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书包括《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四册。
立足于文化批评，关照当下中国公共领域最热门话题的话题之一：教育、政体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徐贲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分门别类呈现了从斯巴达国家主义教育开始的古今中外各种教育体制，堪称一本关于教育体制的微型简史。
作者介绍
徐贲 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写作领域为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已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等，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
部分摘录：
人类在经验的积累中学会将有害的“教训”与有益的“经验”区分开来。“教训”和“经验”都是从历史中学习而来的东西。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分别称作“教训”或“经验”，包含着我们在当下对过去的人或事的评价，这种当下的评价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包含着评价者对自己生活世界的理解和期待，因此成为一种联结过去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思考。在历史上，斯巴达的教育长期被当作一种“经验”来引述，即便当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启蒙时期，当个人的自由、理性意识已经开始在改变传统的政治和社会观念的时候，斯巴达的教育也仍然被许多人当作一种可以借鉴的国民教育模式。一直到20世纪，在世界遭遇过极权专制和受到它的邪恶思想控制之后，人们对斯巴达教育的国家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教育的相似才有了新的认识，也才把这种教育清楚地确定为一种可怕的“教训”。1
一、从“经验”到“教训” 19世纪的美国革命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伟大成就，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6-1813）是一位非常关心教育的政治人物，正是他向华盛顿总统提出了建立美国联邦大学的建议，他也是斯巴达式教育的一位推崇者，并以斯巴达模式来设想美国教育的未来。他认为，“斯巴达的政策非常值得我们仿效”，具体而言，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受教育从而知道，他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公共的财产。让他学会爱自己的家庭，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必须放弃和忘记自己的家庭”。学生们必须接受严格的体育训练，像斯巴达人一样节制饮食（“‘黑汤’对年轻人的心灵有好处”），必须学会自己动手，“不贪睡，沉默寡言，时而孤身独处”。教师们在教育学生时必须十分严厉，“用这种方式，我们教育年轻人服从法律，因而成为共和国合格的好公民。……最有用的公民是那些在21岁之前从未感觉到自己意志的人。社会的秩序和幸福靠的是……公民们在学校里学会的服从和顺从”。2斯巴达人的纪律与自我牺牲精神已经成为一种神话般的、令人向往的传说，这使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设想把美国革命后的波士顿改变成一个“基督教的斯巴达”。3
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开国先贤们看到，在美国与古代的斯巴达和罗马共和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鸿沟。他们虽然欣赏古代的公民美德，但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生活在一个比斯巴达更文明、更现代也更尊重人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具有斯巴达人所没有的、或者说根本就为他们鄙视的关于人的价值观。诺克斯（Samuel Knox）指出，像斯巴达这样的共和国，“它们的教育规划是军事学校替军营作预备工作，让学生学会自卫或者去屠杀其他的人类。这样的教育不适合于学习文学、生活的言行，也不适合于提升人的心灵”。4
