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毕业生，毕业后开始游历中国，并在这个过程中近距离观察了1990年后出生的中国人，通过个人接触，探索中国年轻人对金钱，性别，爱情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转变等各方面的感受，并使其成书出版，希望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年轻中国，而不是西方固有印象中的古老中国，并由此搭建一个中国和世界沟通的真实桥梁。
作者介绍
戴三才（Zak Dychtwald）：Zak Dychtwald是Young China Group的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Young China Group是一家智库和咨询公司，专注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兴身份以及不断发展的东西方千禧一代的心态。
部分摘录：
我的中国教父菲利普[1]听说我打算坐火车去深圳之后，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这不是他第一次给我写小纸条了。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写了张纸条告诉我，把我的生日标在日历上了。几周后，他又写来纸条提醒我打流感疫苗。不久他又给我写了一张，这回是建议我认真考虑将小白菜作为我的学生膳食中维生素补充的来源。有一回他还给我写过一张很漂亮的纸条，说如果我能见见他孙子，会让他深感荣幸。
但眼下这张是对我去深圳——那个与香港隔河相望的大都市的警告，我跟他讲过今天晚些时候我打算一个人去深圳看看。菲利普提醒我注意三件事情。头两件是小偷和假货，这两件事可能会在我返回香港时给我带来麻烦。第三件是：
绝对不要招惹大街上的妓女。不仅会有染病、被抢劫的风险，她们还很可能会偷走你的器官。
我最后能来香港留学多少有些侥幸。哥伦比亚大学对语言能力有严格的要求，这决定了学生能去哪些国家学习。从语言学角度讲，中国香港为我提供了机会。我大学一年级学过一学期普通话，因此我有资格申请香港大学，尽管那时我还从来没去过亚洲。虽然我的普通话学得一团糟——在这门课上我花的时间比其他所有课都多，但成绩仍然是我大学所有功课中最差的——但我还是想去那里看看，因为人人都跟我说，未来正在那里发生。
但到香港没几个星期，我就开始觉得这里有点儿像中国其他地方的展览室，一览无遗，令人大失所望。在1997年正式回归中国之前，香港有一个多世纪曾受英国的殖民。那里的人说英语，很多人都为自己的西化而自豪。在我去香港之前，人人都说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深圳与香港只隔着一条河。这座城市以前只是一些小渔村，3万人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的入海口。20世纪50年代至70时代，这个地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内地和资本主义香港之间的缓冲区，有意保持了不发达状态。20世纪60年代，菲利普一家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境进入香港新界，在这个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地方为自己打造了更美好的生活。那时菲利普还是个孩子。
1978年，中国向世界，也向世界上的资金敞开了大门。我在香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是这么说的：“深圳经济特区成了中国所有经济实验的试验田。这些实验大部分都成功了。”深圳人口剧增至1 200万，是数十年前的400倍。这里从一个蛮荒之地变身为中国排名第四、世界排名第23位的城市经济体，赢得了“不夜城”的美名。有个段子说深圳大学没有历史系，因为这个城市只会向前看。尽管我对菲利普非常敬重，但我并没有被吓倒，不会因为他的警告就不去参观这座繁荣都市。
香港到深圳的火车看着特别像地铁——塑料座椅，金属扶手。西装革履的人们每天都通过口岸上下班。坐在我旁边的人带了两大盒牛奶，放在他腿上的一个袋子里。他告诉我，因为内地的牛奶有毒，人们会高价购买香港的奶制品。坐在我对面的妇人叫她的孩子别盯着我看。我挥了挥手，那个女孩笑起来。一个小时过去了。
抵达深圳后，外国人、内地人和香港人分别排队出关，而香港人进内地仍然需要护照。我盖章通过，被人流卷入每年有800万人过境的深圳罗湖火车站。
刚走出海关大门，我就被扑面而来的嘈杂声淹没了。推销人员冲向出站的旅客，兜售着各色商品，从水果到西装，从国际航运物流查询到按平方米计算的厂房面积。几个专业的奶粉“倒爷”马上包围了刚才坐在我旁边的人，不一会儿，他冲出包围圈，手里攥着几张钞票。翻江倒海的生活让人眼花缭乱。我看到英文标牌，也试着用英语问路，但跟在香港不一样，这里没有人说英语。我想给我订的旅馆打电话，但我的手机在内地不能用。我想买瓶可乐，好坐下来理理清楚下一步该干什么，但在一番似乎很有希望的你来我往之后，我拿到的是一盒20包的快餐纸巾。
最糟糕的是，我没法忘掉菲利普的警告。我开始相信，那些频繁在我面前闪现的人——那位提着一大柳条篮橘子的女子，那些招手示意我上后座的出租车司机，那些招呼我去她们的表店里看看的中年妇人——都是乔装打扮的娼妓，串通好了要偷我的器官。
