告，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轰动，推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战浪潮和越战的最终结束。1973年，在被法庭宣判无罪后，埃尔斯伯格离开政策圈，在继续支持反战和社会运动的同时，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撰写了《吹哨者自述》等回忆录。
部分摘录：
我长期关注决策理论，因此在兰德工作期间，我选择钻研一个在当时多少有些被忽视的问题——总统和高级军事官员如何指挥、控制核报复力量。
大部分同事研究的是战略核武器及其基地、车辆的脆弱性以及降低脆弱性的途径。我的团队则关注军队“神经系统”的脆弱性和可靠性问题——情报、通信、预警系统、指挥机关、各层级的信息与决策过程，等等。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由总统或现存的最高权威决定美国是否以及何时向苏联发射核武器，这一点人人都明白。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则是更加具体的问题，研究者需要有高度秘密领域的实践经验才能理解。初出茅庐的我对指挥问题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它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在研究生阶段我分析了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核武器指挥控制恰恰是个例子，我所学到的东西都能用得上。发射核武器是国家领导人所能做出的最重大决定，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个决定。
第一次读兰德关键研究R-290“五六十年代美国核反击力量的保护”时，文中提到的“模糊性”（ambiguity）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当年我在哈佛就已经开始集中思考这个问题。这份报告的第一作者是沃尔施泰特，哈里·罗恩和弗雷德·霍夫曼也参与了撰写。他们指出，美国核计划的前提是对敌方即将发动的攻击做出“战略”预警，也就是说，要在敌人对我们发射核武器之前得到情报消息。
但是依赖战略预警的计划有很大风险，这种风险不应该被过分强调……如果我们能在战争爆发前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对于“苏联是否将要攻击美国？”的最乐观回答将是“也许可能”。至于另外两个重要又令人头疼的问题——“何时进攻？”以及“攻击哪里？”，答案恐怕会更加不确定……然而真正的问题不仅是能提前多久做出预警，还有预警的模糊程度。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战略预警是含糊不清的……决策问题因此变得复杂。
没有哪个决策问题的研究能引起我如此强烈的兴趣——这可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当时有关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学术讨论还没有使用“模糊性”一词。在一份机密研究报告中看到它让我很是吃惊，因为我当时正致力于将其作为技术术语引入学术领域。“模糊性”指的是一种主观上的不确定性——经验不足，信息匮乏，证据不清，观测者或专家的说法各不相同，各类证据的隐含信息相互矛盾。（据我推测，这种不确定性并非研究对象思维当中或实际行为表现出来的单一、精确的数学概率分布，尽管当事人可能并不认为它是“完全不确定的”。后来的许多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战略预警的不确定性看起来正好符合这种情况。沃尔施泰特进一步指出，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战术”预警当中——如果敌方飞机或导弹离开基地、飞向美国，远程地面雷达或红外侦察卫星就会在它们飞临目标之前发出信号。
不久之后我了解到，由于被高飞的雁群误导，北极早期预警线（Arctic 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的雷达已经多次发出苏联轰炸机正从北极方向奔袭美国的错误警报。在洲际弹道导弹出现之前，我们尚有数小时时间得以排查预警错误，同时让我方飞机紧急升空。但是在我加入兰德一年后，由高科技雷达和计算机系统组成、用于探测洲际弹道导弹的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Ballistic Missile Early Warning System, BMEWS）在投入运行的第一周就发出了导弹来袭的警告。必须在15分钟之内对此类预警做出反应。
