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抗日时期撰写 而成的，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传世杰作。前书从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方面分析构成隋唐制度的历史因素，上溯汉魏南北朝、推纲挈领地说明中古历史衍化变迁的脉络。后书对唐代政治史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陈寅恪在梳理、考证、重新诠释史料的基础上，为我们搭建了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政治和历史研究蓝图。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是中国中古史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
作者介绍
陈寅恪（1890—1969）
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毕业于哈佛大学，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陈寅恪是一位对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他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诸多领域的精湛研究，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部分摘录：
礼仪 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如《新唐书》一一《礼乐志》云：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
又《欧阳文忠公集》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云：
其于《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坏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出前人之所未至。
寅恪案：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于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欧阳永叔谓之为空名，诚是也。沈壵《落帆楼文集》八《与张渊甫书》云：
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于亲亲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
寅恪案：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子敦之说是也。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
《通鉴》一七六《陈纪》“至德三年”条云：
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隋书》一《高祖纪上》（《北史》一一《隋本纪上》同）云：
开皇五年春正月戊辰诏行新礼。
同书二《高祖纪下》（《北史》一一《隋本纪上》略同）云：
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曰：“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
同书六《〈礼志〉总序》略云：
高堂生所传《士礼》亦谓之《仪》，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黄初之详定朝仪，则《宋书》言之备矣。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陈武克平建业，多准梁旧。〔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通典》四一《礼典》序（参《南齐书》九《〈礼志〉序》及《魏书》一〇八《〈礼志〉序》）略云：
魏以王粲、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晋初以荀觊、郑冲典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未成，属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其遗文也。江左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谟又踵修缀。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齐武帝永明二年诏尚书令王俭制定五礼。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陈武帝受禅，多准梁旧。后魏道武帝举其大体，事多阙遗；孝文帝率由旧章，择其令典，朝仪国范焕乎复振。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
《隋书》三三《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宾礼仪注》九卷贺玚撰注云：
案：梁明山宾撰《吉仪礼注》二百六卷，《录》六卷；严植之撰《凶仪注》四百七十九卷，《录》四十五卷；陆琏撰《军仪注》一百九十卷，《录》二卷；司马褧撰《嘉仪注》一百一十二卷，《录》三卷；并亡。存者唯《士》《吉》及《宾》合十九卷。
《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
《隋朝仪礼》一百卷，牛弘撰。
《魏书》五九《刘昶传》（《北史》二九《刘昶传》同）略云：
刘昶，义隆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和平六年间行来降。于时（太和初）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亡。
同书九一《术艺传·蒋少游传》（《北史》九〇《艺术传·蒋少游传》同）略云：
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年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少游又为太极立规模，与董尔、王遇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同书七《高祖纪下》（《北史》三《魏本纪》同）云：
〔太和〕十年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
寅恪案：刘昶、蒋少游俱非深习当日南朝典制最近发展之人，故致互相乖诤。其事在太和十年以前，即《北史》四二《王肃传》所谓“其间朴略，未能淳”者。至太和十七年王肃北奔，孝文帝虚襟相待，盖肃之入北实应当日魏朝之需要故也。
《魏书》四三《房法寿传》附族子景伯、景先传（《北史》三九《房法寿传》附景伯、景先传同）略云：
法寿族子景伯，高祖谌避地渡河，居于齐州之东清河绎幕焉。显祖时三齐平，随例内徙为平齐民。景伯性淳和，涉猎经史。
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太和中例得还乡，郡辟功曹，州举秀才，值州将卒，不得对策，解褐太学博士。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当世儒宗，叹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国史，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侍中穆绍又启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迁步兵校尉，领尚书郎齐州中正，所历皆有当官之称。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言该典，今行于时。
《北史》二四《崔逞传》附休传（《魏书》六九《崔休传》同）略云：
休曾祖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灵和宋员外散骑侍郎，父宗伯始还魏。孝文纳休妹为嫔，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
《魏书》五五《刘芳传》（《北史》四二《刘芳传》同）略云：
刘芳，彭城人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兖州长史。芳出后伯父逊之。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中略）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礼经》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咸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义理精通，类皆如是。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
同书六七《崔光传》（《北史》四四《崔光传》同）略云：
崔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后〕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为高祖所知待。高祖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若是。
寅恪案：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
《北齐书》二九《李浑传》附绘传（《北史》三三《李灵传附绘传》同）略云：
司徒高邕辟为从事中郎，征至洛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惟绘与太原王乂掌军礼。
寅恪案：《隋志》不载常景撰修之五礼，唯《旧唐书》四六《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有《后魏仪注》三（疑五之误）十二卷，常景撰；《新唐书》五八《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有常景《后魏仪注》五十卷。常景之书撰于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谓王肃之所遗传，魏收之所祖述，在二者之间承上启下之产物也。
又史志所谓《后齐仪注》者，即南朝前期文物变相之结集，故不可不先略述北齐修五礼之始末，以明《隋志》之渊源也。
《北齐书》二七《魏收传》（《北史》五六《魏收传》同）略云：
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
《隋书》五七《薛道衡传》（《北史》三六《薛辩传》附道衡传同）略云：
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
寅恪案：北齐后主时所修之五礼当即《隋志》之《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邺都典章悉出洛阳，故武平所修亦不过太和遗绪而已，所可注意者，则薛道衡先预修齐礼，后又参定以齐礼为根据之隋制，两朝礼制因袭之证此其一也。
据上所引旧籍综合论之，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几全袭梁旧之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自东晋迄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当于后文论之，于此先不涉及。唯《北齐仪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关键实在王肃之北奔，其事应更考释，以阐明隋制渊源之所从出。前已略述北齐制礼始末，故兹专论王肃北奔与北朝文物制度之关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