人们对历史教训的领会总是受到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和生活经验的限制，像诺克斯这样的美国先贤虽然看到了斯巴达教育模式不适合美国的新共和，但仍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从20至21世纪的当下性去重视斯巴达教育的国家威权主义实质，或者像当代人这样担心国家威权主义教育可能在极权政体下发生恶性变化。当代历史学家劳森（Elizabeth Rawson）就曾对希特勒青睐斯巴达一事指出：希特勒赞美希腊文化，尤其是斯巴达的“种族保守主义、适者生存和权力迷恋”，“希特勒挑选出斯巴达人杀害劣等儿童的勇敢决定，将此视为（数千）斯巴达人能够统治30多万黑劳士的原因……是很自然的事情。正是由于采取了系统性的种族保全措施，斯巴达成为希特勒心目中的第一个人民国家（volkisch state）”。5劳森接着写道：“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希特勒）在战时所写的《甏桌谈话》，他不断不切实地强调斯巴达人的以少胜多，越来越强调斯巴达人赤裸裸的武力。6000名斯巴达人作为征服者来到莱可尼亚（Laconia，斯巴达的别称），他们对34万黑劳士、小亚细亚人和西西里人进行了神奇而有效的统治，证明了自己的伟大。”6与美国开国相隔200余年，因为有了像纳粹德国这样的教训，劳森就比诺克斯更清楚地看到了斯巴达的教训。
古代斯巴达教育和它的政治制度一样稳固、务实，而且非常有效，这是它对后人极有魅力的一个原因。施特劳斯说：“斯巴达的政治生活体制，是由一位智者在立国之初一举奠定的，而结果是，斯巴达从来都不需要对这个体制加以完善，因此也从来不需要对它作出危险的变动。斯巴达一直巩固稳定，安如磐石；它在长达8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维系了它的政治生活，保存了它的自由，而免于腐化之虞。相比之下，罗马的政治生活体制是随着偶然事件的发生，以一种侥幸的方式建立的。结果，罗马永远危机四伏；它的自由，历时不足四百年。在斯巴达，贵族与平民之间相安无事，全体国民在困境之中患难与共；罗马每时每刻都困于飞扬跋扈的蛮横贵族与野心勃勃的市井刁民之间无休无止的倾轧内讧之中。斯巴达居安思危，严阵自卫；罗马穷兵黩武，对外征战。7无论是从防止腐化、保证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相安无事，还是从培养安分守己的“好人民”（不同于“野心勃勃的市井刁民”）来看，斯巴达的教育都曾经是成功的范例。
蒙田是一位对教育多有思考的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他说：“斯巴达人的治国形式尽善尽美，他们的生活安乐纯洁。”8斯巴达人在实践中学习贤明、廉洁、坚定：“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得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要50名儿童当人质时，他们的回答同我们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宁愿让两倍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国家的教育是个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受教育时，不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即服从和指挥。”9
蒙田提到了色诺芬，我们今天了解的斯巴达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应该主要归功于他在《斯巴达人的宪法》中的介绍，而另一个来源则是普鲁塔克（Plutarch）的“来库古传”。色诺芬（公元前427-前355）曾在波斯帝国小居鲁士的军队中担任过希腊雇佣军的统领，回到希腊后，他为斯巴达国王阿格西莱二世（Agesilaus）效力。公元前399年，色诺芬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处死，雅典政府也对色诺芬宣布了放逐令，在他晚年的时候雅典撤销了对他的放逐令。色诺芬对斯巴达作了第一手的、带有好感的记录。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出生的时候，希腊的光荣已经成为过去，他对斯巴达的叙述很多地方都借用了色诺芬的著作。柏拉图是色诺芬的同时代人，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涉及斯巴达的内容，其他述及斯巴达的古典作家还有亚里士多德和公元2世纪的帕萨尼亚斯。10
