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本小册子介绍了论文发表的基本知识，但同时也在探索性地讨论如何更好地做好研究。本书并没有致力于提出一套完整的知识框架，而是采取齐美尓在探讨理论时所采取的一种做法，即从一些具体的问题入手，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相关理论或知识点的阐述，从而传达本书作者的理解和看法。 本书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个方面是学术期刊选稿的原则，这部分主要是讲学术研究以及学术期刊的本质特征，从而为全书奠定论述的根基。后面将要讨论的如何实现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实际上是表面的东西，如果不回到这个根基，那么很多问题就找不到终极的解决办法，并且，期刊编辑工作的流程和标准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的。 第二个方面是编辑部的工作流程。尽管每个编辑部的工作流程因为组织、人力资源等多种因素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大同小异。讲解这个流程涉及投稿的规则和技巧以及作者如何与编辑部沟通等问题，其目的在于让作者知道，自己的稿件投到编辑部以后要经过哪些处理流程，同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哪些工作。第三个方面是选题和研究设计的建议。不夸张地讲，至少一半以上的投稿是因为选题和研究设计存在问题而丧失发 表机会。选题和研究设计涉及学术研究的两个关键问题，即 一项研究是否值得研究，以及是否按同行认可的标准开展了 研究。所谓选题，指的就是提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 题有没有研究价值；而研究设计则反映了一项研究的开展是 否符合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是否达到同行公认的研究水平。 选题和研究设计与所谓的论文发表技巧无关，主要取决于作 者认识问题的水平、理论和方法素养的高低及文章的写作水平。论文能否得到发表，其决定权主要是在编辑部，这体现 了编辑部学术把关人的角色。而在这个过程中，论文的选题 及文章中反映出来的研究设计是两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这本 小册子特别强调这两个问题，原因在于选题和研究设计直接 涉及知识的累积和学科发展，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才能正本清 源，改变那种认为仅仅通过提升写作水平和投稿技巧就能够 实现论文发表的想法。 第四个方面则是研究写作建议和案例分析。尽管光靠提 升写作水平并不能保证论文发表出来，但好的写作有利于发 表是千真万确的。一方面，编者和读者都希望看到表达清晰 流畅、阅读起来津津有味的文章，因此，语言文字水平自然 是编辑部评判一篇投稿时必须要考虑的标准之一。另一方面，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有些写作让人觉得还不够成熟，不 仅是作者驾驭文字的水平有所欠缺，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作 者头脑中对问题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概念是否清 楚、逻辑是否清晰，统统都会反映到论文的写作上，从这 一点来说，写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研究者的学 术水平。
作者介绍
赵联飞，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室副主任，2011—2019年任 《青年研究》副主编。主要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学研究方法、互联网与社会、青年研究和港澳研究，著有《现代性与虚拟社区》（2012）、《澳门中产阶层现状探索》（2019，合著）、《网络参与的代际差异》（2020）。
部分摘录：
学术传承创新的四种常见样态 学术传承创新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粗略地说，凡是跟已有研究相比，有新的观点和内容的研究结果均可以认为是学术创新。一项研究成果，通常要么是发展了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要么是改进了研究方法，要么是提供了新的证据。这里我想讲一下学术传承创新的四种常见样态。从目前学术期刊刊发的论文来看，绝大部分都可以归为这四种样态中的一种，个别的研究有时也会兼具一种以上的样态，例如有的文章在提出或应用新方法的同时也发展了理论。
1.3.1 发展新的理论
理论问题是学术研究的核心，任何一个学科体系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体系为基础的。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理论就是抽象的结果。社会学有社会学的理论，政治学有政治学的理论，心理学等学科也都有自己的理论。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致力于寻求理论的发展，从而建立起学科的理论大厦。
对理论的发展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进行。有的研究是直接针对理论本身，比如说美国结构功能学派的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的AGIL社会变迁理论，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阶层再生产理论，都是直接在纯理论的层面进行理论发展。有的研究则是在实证层面开展具体的研究，也即如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obert C.Merton）提出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所强调的那样，在经验材料的支撑下对社会展开研究。在这些运用经验材料进行支持的研究中，题目也有大小之分。有的题目相对宏大，例如，研究家庭背景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有的题目相对细微和具体，例如，研究微信社交平台上个人形象的建立。这些研究是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来累积知识，从而促进理论发展。
