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为日本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丸尾常喜面向大众读者撰写的鲁迅全传。全书分为9章，时间跨度从鲁迅出生一直到去世，以鲁迅生活过的城市（绍兴—南京—日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为线索展开论述。
作者旨在以具体生活场景揭示文学作品的诞生秘密，通过对大时代氛围的捕捉还原鲁迅的内心变化，从而品鉴名作（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野草》《两地书》）的背后故事。作者语言风格明白晓畅，描绘出鲁迅面对原生家庭的束缚、留学生活的寂寞、职业生涯的苦闷、朋友的离世、兄弟的反目、包办婚姻与真切爱情的纠结时，所拥有活生生的软弱和痛苦。在“斗士鲁迅”的形象背后描绘出生而为人的种种具体困境，以及从这种困境中生长出的悲壮勇气。
作者介绍
丸尾常喜（1937—2008）
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在大阪市立大学师从鲁迅的及门弟子增田涉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课程。历任北海道大学助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部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等。著作有《“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鲁迅〈野草〉研究》等，译著有《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丸尾常喜是日本战后第二代鲁迅研究者，也被誉为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开辟出了与竹内好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研究。他对鲁迅的研究，被誉为竹内好“竹内鲁迅”、丸山升“丸山鲁迅”之后的“丸尾鲁迅”。
部分摘录：
1898年10月，从江南水师学堂退学的鲁迅通过入学考试，考上了同样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这是一所新学堂，是时任两江总督的洋务派官员刘坤一为了开采南京郊外的青龙山煤矿而开设的，鲁迅等二十四人是该校的第一批学生。
但是，由于外籍教师的赴任延误，直到第二年（1899）2月才正式开学。其间，鲁迅参加了绍兴的秀才考试。此次一同应考的除了弟弟周作人外，还有义房叔祖周伯文和周仲翔。新台门上下都指望着这场考试，尽管鲁迅在这种氛围下选择一同前往却又显出半途而废的态度。他只参加了第一场的县试，放弃了府试和院试。周伯文等人觉得鲁迅弃考实在可惜了他县试的好成绩，便频频鼓动鲁迅的母亲在周家人里找人替考。最终仅周仲翔一人考中，由于清朝此后便废除了八股文考试，改为策论（论文），因此他便成为八股文时代最后的秀才。县试后不久，年仅五岁的四弟周椿寿夭亡，鲁迅作为丧主主持了葬礼，随后回到南京。
鲁迅在矿路学堂学的是德语。在之后文学家鲁迅诞生的过程中，德语和日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鲁迅在这里初次接触到矿物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炼铁）、格致（物理）、算学（代数、几何）、绘图学（制图）等学科，这些对他而言都是非常新鲜的事物。此外，鲁迅还写道：“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呐喊〉自序》）这些新的知识后来让鲁迅专攻医学专业。
鲁迅在这所学校学习了三年直至毕业。但是由于青龙山煤矿经营不善，自第二批学生后，学校便停止招生，鲁迅等20多人就组成了全校唯一的一届。
不过，鲁迅在这里接触到了崭新的风气。“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琐记》）
所谓“新党”，指的是“变法派”（又称“维新派”），而《时务报》则是“变法派”的梁启超主编的杂志。《译学汇编》准确的名称应当是《译书汇编》，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也是最早的留学生杂志，译载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作品。而“新党”成员俞明震就任校长的时间实际上是1901年。
在此之前的甲午战争（1894—1895）中，中国被小国日本击败，再次遭受巨大冲击。洋务派重要人物李鸿章培养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彻底暴露了洋务运动及其思想的缺陷。此外，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但包括了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支付巨额赔款，承认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权等屈辱性条款，而且开启了俄、英、法、日全面分割支配（“瓜分”）中国的进程。
康有为此前便一直认为，唯有效仿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变法”），采取君主立宪制度，才能拯救中国的危机，并曾向皇帝上书。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他进京参加会试时，得知了《马关条约》的内容，召集一同进京的一千两百名举人上书朝廷，反对媾和，提出迁都西安和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公车”，是指举人进京应考），一般认为这是“变法运动”的开端。此次上书并未得到采纳，其后康有为组织“强学会”（遭镇压后又成立“保国会”）继续开展运动。尤其是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旬刊），在宣传变法的同时致力于介绍欧洲新思想，再加上主编梁启超在新闻媒体方面的才华，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不久，康有为等人成功与光绪帝联合，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颁布维新谕旨，康有为等年轻的士大夫因此得以进入政治中枢。这一事件也称为“戊戌变法”。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开设学堂教授欧洲的学问，派遣留学生，改革官制，等等。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以汉族的地方高官为主体，那么变法运动则是官阶低微的年轻士大夫阶层与皇帝联合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主导的朝廷之中，光绪帝势单力薄。9月，慈禧太后与袁世凯联手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就推翻了戊戌变法。光绪帝遭到幽禁，谭嗣同等六人被抓捕处死，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百日维新”）