普鲁塔克对斯巴达的叙述最为详细，他的叙述用“来库古传”为题目，是有道理的。来库古也许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但被尊奉为斯巴达的立法者（law-giver），斯巴达的法律和习俗都以他为开山始祖。来库古之于斯巴达人的法，就如同摩西之于以色列人的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来库古之于斯巴达，犹如希特勒之于纳粹德国，斯大林之于苏联。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他们都是一种制度的开创者和“立法者”，凡是他们的继承者，都会延续他们开创的制度。他们的神话也因此成为那个制度的一部分，并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被保存下去。今天，人们对斯巴达的了解是零碎的，但对纳粹德国或苏联的了解却要具体和丰富得多。因此，斯巴达为后世提供的是启示和联想，而不是一个直接比较的对象。最重要的启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波默罗伊等人所说，“很可能我们看到的来库古法律只是概要或片断。……20世纪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极权主义反乌托邦或乌托邦，结果均以失败告终”。11
以失败告终的古斯巴达和那些20世纪出现过的极权制度，它们在兴盛的时候，都曾经成功地营造过一些美丽的理想社会图景。现代极权的“美好”生活秩序在斯巴达就已经有了最早、最全面的体现，“在许多重要方面斯巴达人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像斯巴达那样树立了明确的目标，并且不惜代价去实现那些目标。虽然古希腊每个城邦对公民生活都有所干涉，但没有一个城邦像斯巴达那样完全控制男人和女人的日常生活。斯巴达人为自己的城邦深感自豪，而令其他希腊人印象深刻的是斯巴达体制所要求的忠诚和无私精神。斯巴达人否定个人主义，由此树立了令其他希腊人嫉妒的归属感”。12为实现这样一种全面控制的生活和毫无保留的认同感，在所有的制度力量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便是斯巴达的教育。今天要充分了解斯巴达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很难设想斯巴达社会，或由此而来的斯巴达教育在这个城邦的整个历史中是静止不变的。事实上，研究斯巴达教育的困难之一是，那些被当作是它早期的主要特征，也许是后来才增加出来或被歪曲了的”。13
从古代到现代，在出现现代专制极权之前，谁也不可能充分估计一个威权或极权的“理想国”会给人类带来多么可怕的灾难，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因为缺乏经验，没有经验便不可能有充分的智慧。在人类获得20世纪极权专制经验之前，谁也不可能充分想象斯巴达式的国家威权教育可能造成怎样的心灵伤害，也难以想象它能如何有效地帮助邪恶统治。人们一直把斯巴达教育当作一种与雅典教育不同的、能更有效提升国力的教育模式。直到20世纪，斯巴达教育与民主理想的对立冲突才充分显现出来。在20世纪之前，世界文学中只有乌托邦文学而没有反乌托邦文学，这也是因为人类当时尚不具备帮助洞察乌托邦危险的经验。没有反乌托邦文学，那不仅仅是因为作家缺乏想象，而且是因为根本无从想象。归根到底，是人类在20世纪所经历的极权专制的惨痛经验造就了反乌托邦的文学想象，也造就了这种文学形式。
直到现代的极权国家出现为止，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像古斯巴达那样是由国家精心设计、全面控制、彻底贯彻的，而引起古代思想家注意并赞叹的，恰恰是斯巴达教育的这些特征。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写道：“斯巴达也许是唯一的城邦，或少数城邦中的一个，把立法当作教导和训练。在大多数城邦中，这些事情是被忽视的，一个人想怎么过活就怎么过活，视立法为儿戏。”14在《政治学》中他写道：“我们应当赞扬斯巴达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因为他们以最大的重视来对待儿童的训练，并在一种公共的制度中进行这种训练。”15
由国家来对国民从小就进行精心设计、全面控制和彻底贯彻的教育训练，并使之成为国家制度的一个部分，这在斯巴达是出于战争和城邦生存的需要，但在现代极权国家，则始于一种以权力本身为目的的统治欲。在希腊世界里，战争能力决定着城邦的生存和成败，形成斯巴达教育制度的根本原因便是军事技术的变化。16在这之前的荷马时代，战争的双方谁拥有像阿基里斯（Achilles）这样的主帅，谁就掌握了胜利的先机。但是，随着战争技艺的变化，战争的胜负不再是在个人的英雄们之间，而是在重装步兵的阵势战中决出。因此，重要的便不再是骁勇过人的猛士，而是由普通人组成的集体队伍。在这样的集体队伍中，作战的普通公民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一员。他表现出来的不是超人的勇猛，而是普通人通过训练所获得的那种作为“公共美德”的勇气、坚韧、合作精神，作战到底，甚至直至死亡。希腊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约公元前7世纪）写道：“如果一个人不能勇猛作战、战斗到底，无论他再怎么善于奔跑或摔跤，都不值得我们去记住他。……勇猛作战、战斗到底，那才是一个人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得的最高奖赏，那才是被所有人承认的好，是对城邦和全体人民的贡献。”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