我在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坐了一个小时，才下定决心不回去。有个同班同学用中文帮我写了旅馆地址，我把这张字条递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字是繁体的，而不是内地习用的简体字，他读得很费劲。在问过另外几个司机之后，他说：“很好！”示意我上车。每次我问他问题，他都只重复“很好”，这让我开始担心。上车半小时后，我做了一番演算：以这个速度，我要是在高速路上跳车，最多也就是摔折一条胳膊。胳膊折了能长好，肾可不会长回来。
三小时后，我在城市边缘的一座艺术家大院里，和三个学生同桌而坐：两名男生，一名女生，均来自深圳大学。我到了一个艺术区，毫发无伤。这里很新潮、很现代，风格是布鲁克林和首尔的结合体。我独自在一家餐馆用餐时，这几名学生注意到了我，并邀请我跟他们一块儿吃。他们穿着收腰短夹克、厚呢短大衣、紧身牛仔裤。其中一名男生帽子朝后戴着，手腕上还有道文身，写着“自由”。另一名男生和那名女生是一对情侣，坐得很近，女的手放在男的胳膊上，男的手放在女的膝盖上。
我们的交流很困难。他们每用英语问出一个问题之前，都会花上好几分钟彼此交换意见。除了“我不要”之外，我没说出什么有意义的中文。我们说得不多，只是简单聊了聊电影，大部分时间都在安安静静地吃饭，这种安静出奇地让人开心。他们一直扮演着主人的角色，把最好的食物夹到我盘子里，以此代替谈话。吃完饭，他们坚持要请客。一名学生以外交官一般的庄重语气告诉我：“你是我们国家的客人。”我们面带微笑，挥手道别，各奔前程。就这样。没有小偷，没有骗子，也没有妓女。离开深圳时，我敢肯定中国不像别人跟我描述的那样，但我也感觉自己没有能力理解其中的差别。
2011年上半年在香港大学期间，我去了几次内地，尽可能深入中国。我跟一个机器人团队去了深圳的计算机中心，看到14岁的孩子坐在堆满主板和电路的折叠桌前，几分钟时间就能拆卸一台计算机，动作娴熟，让人惊叹。我在网吧里走来走去，看到一排排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断地在另一种现实中点击、点击、点击，一连好几个小时一言不发。我以“质量控制专家”的身份参观了电子烟工厂（我朋友有位表亲在英国卖电子烟，曾经邀请我们穿上西装去参观他的供应商），还参加了由二十来岁渴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举办的创业大会。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会聊些什么？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长大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我的这些同龄人的梦想是什么？
我与中国的接触越来越多，但对中国的理解并没有更深入，反而产生了更多疑惑。很明显，我亲身感受的这个中国，不是别人告诉过我的那个中国。真正的中国似乎躲在一堵高墙后面，我只能看到它的影子，扑朔迷离。长城、上海的天际线、苏州蜿蜒的运河，乃至深圳的罗湖火车站，所有这些地方我都感觉自己好像是在看中国的明信片，很迷人，但也薄如纸。中国既很传统，也很现代。中国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与世隔绝。长城在用来击退敌人时无论多么低效，都是中国对外态度的贴切比喻：拒之门外。
回美国后，我发现中国内地在美国的名声比在香港还差。我要是问别人：“你对中国人有什么了解？”我会听到一些头条新闻，把中国人描述成开着玛莎拉蒂、吃着狗肉的人，住在空空荡荡、人烟稀少的城市里，但在挤地铁的时候也需要有人从背后推一把才能挤进去。他们是一贫如洗的童工，但他们中买凯特·丝蓓、迈克·蔻斯[2]牌子衣服的人比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都多。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跟菲利普给我的关于深圳的警告如出一辙，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纠正美国人的错误认识。我下定决心，要回到中国，深入发掘中国的奥秘。
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带着一个旅馆地址和一个语言项目的电话号码，离开纽约前往中国。我不会说汉语，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工作。我的计划是，努力穿过这堵高墙。
二 2008年，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新形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功夫片、中餐馆和《国家地理杂志》特辑之外的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代表着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登场亮相。开幕式的开头是2008名中国鼓手在体育场内列队。奥运会主体育场设计得像一个巨大的鸟巢，是世界上最让人叹为观止的体育场。所有人都穿着一模一样的银色丝绸套装，每个人面前都是一模一样、装饰华美的华夏古老乐器——缶。悬空的摄像机晃过一排排鼓手，扫过整齐的线条。鼓手开始擂响复杂的节奏，整齐划一。整个人群进退如同一人，这场面既完美又震撼。