1960年10月5日，一些与空军技术系统有密切关系的产业界领袖，造访了位于科罗拉多州夏延山（Cheyenne）内部的北美防空司令部（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NORAD），IBM公司的领导者汤姆·沃森（Tomas Watson）也在其中。时任贝尔-霍威尔（Bell&Howell）公司执行副总裁、后来任尼克松政府商务部长的彼得·皮特森（Peter Peterson）坐在控制台的指挥官座椅上，对面是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过一把指挥官的瘾算是对贵宾的特殊款待。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在《指挥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一书中描述了当天的情况，跟当时我和同行们听到的高度机密传言基本一致。
在格陵兰岛图勒（Thule）空军基地，第一套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的雷达设施于当周正式投入运行。需要向商业界的来宾讲解新预警系统的数字威胁级别。
如果世界地图上方的1号灯闪烁红光，表明有尚未确认的飞行物正在飞向美国。3号灯闪烁意味着很高的威胁级别，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参联会将立刻得到通知。最高威胁级别对应着5号灯，它是由计算机生成的预警，意味着美国有99.9%的可能性正在遭受攻击。正当皮特森坐在指挥官座椅上，地图上方显示的威胁等级开始上升。达到第四级时，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军官冲进了屋里；达到第五级时，皮特森和其他高管们在护送下迅速离开，被安置在一间小办公室里。门关上了，留在里面的人以为核战争已经开始。
关在屋里的商界人士包括时任贝尔-霍威尔公司总裁、后来连任三届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查克·珀西（Chuck Percy），他“记得司令部里弥漫着恐慌的气息”。那个月我从空军上校们口中听到的故事也是如此。与之相反，五角大楼在传言四起后信誓旦旦地宣称，这次虚假警报并没有被当回事。有一件事情让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人意识到，这次预警的准确性可能要比99.9%低上那么一点——赫鲁晓夫本周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人们最终发现，是挪威上空正在升起的月亮反射了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的雷达信号。我在国防部听说，设计者早就知道雷达波会到达月球表面，但是不相信回波的强度能够模拟来袭导弹。毕竟人人都会犯错。
沃尔施泰特的那段文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因为他注意到预警信号的模糊性问题，还因为他指出了模糊性对于认知和行为层面造成的影响。模糊性将不可避免地延迟各指挥层级乃至总统本人的反应（也应该如此）。在导弹时代，几分钟的延迟可能意味着核报复力量及其指挥者一同被摧毁。但是，凭着敌方“可能”来袭的预警，甚至是由很可能过度敏感的电脑程序做出的99.9%准确度的预测，总统和各级指挥机构又将作何应对呢？
针对预警信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情况，沃尔施泰特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办法，既能提高战备值班轰炸机的生存率，又不至于真的发动核战争。他的主要功绩是提出了“积极控制”（positive control）流程，用以部分解决虚假警报和信息匮乏问题，由此引入了“基于预警信号的发射”（launch on warning）。命令轰炸机起飞并不等于决定执行战争计划（例如让轰炸机飞往目标）。在积极控制下，按照预警信号起飞的飞机将先飞往预定汇合区域并持续盘旋，直到收到清楚明白的“积极”命令，要求它们“执行”（例如飞往既定目标），或是返回基地的命令。
如果轰炸机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命令，它们将在所剩油料仅够安全返航时飞回基地。（飞行中的弹道导弹就没有这个选项，因为导弹一经发射便无法召回。里根总统曾经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说潜射导弹可以在发射后被召回。他可能真的不了解常识。身为总统竟然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搞混了，实在令人吃惊。）
然而，这些保险措施在现实中到底有多可靠？执行核战争计划的决定（包括使用可召回的飞机和不可召回的导弹）将在何种情况下，由哪些人，通过何种方式送达、执行？没有什么军事秘密能比上述过程的细节被隐藏得更深。我得到了一次机会，得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实地调研上述问题，其间还能接触到较高层级的秘密资料（尽管并没有达到总统级别）。太平洋司令部司令（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海军上将哈里·菲尔特（Harry D.Felt）要求海军研究局（Office of Naval research）针对太平洋地区的核武器指挥与控制问题展开一项研究。我很荣幸兰德公司将我借调过去参加这个项目。
