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二战”时期德国对巴里港的一次毁灭性空袭竟然启发科学家发现了癌症的化学疗法。本书讲述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揭示了亚历山大如何与军方的保密机制抗争，排除各方阻力，艰难地得出这一重要发现。
1943年12月2日，德国空袭位于意大利的巴里港。在这次空袭中，上百吨芥子气炸弹泄漏，造成约1 000名盟军或海员死亡。事后，盟军高层将领决定隐瞒此事，因为秘密持有化学武器这一点无论从战术上还是舆论上都对盟军不利。由于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决心掩盖此事，空袭巴里港成为“二战”时期秘密的军事事件。
中校斯图尔特•亚历山大是此次事件的亲历者，也是真相大白的重要的推动者。他经过专业、缜密的调查，发现了受害者病历中的异常之处，得出芥子气可能会对癌症有治疗功效的结论。他对此事的调查受到了军方的阻挠，但他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而是不顾个人安危，尽己所能，将报告呈交给他能接触到的人士，使得后人在重新调查此次事故时有了一手资料，也揭开了科学家用化学疗法治疗癌症的序幕。
随着科学的发展，癌症的化学疗法将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但亚历山大从战争的废墟中发现化疗方法的故事，不但使得更多癌症患者因此有了生的希望，也使得那些在巴里港事件中无辜枉死或身受重伤的众多受害者的牺牲有了更多的意义。
作者介绍
詹妮特·科南特，畅销书作家，美国科学家、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的孙女。代表作品包括《塔克西多公园》《詹姆斯·科南特传》《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她与丈夫、儿子和两条金毛猎犬住在纽约。
部分摘录：
调令是半夜下达的。当第一通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时，斯图尔特·弗朗西斯·亚历山大中校就醒来了。当第二通铃声响起时，他已经下床了。这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亚历山大总是睡得很浅，他把这一特点归功于他的父亲——一位传统的家庭诊所医生。每当深夜接到求救电话时，他的父亲就会不假思索地拿起雨衣和医疗包。亚历山大是一个典型的医生的儿子，不到10分钟，他已经整装待发了。
电话那头急促的声音命令亚历山大立刻向他的上司、第五集团军及北非战区阿尔及尔地区总医师弗雷德里克·A.布莱塞准将报到。情况通报很粗略，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陈述。12月2日空袭发生后，巴里的医疗部门遇到了麻烦，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人由于不明原因迅速死亡，当地军事医院的医生也从未见过类似的症状，因此他们怀疑德国人肯定使用了某种未知的新型毒气。不明原因的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激增，因此英国向位于阿尔及尔的盟军总司令部发出了“红灯”警报。布莱塞称他们收到了一个紧急求助，他的原话是“专家建议”。幸运的是，他们正好有合适的人选。29岁的军医亚历山大是艾森豪威尔的部下，曾接受过化学战争方面的特殊训练。于是，他被立即派往现场。
作为一名军医，亚历山大看起来很年轻。他身高5英尺8英寸[1]，身材瘦削，长着一头金色的短发和一双淡褐色的眼睛。他的面容给人一种坦率、诚实的感觉，让人不禁想起“认真”这个词。他下巴旁边长着小酒窝，这让他看上去仿佛一个唱诗班的孩子，但两鬓有点儿稀疏的头发给他增添了一丝威严。他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在军队中很受欢迎。有些病人开玩笑说，亚历山大对待病人的态度更像一名儿科医生，而不是一个自愿接受战火洗礼的人。他刚刚参加过“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赫赫有名的乔治·S.巴顿少将，他还亲眼看见了北非遭受的野蛮入侵。尽管生性安静、谦虚谨慎，但亚历山大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心、坚定和足智多谋。他很有头脑，知道如何自我控制。
在巴里空袭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接二连三地收到消息，说德国空军对毫无防备的巴里港实施了空袭。最先收到的报告描述了巴里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惨状：城市和港口的部分区域仍在燃烧，被烧毁的船只只剩下残骸，桅杆和烟囱支离破碎，余火未尽，冒着阵阵黑烟。内港挤满了沉船，前来营救的拖船即便想绕过海堤寻找幸存者，也无从下手。伤亡不可谓不惨重。人们用渔网打捞起浮在水面上被烧得奇形怪状的尸体。那些令人不忍直视的残骸——胳膊、腿和躯干，毫无遮掩地被摆放在码头上，上面都是螃蟹咬过的痕迹。大部分遇难的水兵和商船船员的尸体要么找不到，要么没有办法确认身份，无法给他们办一个得体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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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坐在盟军总司令部医务处阳光灿烂的办公室里，但一想到巴里超负荷运转的医院无法救治这么多伤员，他就不寒而栗。看到桌子上那一摞报告，他就知道盟军在该地区的每一处医疗站（包括英国、新西兰、印度和意大利的医疗站）都因为持续数月的战斗而挤满了伤员，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接诊能力。他的脑海中闪现出大规模激战之后熟悉的场景：抬担架的人手脚麻利地把伤员运进医疗站；白大褂上溅满鲜血的军医为伤员处理创口，给折断的胳膊或腿打上绷带，以便送到后方做进一步治疗；护士们挂起一个又一个血浆瓶，帮助虚弱的伤员维持生命；手术台总是收拾得很干净，准备迎接下一波伤员的到来。巴里的那些医疗站肯定同样如此，只不过伤员的数量会多得惊人。