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一幕。考虑到规模、技术、协调性和舞台的复杂程度——有58名演员同时在几层楼高的空中水平奔跑，反抗着地心引力——很多外国记者和专家都承认，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表演。这样一种完美同步的景象，让全球无数人为之震撼，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在统一、同质化、精心编排中走向未来的国家。
开幕式表达了一种中国理想：个人服从于集体。这样的展示很少有主角，也不会有英雄人物。毋宁说，美蕴藏于所有演员的和谐一致中，英雄就是整体的均衡。中国告诉世界：“这是我们的新国家，一个均衡、统一的国家，所有人步调一致，走向未来。”
然而现实与此不同。一个世纪以前，孙中山曾将这个国家描述为一盘散沙[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外历史学家都认为，毛泽东努力将孙中山眼中的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
今日中国仍然“支离破碎”。9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2/5的国土上；[4]中国的亿万富翁超过600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5]东部沿海城市以及珠江三角洲附近的大都市以深圳为龙头飞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则亦步亦趋，奋力追赶；不同的方言仍然阻碍着中国不同地区人民的交流，尤其是在老一辈人中间。
中国约有4亿人出生于1984—2002年，我们称之为“千禧一代”，但中国人不这么叫。中国人以年代为划分标准——50后（出生于1950—1959年之间的人）、60后，以此类推。[6]
这种寻常标签毫无特色，从中完全看不出这几代人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50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刚一年就开始登场，因此这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出生的第一代人。那一代人的尾巴和第一拨60后面对的则是一个极度贫乏的世界：1958—1961年，中国的“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死于饥饿。60年代继续前行，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失败了，毛泽东带领中国一头扎进“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运动既反对知识，也反对现代、反对历史，中国很多传统和历史典籍，很多建筑瑰宝，以及这代人最精华的思想，都在“文革”中白白流失了。
接下来是现代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第一批80后出生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激进”的时刻：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邀请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繁荣。随后，中国启动了独生子女政策，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以此限制中国人口激增。
然后是90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中国政府感受到国家认同危机，于是改变国家教育体制，为这代人重新定义中国的身份认同；强调中国作为国家和文化的历史地位，认为中国在近代衰落的原因是内部积贫积弱、外部侵略压迫。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深圳种下一棵树，代表了他对这个地区欣欣向荣的期待。
经过15年的发展，深圳这个小渔村变成了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制造业巨城，而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也变成了准备登上世界舞台的现代化强国。在中国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是中国作为现代化强国的首次正式亮相。2011年，中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2015年，全国一半以上的GDP来自服务业，而非制造业。[7]
这样的代际命名系统并不完美，但中国就是这么理解自身的，这也是各代中国人区别如此之大的原因。我在本书中写到的年轻人都出生在这么一个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国家，90后和00后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也是第一代不那么专注于生存需求而更多关注精神需求尤其是“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现代中国人。他们这代人，将定义在现代世界中身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