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理论文集。霍布斯鲍姆在书中探讨了历史的理论、实践及其发展和它与现代世界的联系。这些范围广泛的论文论述了历史的撰写、历史的滥用及历史学家责任的问题；论述了社会的历史和“来自下层的历史”；论述了马克思和当前历史研究的趋势和时尚；论述了欧洲、俄国革命及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方兴未艾、堕落成性的普遍的野蛮。
这些论文展示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研究历史的热情洋溢的信念，以及深邃的分析、广博的论说和独到的见解，这些足以令他实至名归。
作者介绍
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917年生于亚历山大，曾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和剑桥求学。他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直到退休，此后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工作。 霍布斯鲍姆研究的历史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至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霍布斯鲍姆著作甚丰，在劳工运动、农民叛乱、民族主义和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水准。其代表作品有：《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等。他也是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
部分摘录：
我们研究历史，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是社会和群体，基本上以过去作为现在的模式。理论上说，每一代人都尽可能地复制和照搬先辈的做法，到这种努力失败时，每一代都认为没有达到原有的目标。当然，如果彻底把握了过去，就会排除所有法定的变动和革新，实际上，不大可能存在没有这种革新的人类社会。革新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发生。首先，我们正式场合定义的“过去”显然是、并只能是我们从人们所记忆的、或能够记住的无限事物中的具体选择。这种在任何社会已定型的社会的过去究竟有多大范围，自然而然都取决于各自不同的环境。但历史总会有些间隙，也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自觉的历史体系部分合并到人们所认为的社会重要方面中。革新可以在这些间隙中出现，因为它不会自动影响整个体系，所以也不会自动地遇上意外的障碍：“事情并不一向就是如此的。”除了那些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被人忽略、而后来又可能大放异彩的行为外，研究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相对容易地加以改变，是饶有趣味的。有人可能说，其他的事情大体一致，最广泛意义上的技术属于易变部分，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或是价值体系属于不易改变部分。然而，在缺乏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情况下，问题尚有待阐明。当然，有许多传统观念和习惯意识根深蒂固的社会，在历史上曾相对猝然地引进了新的农作物品种、新的旅行方式（如北美印第安人使用马）以及新式武器，但对他们过去确定的模式没有任何触动。另外，据不太充分的研究表明，可能有人甚至连这样的革新都加以抵制。
“已定型的社会的过去”显然更加僵化，因为它为今天确立了模式。它已逐渐成为裁决今天的争端和是非的法庭：在文盲社会，法律就是习惯、老人的智慧；在有文化或有一定文化的社会，记载过去、并从而获得一定精神权威地位的文献则具有同样功能。一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可能会以远古时代曾经拥有过为依据，或是以过去记忆中的拥有（很可能是系统地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为依据，或以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殖民地时代的宪章或法令——作为被看成今天准绳的一种历史记录，两者都有价值——为论据，提出对公共土地的要求。