但这只是他担忧的问题之一。他听说在损毁的货物中，还包括为5家正在筹备的美国野战医院配备的设施，其中一家医院就有1000个床位，而且这些设施早就该就位了。所有医疗用品都装载在萨缪尔·J.蒂尔登号自由轮上，但这艘船在这次袭击中被摧毁。这个消息让他十分沮丧。新来的医务人员露宿在离城镇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虽然很安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包括绷带、注射器和吗啡在内的所有物资都沉入了水底。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十六美国综合医院仓促地在12月4日投入使用，接诊部分空袭伤员。他们从意大利人那里借来了100张病床和一些床单、病号服，临时组建了一个医疗部门。此外，他们还从陆军航空队的一个仓库里找来了一些外科手术器械和少量的包扎纱布。雪上加霜的是，巴里的通信系统在袭击中被彻底摧毁，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这大大增加了救援工作的难度。医疗用品短缺的严峻现实无疑会加剧这场悲剧。亚历山大最先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布莱塞告诉他，必须想方设法尽快补充损失的库存物资。
但现在，他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最不用担心的事情了。
阿尔及尔这座白色的城市在柔和的晨光中闪闪发光，似乎是一处远离战争的世外桃源。在下游的半月形港口中，各种大小和形状的船只依偎在水边，整幅画面看起来就像一张明信片。亚历山大急匆匆地向等待着他的吉普车走去，这辆车将把他送到市郊的梅森布兰奇机场。根据安排，他要在那里乘飞机前往巴里。他就是那个专家，而且只身一人，没有随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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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出现在阿尔及尔绝非偶然。这虽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远见和他本人的意愿造成的一种偶然结果，但后来当他回想起让他出现在那里的一系列事件时，亚历山大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巧合。在这起偶然事件背后，命运之手操纵的痕迹清晰可见。
他生性安静，勤奋好学，完全可以在美国本土的一家医院或研究实验室里工作，等待战争结束。在战争打响后，作为一名医生，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职业作为免服兵役的借口，他听说不止一个同事因为被划归为“重要人物”而免于征召。但从一开始亚历山大就觉得自己必须参加这场战争，因此他很快就主动应征入伍了。
亚历山大参军的欲望十分强烈。他出生在一个自食其力的移民家庭。19世纪80年代，大批东欧犹太人为逃避饥荒、失业以及政治和宗教迫害来到了美国。亚历山大的祖父就是这股移民潮中的一员，他来自奥匈帝国的布拉迪斯拉发，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小伙子。他努力挣钱，把兄弟姐妹和父母一个个地接到了美国。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什么工作都做过。虽然贫穷，但他的自尊心很强。他喜欢美国的一切事物，尤其是棒球。尽管没有手套，尽管被打断了几根手指，他对棒球的热情却始终不减。他教导他的8个孩子，要对这块给予他们如此之多的新土地建立起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他的长子萨缪尔5岁就开始工作（卖报纸）了。通过辛勤的努力和孜孜不倦地在夜校学习，萨缪尔完成了大学和医学院的学业，又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医生成长为新泽西州帕克里奇的风云人物。他开了一家大型产科诊所，从医40多年间接生了数百名婴儿，还创办了该州第一家地区医院。他担任过该州医学会的主席、当地银行的行长，还当过几届市长。
小时候的斯图尔特·亚历山大经常跟着精力充沛、爱交际的父亲走亲访友，邻居们都知道萨缪尔医生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儿子。亚历山大唯一的理想就是追随父亲的脚步，他于1914年8月30日出生在一间小石屋里，这里也是他父亲的办公室和手术室。此后，他在父母的引导下快速成长。他认为上幼儿园纯属浪费时间，因而拒绝前往，这让当教师的母亲发现她的儿子学东西很快。在街对面的公立学校上学时，他跳了好几个年级，成为班里年龄最小、身高最矮的学生，但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为了迎接更大的挑战，或许也是为了经受更多历练，他被送到弗吉尼亚州的史丹顿军事学院，在那里完成了高中最后两年的学习。15岁时，他考入了达特茅斯学院。由于在科学研究方面表现优异，他刚上大四就被允许直接升入医学院。1935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医学院的课程只有两年，于是他又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他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工作是在贝尔维尤医院完成的，研究方向是胸部疾病和神经学。毕业后他没有留校工作，因为大城市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完成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的培训后，他自豪地回到位于帕克里奇的父亲身边，开始挂牌行医。
