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战后日本经济史》
本书论述经济发展历程及其深层机制的同时，还穿插介绍了野口悠纪雄本人及其好友、同事的大量真实经历，为读者还原出一幅幅生动、立体的战后日本社会经济图景。相信无论是野口悠纪雄对经济问题冷峻犀利的剖析，还是他对往昔经历满含深情的回望，都会为读者带来不同凡响的阅读体验。
《武士威廉》
本书讲述了英国人威廉•亚当斯（日文名：三浦按针）的传奇一生和16—17世纪英国人开辟远东航线的故事。作者贾尔斯•米尔顿利用时人的信件、日记、航海日志等一手材料，生动翔实地再现了英国人的海上探险，以及威廉•亚当斯和其他英国人在日本的经历。本书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美丽而神秘的中世日本，有助于读者了解大航海时代东西方交流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
《超实用的日本史》
本书采用图解的形式展现日本史，囊括了日本历史上从史前时期到平成时代的重要事件，如邪马台国、倭五王、圣德太子治世、大化改新、保元之乱、源平合战、南北朝的对立、应仁之乱、战国群雄的纷争、关原之战、江户政治、幕末变革、明治维新等关键节点，用明快的语言解说了日本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变化，辅以丰富生动的插图、表格、世系图及年表，直观简洁地呈现了“超实用的日本史”。
《应仁之乱》
新锐历史学家吴座勇一以兴福寺两位高僧的日记为基础，结合多种史料与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从将军承嗣问题、管领家畠山氏内斗、细川胜元与山名宗全政争入手，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应仁之乱的起因，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翔实地还原了战乱的经过与参与者之间的合纵连横，总结了战乱的后果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这场催生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大乱。
《从幕末到明治》
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始于幕末时代，以美国人佩里来航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导火索，引发了天皇、朝廷、幕府、各藩之间的争斗角力，最终统一在“破约攘夷”的口号下，通过吉田松阴、坂本龙马、大久保利通等有识之士的努力，日本探寻自身的崛起之路，导致了幕府的垮台，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变。
作者介绍
《战后日本经济史》
【著者】
野口悠纪雄，1940 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工学部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工作。1972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译者】
张玲，现就职于日本爱知大学。
《武士威廉》 【著者】
贾尔斯•米尔顿，英国畅销书作家。
【译者】
袁皓天，北京语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
《超实用的日本史》
【作者】
后藤武士，日本作家、教育评论家，著有畅销书《读过就能彻底了解的日本史》。
【译者】
舒静敏，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应仁之乱》
【作者】
吴座勇一，1980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博士，日本中世史专业，现任职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译者】
康昊，复旦大学学士，大阪大学硕士、博士（日本史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
《从幕末到明治》
佐佐木克文学博士，历任京都大学教授、奈良大学教授，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是明治维新史。
部分摘录：
3月10日，侥幸活了下来 我的记忆始于1945年3月10日深夜。
空袭引发的大火映红了天空，空中的美军B-29轰炸机编队正朝着我们飞过来。强大的敌人杀过来了！我们对此却束手无策。那种极度恐惧的感觉，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奶奶、妈妈、姐姐和我戴着防空头巾，用婴儿车推着年幼的妹妹，一家五口跌跌撞撞地路过了地藏菩萨，冲向附近小学的地下防空洞。我现在还记着那时连滚带爬的狼狈景象。然后，我们幸运而偶然地活了下来。
和我们一同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大部分都窒息而死。人太多，空间太小，长时间缺乏氧气，从最里面的位置开始，很多人依次因窒息死亡。我们一家只是偶然待在入口附近，还能呼吸到从门缝进来的稀薄空气，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早晨，被警防团的人们拖出防空洞时，全家人都已经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我们看到烧焦的尸体在操场上堆成了小山。那一刻，东京的天空晴得没有一丝云彩。