1959年秋天，我来到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所在地——夏威夷瓦胡岛的史密斯军营（Camp Smith），加入由约翰·威尔克斯博士（Dr.John Wilkes）领导的海军研究局研究小组。因为妻子还没有做好准备跟着我一起搬家过去，所以我没有答应全年待在那里，而是先去了几个月，之后在1960年间多次往返，帮助小组完成研究的后续阶段。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在太平洋司令部总部和瓦胡岛的太平洋空军部队（Pacific Air Forces）完成，同时也在广阔的太平洋战区做了大量实地调研旅行。我不仅观摩了作战活动，而且和战区内几乎所有指挥机构的指挥官、计划制订者和操作人员讨论了相关内容。
菲尔特最想让研究团队集中精力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假如上级决定使用核武器，菲尔特本人也会下达实施核战争计划的“执行”命令。如何才能保证他的命令以一种可靠、及时的方式到达太平洋战区的各部队呢？必须在苏联人摧毁战区内的各指挥机关、通信设施和进攻力量之前将命令送达。我个人关注的却是与之相反的问题——降低出现非授权行为的概率。如何在没有上级或总统授权的情况下，确保下级军官没有擅自发射的意愿或者能力？
非授权行为在原则上当然是被禁止的。所有的绝密战争计划都规定，只有接到上一级权威的直接、清楚命令后，各级指挥机构才能发出执行核战计划的命令，最高的授权源头自然是总统本人。然而，计划也规定了各地指挥官可以自行采取各类准备措施，甚至包括在即将遭到敌方攻击时让轰炸机起飞，以免其被摧毁。这就是沃尔施泰特所谓的“积极控制”流程。这种紧急起飞不等于让飞机飞往目标，并非实际执行战争计划。
这个程序也被称为“自动失败保险”（fail-safe）。如果基地未能发送有明确意义的信号——发动进攻或是返回基地——轰炸机群将按照收到返航信号采取行动。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或通信线路被毁，那么让轰炸机自行返航就是个错误。但是，在没有发生战争，或者通信因技术、大气等因素受阻的情况下，要求轰炸机自行飞往目标，则是更加危险的选项。即便两个选项都可能是错误的，前者也要更加安全一些。
“积极控制”及其同义词“自动失败保险”，意味着飞行员要在训练和演习中被灌输如下准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未接到上级明确、直接的“积极命令”，绝对不得飞往目标。“执行”命令必须被证明来自最高权威，因此需伴有相应的加密验证信息，采用的传送方式也要清楚无误地表明这是来自高层的命令。
但是，飞行员的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上述准则？这些程序的实际安全水平如何？1958年我前往兰德担任暑期顾问一个月之后，就在为一份国防部合同所写的第一篇备忘录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备忘录的标题是“自动失败保险系统的张力”（“Strains on the Fail-Safe System”）。它被提交给自动失败保险程序的提出者沃尔施泰特，以及我曾经请教过的兰德公司顶尖通信专家、分析师弗兰克·埃尔德里奇（Frank Eldridge）。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我的个人经验——一年前我刚刚离开海军陆战队这个高度纪律化的组织——以及我在军事历史领域的阅读积累。我意识到，那些恪尽职守的军官的行为，反映的不仅是此前训练中的要求（在特定情况下做特定的事情），还包括他们对任务的理解、对当前状况的实际判断，后者的基础是军官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及其自我观察。
我在备忘录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发现敌方进攻的显著迹象之后，我方轰炸机升空待命，却没有收到“执行”的命令，这种情况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质，程度可能不亚于导致轰炸机升空的战术预警信息。没有收到任何信号可能意味着上级要求轰炸机返回基地。
根据书面条令，没有命令就等于返航，机组当然理应作此反应。然而还可以对这种情况做其他解读。也许是命令已经发出但未被收到，或者到达过迟，轰炸机剩余油料不足以实施攻击。也许命令本应被发送或者接收，但敌方核攻击提前摧毁了指挥机关或通信设施，或者干扰了信号传送。
换句话说，结合其他可获得的证据来看，没有命令可能是一种不祥的暗示。比如说，飞行员预警起飞后，在集合区域盘旋待命而没有接到返航指令，最后发现基地并没有遭到攻击——这种情况很常见吗？一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