与父亲一同行医的美好日子只持续了几个月。1940年春天，德国开始了进军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行动。当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号召美国以全新的、更加认真的态度进入战备状态时，任何避免冲突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亚历山大刚从医学院毕业就加入了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告诉征兵委员会他将“随时待命”。当年11月，他被征召入伍，成为陆军医疗队的一名中尉。尽管他对此感到失望，但他的父亲十分满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父亲曾申请加入陆军医疗队，但没有成功，原因是他患有鼻中隔偏曲，即使做了矫正手术也无济于事，这件事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耻辱和遗憾。为病人、社区和国家做奉献是父亲的生命准则，父亲一直教导亚历山大：“有些事我们必须去做。”年轻的亚历山大博士吸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也明白服兵役是父亲的一个未竟心愿，因此他觉得自己更应该好好履行这项责任。
他收拾好行李，与亲友道了别，然后去做例行体检。但他差点儿走了父亲的老路。亚历山大因为一种轻微的遗传缺陷而被认定为体检不合格。他的问题是复合性近视，事实上，他如果不戴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当军医告诉他他的视力是20/100、“远低于最低标准”时，亚历山大回头看了看视力表，并迅速记住了那一行行随机的字母，然后他一口咬定检查结果出错了。他摘下眼镜，要求重新做检查。这一次，他成功地通过了测试，成为一名现役军人。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应该很快就会被他抛在脑后，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上前线后，视力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他的不利因素？随即，他马上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去帮助像他一样的前线士兵呢？
进入第一师第十六步兵团医疗队（位于马里兰州埃奇伍德兵工厂附近的甘保德溪）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新兵们毫无经验、紧张不安，不知道会在战场上遇到什么情况。兵营里四处散播着敌人迟早要打化学战的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曾使用过毒气，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一旦战况不利，陷入绝境的希特勒就会通过化学攻击进行报复，虽然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他们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到装有毒素的炮弹会让人在痛苦中死去，窒息性气体会导致士兵们来不及逃离战壕就窒息而亡。恐惧沉甸甸地压在所有人的心头。
面对这种并不陌生的威胁，亚历山大突然想到，如果士兵们相信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足以帮助他们抵御毒气，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了。从他当上预备役军官之日起，他就一直心存疑虑。在例行的防毒气演习中，他发现军队提供的防毒面具无法容纳眼镜的金属框架，他不得不摘下眼镜才行。但糟糕的视力检查结果一直横亘在他心头，提醒他在遭遇毒气袭击时，必须选择呼吸而不是视物。此外，作为一名医生，他觉得有责任确保他照料的所有士兵在作战时都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他决定写信给化学战研究中心探讨这个问题。他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并附上了几张草图。他的信给化学战研究中心的技术团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邀请亚历山大到位于埃奇伍德的研发中心做演讲。经过进一步的沟通和多次修改，亚历山大终于设计出一种可以戴在防毒面具内的新型眼镜。他的这项设计获得了专利，但他把所有权利都赠给了军队。这种新型眼镜很快就成为军队配发的标准军需用品之一。
不久后，化学战研究中心医学研究处处长威廉·D.弗莱明上校找到了亚历山大。在问过亚历山大的个人情况后，弗莱明显然对他的履历感到满意，并说：“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加入我们。”弗莱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亚历山大调离第一师。1941年秋天，亚历山大被调到了位于埃奇伍德兵工厂的化学战研究中心。在潮湿环境中进行了一年的两栖登陆训练后，他所在的团从马里兰寒冷彻骨的水域来到了炎热的波多黎各和马提尼克岛，最后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登陆。不过，频繁的调动并没有让他感到后悔。他认为自己至少更好地了解到战斗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危险，包括可能是最大的危险——固执的军官打着训练的旗号，恨不得淹死半个连队。一位少校不顾零度以下的气温，执意要让士兵们“坚强起来”，此举导致群情激奋。亚历山大参军并不是为了治疗那些本来不会发生，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体质衰弱的支气管炎和肺炎。在生病人数过半之后，主任参谋查尔斯·范韦上校建议亚历山大出面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