从一项研究和理论传统的关系来说，要么是批评既有的理论传统，要么是补充完善既有的理论解释，要么是为既有的理论传统提供新的证据。关于提供新的证据这一点，我把它专门列为一类去进行阐释，这里主要讲理论的批评和理论的补充完善。
直接对理论传统进行批评的最好例子莫过于社会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评判。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主导地位，这一理论传统强调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将冲突视作健康社会的“病态”，并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这实际上是对“二战”后社会发展历程的一种解读。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稳定的消退和冲突现象的普遍增长，以科塞（Lewis Coser）、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帕森斯的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忽视了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及其作用，他们吸取古典社会学家，特别是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人有关冲突的思想，批评和修正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片面性，并逐渐形成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流派。
补充和完善理论的情形在社会科学的具体问题研究中更为常见。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的个人现代性理论。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陆续有研究者以量表为手段进行现代性研究测试，探讨现代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英克尔斯等人在1960年代主持进行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研究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如英克尔斯自己所言，就是“解释人们从传统人格转变为现代人格的过程”。在这个研究中，英克尔斯通过对全球范围内六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人群进行量表测试，探讨制度环境对个人特征变迁的影响，指出个人心理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似性。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英克尔斯的研究里面，个人的现代性是和个人的传统性对立的。英克尔斯等人的研究发表之后，学界对于个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关系的争论较多。中国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对台湾地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英克尔斯的现代性量表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并认为对个人现代性的研究应该在四个方面进行改变：一是从“对立”到“分离”，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而可能是各自独立的变量；二是从单向度到多向度，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单维变量，而可能是多维变量；三是从“单范畴”到“多范畴”，即现代性和传统性可能在不同生活范围中是不同的，应在不同生活范围中加以测量；四是从“普同性”到“本土性”，即现代性和传统性研究的重心可能应是本土性的，而不是普适性的。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互联网与网络社交关系的研究。互联网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一直广受关注，除了有像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三部曲《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这样对互联网与社会发展关系进行讨论的鸿篇巨著，还有大量的局部或者细微事实的研究。例如，就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的关系来说，早期的互联网研究者威尔曼（Wellman，1999）认为互联网就像电话一样，帮助人们跨越距离的障碍，从而起到维持社会交往的作用，由此开创了关于互联网与社会交往的研究议题。此后，关于互联网对人们的社会交往影响的研究一直继续下来。克劳特等（Kraut et al.，1998）曾经认为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越多，在现实社会中的交往网络将会越弱，即互联网使人们日益变得孤独。但弗兰岑（Franzen，2000）则运用欧洲网民的数据来回答“互联网是否使我们变得孤独”这一问题。他的发现是，互联网上的活动一方面减少人们在经济活动方面的接触，同时互联网活动会影响人们的时间安排，从而有可能削减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但另一方面，由于基于互联网的交往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这又使得人们很容易扩大社会网络。弗兰岑认为互联网交往并没有削弱人们的现实社会网络，并指出克劳特等人的研究将不具备交往目的的信息搜寻等活动与具有交往目的的网络沟通混为一谈，从而得出了互联网交往削弱人们的现实社会网络这一不恰当的结论。这是一个经典理论完善的例子。当然，理论批评和理论补充完善之间的区分有时候是相对而言的。就克劳特和弗兰岑的这个例子来说，弗兰岑（Frazen，2000）的研究对克兰特等（Kraut et al.，1998）的研究算是一个批评，但对互联网与社会交往这个理论传统来说，却是一个补充和完善。