这就是“东京大空袭”。那一夜的经历如此强烈地震撼了刚过4岁的我，甚至抹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
从空袭开始的深夜到大火被扑灭的短短8个小时里，约有10万人失去了生命。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如此之多的人们在同一地区死亡，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属罕见（关东大地震的遇难者在两天之内达到10万。广岛原子弹爆炸导致到1945年12月为止累计约14万人遇难）。
造成死亡人数如此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日军根本无法抵御美军的轰炸。日军没有战斗机在空中应战，高射炮部队仅仅打出大约500发炮弹便被轰炸得溃不成军。所以334架（也有人说279架）B-29轰炸机，在1500～3000米的低空，大摇大摆地飞进东京上空。东京市民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赤裸裸地被暴露在美军面前。
百姓当时并不了解这一事实，而美军却是知道的。他们的轰炸机为了防止相互碰撞，都亮着尾灯。很多人误以为这些毫不掩饰地低空飞行的是友军飞机。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看见了B-29轰炸机，可是既然B-29是在1万米高空飞行，肉眼怎么可能看得到呢？一直以来，我都怀疑那是自己的幻觉。而现在我的记忆终于得到证实，因为肉眼的确可以看见在1 500米的高度飞行的飞机。
造成死亡人数众多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军周到、科学且高效的空袭计划。美军首先划定了东西5公里、南北6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在边界投下燃烧弹形成火墙。这样后边的飞队就可以根据这个标志准确地进行轰炸。而在地面上，百姓却被火墙堵住了逃路。我家的位置靠近这个长方形的西北角，如果朝着西北方向跑，或许可以逃脱。然而当时在地面上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跑到水边就可以活命，都朝隅田川①跑去。对岸的人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跑过来，人们在桥上挤成一团，动弹不得。这时美军抛下燃烧弹，造成了一场人间惨剧。我很长时间都不敢接近这座言问桥，直到现在，大桥两端的桥柱上还残留着黑黢黢的印迹，那是当时火中丧生的人们留下的无法磨灭的痕迹。
据说逃到防空洞时，母亲曾经绝望地说：“我们逃不到隅田川了，就死在这儿吧。”姐姐听了非常难过，不甘心就那么死掉。而从结果看来，母亲误打误撞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指挥这次空袭的美军司令是柯蒂斯·李梅少将，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将德国的历史名城德累斯顿夷为平地。而日本政府后来竟然为他颁发了勋章。
从此不再信任“国家” 防空洞里那么多因窒息而死去的人们，他们一定以为越靠里面越安全。我们一家之所以停留在入口附近，也不过是因为来得晚，已经挤不进去了。当时老百姓对于防空洞可能导致窒息的危险实在是一无所知。
后来我才知道，在德国，政府早就教育民众在防空洞避难时，要警惕窒息危险。进入防空洞后，应该在相当于地板、人的腰部和头部的这三个高度分别点燃灯火，如果最高处的灯火熄灭，就要立即开启换气装置。或者如果地板上的灯火熄灭，要立即站起来；如果位于腰部高度的灯火熄灭，要将孩子抱起来；如果位于头部高度的灯火熄灭，则即便外面的炮火再猛烈也要立即逃离防空洞。
可是在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告诉民众防空洞可能发生窒息的危险，还要求民众“遇到燃烧弹起火要立即扑灭”。美军在东京大空袭中使用的燃烧弹具有与在越南战争中用来烧毁森林的凝固汽油弹同等的威力。它的燃烧性能比汽油还要强，果冻状燃料的燃烧温度可以高至1 000度左右，根本不可能用水扑灭。这样高威力的燃烧弹，当天有20万颗以上（也有人说是32万颗）被美军从高空投下，平均每平方米就有3颗。也有许多百姓因为忙于扑灭大火而丧失了逃生的机会。
3月10日的这次经历，是我不再信任所谓“国家”的原点。因为当极端的危机降临在老百姓头上时，国家并没有救助我们，而且甚至连危机的到来都没有告诉我们。
对国家的疑问还不只这些。后来我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苏联攻入德国时，为了保护被波兰从本土隔离的东普鲁士地区居民免遭苏军凌虐，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派出全部海军舰队将当地居民尽数救出。而日本是怎样做的呢？半藤一利在其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对于已经做好战败准备的国家来说，其军队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进攻地区和被占领地区的平民百姓的安全。翻开欧洲战争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是如何拼死做到这一点的。而日本，无论国家还是军队对于这种战败国的国际常识都不了解……对于在决战阶段迎击登陆美军之际，应该如何处置前来避难的无辜百姓这个实际问题，据说日本陆军中央参谋给出的回答竟是：“没办法，轧死他们继续前进。”