如上所述，变法运动是一场曾一度成功掌控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批判中国旧体制，介绍欧洲学问与思想的启蒙运动。在这场启蒙运动中，与梁启超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人还有严复。严复是一名“洋务人才”，他曾在福州船政学堂求学，毕业后留学于英国的海军学院，归国后在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出任总教习（校长）。不过，较之航海技术的学习，他在留学期间对欧洲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更感兴趣，逐渐发现并领悟到欧洲的富强并不只是因为技术上的优势，而是有一套与中国全然不同的学问和制度体系作为支柱。而且，天津的学堂生活使他有机会体验洋务运动的真实状况。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过程——严复从“脱胎于”洋务运动的人才，逐渐转变为这一运动的批判者。甲午战争的败北给了严复一展身手的机会。1895年，他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文章，批判“中体西用”论，认为“西学”较之“中学”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技术和知识，而在于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从根本上学习“西学”，全面改革中国的学问、思想和制度，同时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运动。与此同时，让严复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与欧洲在历史观上的根本性差异。中国人的历史观立足于以“一治一乱”为常道的循环论，而严复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就从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中了解到，现代欧洲的历史观立足于历史是不断进步发展的认识之上。正是甲午战争败北之后的危机感，令严复萌生了翻译赫胥黎1893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想法。1898年（恰好是戊戌年），该书的译本《天演论》正式出版时是木刻本，鲁迅读的是1901年版的石印本。多年后，鲁迅将自己二十岁时阅读该书的印象写成如下文字。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镜，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想象］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斯多亚派的音译］也出来了。
《天演论》不仅是第一本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进化论的书籍，也是一本清晰展现欧洲学术鲜活生态的书。鲁迅获得的感动亦在于此。该书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原理提出，不仅将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带入世界史的潮流中，而且让“不变必亡”的危机意识扎根在许多知识分子心里。于是从此以后，“物竞”（生存竞争）、“天择”（自然淘汰）成为支撑他们世界观的关键词。据说在《天演论》首次出版后的十年时间里，曾流行过30多种不同版本。
话说起来，在思考现代中国时，围绕《天演论》展开的事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虽然达尔文并不热衷于将自己的进化论放大变为一种能够适用于人类及人类社会的理论，但斯宾塞却提出，将进化论作为天文、地质、生物、心理、社会、政治、伦理等所有领域的普遍原理，并为此构思了一个综合性的哲学体系。达尔文认为，进化的机制在于自然的筛选（自然淘汰）。但是，与达尔文学说的许多推广者一样，斯宾塞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采用的是拉马克的学说，即认为进化的关键在于生物体内部存在的“欲望”，生物体的进化由适应环境的“欲望”引导（“拉马克主义”），并将由此获得的新能力和性状传递给后代。斯宾塞认为社会和文化的进化与生物体的进化一样，是由相同原理导致的必然现象。而且，作为一个始终拥护“自由放任主义”的人，斯宾塞主张不应对不可避免的社会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横加干涉。
另一方面，赫胥黎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大胆捍卫者和推广者，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牛犬”。他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达尔文避而不谈的人类起源问题（《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1861），认为人类社会也始终贯穿着物竞天择的原理（《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1888）。然而，在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赫胥黎以往的主张和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换言之，虽然他依旧立足于拉马克的观点来解释进化的原因，但重要的是他在该书中明确区分了宇宙过程和伦理过程。这是赫胥黎在观察到激烈生存竞争导致的痛苦与灾难后重新反思的产物，同时也是从“生存竞争中依靠智力或武力的方法与健全的伦理无法两全”的立场出发的结果，他认为“社会伦理的进步并非通过对宇宙过程的模仿，更不是依靠对这一过程的逃避，而是要靠与其斗争”“逐步地征服宇宙过程”（以上《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引文出自矢川德光翻译的《科学与教养》）。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观点的提出是为了对欧洲列强追逐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予以反思乃至批判。
相比之下，严复并不赞同赫胥黎区分宇宙过程与伦理过程的观点。《天演论》也并非对赫胥黎著作的忠实翻译，而是被称为“达旨”的意译，严复在各章均附上了其本人撰写的“案语”，并时常在文中引用斯宾塞的理论批判赫胥黎。严复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贯穿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普遍原理，对于这种原理的呈现不必做任何修正。既然如此，那么严复为何要让《天演论》问世呢？这正是因为赫胥黎的“与宇宙过程斗争”的命题深深地吸引了他。严复将斯宾塞的自由放任主义称为“任天为治”，而将赫胥黎的这一命题称之为“胜天为治”。传统的儒学立足于“天命思想”，主张消灭人类的欲求、欲望，宣扬人与“天”的合而为一。严复反对这种思想，将“天”拆解为自然的、物质性的实体。他采用了荀子建立的“天人相分”说，立足于“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因此他将赫胥黎的命题解读为人类凭借自己的欲望和智慧一步步战胜自然的过程（“人定胜天”）。严复在译者序中对赫胥黎这本书的定位是，它挽救了斯宾塞“任天为治”思想的末流（“社会达尔文主义”）。眼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浪潮滔滔不绝地冲击中国，严复试图唤醒国人，促使他们拒绝像印度、波兰那样在进化的自然过程（“天行”）中成为任人宰割的失败者（“亡国灭种”），为成为强国、维护种族（“自强保种”）而自觉奋斗。
鲁迅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他曾写道：“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琐记》）据说鲁迅曾背诵过《天演论》中的许多章节。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月，鲁迅以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3月24日，他乘坐日本“大贞丸”号轮船从南京出发，前往日本。此次由校长俞明震带队，同行者为五名毕业生。鲁迅在晚年的文章中这样说道：“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