1.3.2 提出、引介新的方法
方法在学科体系里面具有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方法有方法论、研究方法以及具体的方法技术三个层次。相对来说，一个学科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是相对稳定的，而具体的方法和技术则处于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之中。例如，在社会学中，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确定了自己的方法论传统，那就是以孔德（Auguste Comt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为代表的人文学派方法论及以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这三种方法论贯穿在社会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一直延续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而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以实地研究、实验研究、统计调查研究及间接研究（包括历史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也长期保持了稳定。但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上，则不断有发展，比如说，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中，实验设计的方式经历了前测、后测、拉丁方格设计等发展历程；在文献研究中，经历了从早期内容分析中的主题词频次分析，到后来计算机辅助下的大规模质性数据分析，这些都是具体方法和技术的进步，反映了研究方法创新的历史。
以下我以稀少群体（rare population）抽样这个问题为例来讨论这一类的创新活动。
稀少群体是指那些在总体中发生比例极低（通常低于5%）的事件或者占比极低的群体。这些事件和群体可以用单一的特征来加以界定，例如，某个区域内人口中的艾滋病患者。也可以用多个特征来联合界定，例如，某个城市中的失业退伍军人；或者在某些多种族国家中，母亲为黑人的且父母离异的10岁以下辍学儿童。这些稀少群体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在调查中很难找到他们，甄别样本的成本非常高，从而使得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变得十分困难。同时，出于各种原因，这些人口往往隐匿自己的身份，有时候也把他们称为隐匿群体（hidden population）。
在统计研究历史上，对稀少群体的关注至少可以回溯到费雪尔（Fish，1965）、埃里克森等（Ericson et al.，1965）所开展的研究，但对稀少群体抽样的具体方法研究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早期针对稀少群体抽样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何能够较为经济地获取有代表性的稀少群体样本这一主题。例如，祖德曼（Sudman，1972）讨论了处理极稀少总体（very rare population）时如何降低总的甄别成本的策略问题。他指出，在一个具有多分层结构的总体中，如果调查具有总费用约束，且层内方差以及单个样本的甄别和调查费用有差别，那么对于每一层最终分配的最优样本数实际上是层内方差、单个样本综合成本以及该层元素占总体元素比例的函数。埃里克森（Ericksen，1976）用在126个初级抽样单位（PSU）中不等比抽取白人和黑人样本这一案例，展示了如何利用专家知识进行分层从而减少样本接触量并降低单位样本的成本。艾略特等（Elliott et. al.，2009）利用红色高棉时代移民至美国的柬埔寨人的抽样案例，来讨论如何利用已有信息对稀少群体的分层结构进行处理，他提出的办法是采取不等概抽样方法分别对不同的层进行抽样，最后通过计算综合设计效应（design effect，DEFF）来实现降低获得单个访谈对象所需接触的样本数量以及与之相关的成本。西蒙斯等（Symons et al.，1983）利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县级新生儿死亡率数据探讨了稀少群体在空间上的聚集性（clustering），并利用这一结果对北卡罗来纳州各县出现突发性婴儿死亡（sudden infant deaths，SIDs）的风险高低进行标定。
上述办法基本上都是在传统的抽样方法框架之内来讨论如何解决稀少群体抽样这个问题。1990年之后，受访者推动的抽样调查（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RDS）开始兴起。受访者推动抽样由美国学者道格拉斯·赫克索恩（Douglas Heckthorn）在1997年最先提出，这一调查方式看起来跟社会学研究中的滚雪球抽样调查方法是一样的，但在操作过程中有一套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从实际经验看，受访者推动调查具有和统计抽样大致相当的功效，在“滚雪球”滚到五轮、六轮之后，样本统计量会趋于稳定，并且这个结果跟抽样调查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受访者推动抽样在传统的滚雪球抽样方法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弥补了滚雪球抽样方式下无法推论总体的缺点，从而为人们研究“隐匿人口”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抽样方法。国内学者赵延东和挪威学者佩德森（Jon Pedersen）合作撰写了题为“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的论文，并发表在《社会》2007年第2期上。这实际上是一个引介新方法从而实现论文发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