就新酒可以被装进至少是形式上的旧瓶子里而言，上述情形并不排除某些变通、甚至是事实上的革新。至少在理论上，对仍然把流浪作为唯一适宜的生活方式保存下来的吉卜赛人来说，经营二手汽车显然是经营马的范围可以被接受的进一步延伸。处于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印度学者已经探究了这种方式，即无论是在意识上还是在实践中，强大而又僵化的传统体系能够得以延展和修改而又不遭到官方的干涉，也就是说，革新可以以非革新的方式得以重构。
在这些社会里，同样可能进行自觉的和激进的革新，但有人可能认为，只有通过有限的途径，革新才可以获得合法地位。革新可能被伪装成被人们错误地遗忘或遗弃的某部分过去的回归或是重新发现，或是被假托为一种阻止现在/过去毁灭的一种反历史原则的优越的道德力量，如宗教启示或宗教预言。我们尚不清楚在这些条件下，甚至这些反历史的原则是否可以不必求助于过去，也就是说，是否“新”原则通常是——或从来就是？——对“旧”预言、或预言的“旧”类型的重新认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面临的困难是，所有有案可稽或是引人注目的主要社会革新的最初合法化过程的事例，都发生在传统社会处于或多或少的剧烈变迁的阶段，亦即发生在僵化的、正统的历史框架被绷到了极点、从而可能无法发挥“适当”作用的时候。尽管来自外部的以及外力强加的变化和革新显然与社会内部力量没有联系，但它本身不需要对某一社团内部的有关新奇的社会观念体系产生影响——由于革新是否合法化的问题已由不可抗拒的力量（force majeure）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极端传统的社会也必须同强大的革新力量达成某种妥协。它当然会在革新之初进行抵制，然后再撤回。但对于一个较长的时期而言，这种解决方法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
认为今天应该再现昨天的信念，通常意味着要求历史变革的速度尽量放慢，否则的话，这样的要求纯属痴人说梦，除非付出极为巨大的社会努力为代价，或是求得几个仅供参考的孤证[正如现代美国的门诺派中的严紧派（the Amish）(1)及类似派别一样]。只要人口、技术及其他各种变化被逐渐地、足够多地加以吸收，仿佛增值一般，它就可能会被信仰体系无声地改变为神话形式、并可能以正统历史的形式吸收到社会已定型的过去当中，以这种或那种途径来“延展”其框架。即使那些猛烈的单独的变化步骤也可能会按这种方式吸收，尽管可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心理代价，就像西班牙人征服印第安人后，强迫他们改信天主教一样。如果这些变化没有被吸收，每个有文字记录的社会就不可能经历大量的历史变迁，而又不去摧毁这种标准的传统主义的势力。然而，这种势力依然主宰着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大部分的农村社会，尽管“我们一直在做的事”肯定截然不同，哪怕在1850年的保加利亚农民及其1150年来的祖辈之间比较，也会有所不同。认为“传统社会”是静止不变的观点只不过是庸俗社会科学的一个神话。不过，就某些变化而言，传统社会依旧是“传统的”：过去的模型还在、或是可能在塑造现在。
诚然，把眼睛盯在传统的农民性上，尽管从范围来看非常重要，但也可以说是偏离了主题。在多数情况下，这类农民性只是一个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或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这种体系中，发生在某处的变化并不受农民传统变体的约束，或者说，在传统框架中，对城市居民等则留有更大的余地。在过去没有为现实提供原则的情况下，只要体系内部的快速变迁没有改变内在的制度与关系，局部的变化就会很快发生。这些局部变化甚至有可能反过来被吸收到一个稳定的信念体系当中。农民们对那些臭名昭著、“总是猎奇”的城市居民看不顺眼，而可敬的城市居民则对极度追求不断改变的淫逸奢靡习尚的宫廷贵族看不顺眼。过去的主体地位并不是社会停滞的象征。它与历史变迁循环论、当然也与退化和灾难（灾难自然无法再现过去）相合拍。与不断进步的观念相冲突。
（二） 当社会变迁促使或改变社会远离某一点时，过去肯定不再是现在的样板，充其量也只能是现在的模型。当我们不再自行地沿着老路走，也没有如人预期地那样走老路，但我们脑子里却在想：“我们应该退回到我们先辈的道路上。”这种行为即包含了过去本身的基本变迁。它现在已成为，而且必须成为革新的面具，因为它不再说自己是以前事物的翻版，而是在概念上不同于往事的新行为。即使试图开倒车，也无法真正地恢复旧时光，只不过是恢复了人们过去意识中的正规制度的某些部分，但现在就连这个部分在功能上也与往日大不一样。40年前在萨帕塔领导下，墨西哥进行了一场雄心勃勃的恢复农民社会的奋斗——废除波弗里奥·迪亚斯时代的变革，恢复农民从前的地位——这次运动即证明了完全退回过去根本不可能。