此外，战后以来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以后，日本为何还要继续战争？即使是6月才停战，也将会改写无数日本人的悲惨命运。最近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原因就是战争的指挥者们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投降的决定才被一拖再拖。
6月以后仍然持续的战争，使多少日本人毫无意义地丢掉了宝贵生命！5月以后，为了胜利无望的战争而被迫卖命的士兵们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坚守在绝望的战场！
我幸运地没有在3月10日那天变成烧焦的尸体，也没有成为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即使能够幸存，如果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我一定也会像其他战争孤儿一样，不得不一直在上野的过街通道里徘徊度日）。后来我也没有被征兵，活着迎来了“战后70年”。这些偶然的幸运一次次重合，使我有幸在命运之门开开合合的瞬间，艰难地穿过那些缝隙。回首过去，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个奇迹。
1940年前后，改革派官僚改变了日本 就在我们险些死于防空洞那年的5年前，一群被称作“改革派官僚”的人正在试图改变日本。
为了确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建立起“国家总动员体制”，将全国所有资源都用来为战争服务。他们为此制定的经济制度，在战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成为战后日本的基础。
关于这个经济制度，本书会在后文多次提及，这里姑且简单地介绍一下。
所谓改革派官僚，是指被派到伪满洲国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群官僚，其中心人物之一是岸信介。他于1939年从伪满洲国回到日本担任商工省次官，1941年又在东条内阁担任商工大臣，积极地拉拢亲信扫除异己。以岸信介为中心的“统制派”将商工省的大权紧握在手中。根据岸信介及其心腹、主导“统制派”的椎名悦三郎的姓氏，这群官僚也被称为“岸-椎名阵线”。
其理念是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他们认为企业必须为公共利益做奉献，而不得追求私利。此外，也不允许不劳而获的特权阶级的存在。
事实上，岸的目标是建设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对此，阪急电铁公司的创办者、战前日本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时任商工大臣的小林一三曾毫不客气地批判商工省次官岸信介为“赤色分子”。
岸信介们所信奉的思想当时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德国是“德国社会主义劳动党（纳粹）”获得了政权。就连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政权的新政派也接二连三地抛出了政府主导型政策。
金融财政制度大改革 岸信介们在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的同时，对金融领域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战前的日本，企业主要依靠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的直接金融方式来筹集资金。靠向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的间接金融所占比例较小。对此，改革派官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排除股东对企业的支配，确立“银行中心主义”，改由日本兴业银行等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
1942年制定的《日本银行法》标志着这种统制式金融改革的完成。该法第二条“日本银行必须以达成国家目标为使命进行运营”，明确规定了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理念。
1940年，税收财政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通过导入源泉征收制度②强化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日本是继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导入源泉征收制度的国家。同时，法人税也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税种，从而改变了日本过去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直接向制造业等现代经济部门征税。按照新的制度，税收不经过地方政府直接交给国家，再由国家拨款给地方的模式初步形成。
此外，农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也取得进一步进展。地主是造成战前日本农村极端贫困的主要原因。佃农租种地主土地，用收成来缴付地租，地租平均高达收成的一半。所以农村的生活状态一直停留在一百多年前江户时代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