首先，人们无法如实地恢复过去，因为它涉及人们要对无法精确记忆或客观记忆的因素的重新构建（如不同社群之间对公共土地精确边界的争议），更不用说对“本应怎样”的构建，并因而被认为——或至少是被想象为——实际的存在。其次，被人仇视的革新，并非仅仅是莫名其妙地嵌入社会机体的异物，从而可以像射入肌肉中的子弹一样利用外科手术取出，使得机体大体上恢复如故。革新构成了社会变迁的一个方面，它无法与社会变迁的其他部分相分离，因而要想消除它，只能付出变化为代价，而非想象中的手术。再次，一心要开历史倒车的社会努力，肯定会演变成具有广泛影响的力量，如墨西哥的武装农民，尽管他们的视域是地方性的，充其量也只是区域性的，却成了超越国界的一股革命力量。这样一场复辟运动演变成了一场社会革命。在这个国家内部（至少农民政权持续期间），这场运动大概退得比农民们在19世纪70年代的实际处境还要远，他们切断了当时即已存在的与广阔市场经济的联系。从墨西哥革命的民族前景来看，这场运动的影响是要建立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墨西哥。(2)
就算如实恢复已逝过去的企图不能成立，一些无足轻重的形式（如恢复损毁的建筑）除外，人们还是要做恢复过去的尝试，并往往是有选择的。（某个落后的农业地区，试图恢复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所有事物的企图则不值一提。）过去的哪些方面能够被挑出来值得人们加以恢复呢？历史学家们可能注意到了某些要求复古——向往过去的法律、过去的道德、过去的宗教等等——的频率，因此可能情不自禁地要从中进行归纳。但在他们进行归纳之前，他们理应把他们的观察系统化，并从社会人类学家和其他与之相关的理论家那里寻找理论上的指导。此外，在对这个问题持过于玄奥的看法前，他们还可能认识到，恢复一种实际上正在死亡或已经死亡的经济结构的企图决不是无人知晓的。恢复领主制小农经济的愿望，尽管只不过是19世纪英国大城市里对田园风光的向往（至少开始的时候，农村无地的劳动人口对此不感兴趣），但仍属于激进宣传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偶尔也会更积极地用于实践。
即使复古选择缺乏一种有参考价值的一般模型，也仍然要把象征性的复古与实效性的复古区分开来。呼吁恢复旧道德或旧宗教被看成是有实效性的。一方面，如果真的见效，那么从观念上看，女孩子就不会发生婚前性行为，或者说，所有人都会涌向教堂。另一方面，希望一成不变地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的华沙建筑物的要求，或反过来，要推倒布拉格的斯大林雕像这类具体的变革证明的要求，即便是把其中一定的审美因素考虑在内，但仍属于象征性的行为。有人可能会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之所以有这种要求，是因为人们实际希冀恢复的东西对具体的复古行为而言，过于庞大和虚无缥缈，如昔日的“伟大”或昔日的“自由”等。象征性和实效性的复古之间的关系可能确实很复杂，这两种因素也可能都是现实存在。温斯顿·丘吉尔坚持如实恢复被炸毁的议会建筑的要求，可以被证明为具有实效性的依据，也就是说对具体建筑模式的保存，实际上就是保存在英国政治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议会政治、辩论和周围环境。然而，如同早期在建筑学上选择新哥特风格一样，如实恢复英国议会建筑同样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也许，能够恢复已逝过去的一小部分，却能激发人们的强烈感情，即使是一种幻术，在一定程度也等于恢复了整个过去。
无论如何，当过去无法再如实地重现或恢复时，人们迟早会到达一个点。在这个点上，过去离现实世界、甚至离记忆中的世界是如此遥远，以至于它最终不过是成了用历史词汇来说明今天某个不切实际的保守愿望的一种语言。诺曼征服前的自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是16世纪宗教改革前的快乐的英格兰，都是人所共知的事例。我们来举一个当代的例证进行阐述，自拿破仑一世时就被人使用的“查理大帝”的隐喻，一直被用来宣扬部分欧洲联合的各种形式——不论是通过法国人的征服、还是依靠德国人的征服、抑或来自联合的征服，很显然，它并不是要重新创造一切，哪怕是像8世纪和9世纪时的欧洲景象。这里（无论其支持者真的相信与否），恢复和重现过去的要求虽然如此缥缈，以致与现实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但却相当于全盘的革新，人们诚心恢复的过去则会变成一件劣质品，不客气地说，成了一件赝品。“加纳”的名称就接二连三地改变了非洲一个地区的历史，尽管它们彼此在地理和历史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回到犹太人散居前的以色列土地上，这实际上是否认了犹太民族2 000余年的真实历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