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你绝对会后悔没有生孩子！”2008年，当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开始进行一项名为“后悔当妈妈”的社会调查时，这句警告始终回荡在她的脑海里。
母性是天生的吗？成为母亲是女性的天职吗？在其后的五年，这些问题始终伴随着多纳特和她的调查，并最终发展为《成为母亲的选择》一书。
在本书中，多纳特采访了二十三位以色列女性，无论其年龄、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已为人母。通过长期的跟踪采访，多纳特追溯了这些女性成为母亲的历程，分析她们在孩子诞生前后的情感世界，调查她们如何认知和化解生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成为母亲的选择》用女性自己的声音，展现了立体、复杂的母亲形象。
作者介绍
奥娜‧多纳特（Orna Donath）
1976年出生，师从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汉娜·赫尔佐格。她目前任教于特拉维夫大学和本-古里安大学等几所以色列高校，研究领域为女性所面对的社会期待。《成为母亲的选择》是她第一本国际出版作品。
部分摘录：
“女人即母亲。”这句话简洁地描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跨文化的假定事实：女性不仅是孩子们的主要照料者，她们本身就是母亲。
看看周遭，就能看到许多活生生的例证。大多数女性确实都成为了母亲，但这不代表我们了解这些女性是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才成为母亲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女性在生育子女前后的各种想法。举例来说：有些女性对当妈妈毫无兴趣，她们倾向于避免和孩子们进行常见的交流互动；但也有些女性在情感上不想当妈妈却有兴趣和孩子们相处，因此她们转而从事可以和孩子们互动的医疗和教育事业，或者花时间陪伴家族内的侄儿、侄女或其他孩子；还有些女性不想生孩子，却愿意领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有些女性希望当妈妈，却因为害怕经历怀孕和分娩的阶段而倾向于放弃；有些女性别无选择，因为所属社群的约束力而成为母亲；有些女性不想成为母亲，但想借由母亲身份得到某些好处；有些女性不想为人母，但因为伴侣希望有孩子而考虑生儿育女；当然，也有些女性在回顾过往时无法确定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母亲。
为了进行这项关于后悔成为母亲的研究——质疑自己是否想当妈妈的情绪态度——了解女性成为母亲的各种心路历程是个必要的起始点。此外，了解她们的心路历程，也能让我们重新思考过去不容置疑的“女性心甘情愿成为人母”的假设，而这样的假设在过去一直被用于诱导女性成为母亲。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这些女性的母亲身份并不能呈现出她们对于为人母的多样看法。
“自然选择”还是“个人选择” “每一位女性都应该生儿育女”这个社会性假设，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的生理构造相关。女性的身体具有繁殖力，能够受孕、怀孕、分娩及哺乳，因此社会通过女性能够怀孕与否来评断她们，女性的生育能力也被视为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及存在于世的理由。她们被视为生命之母，人类借此在生命的洪流中挣扎求生，但这样的评断角度使得女性被困在自然的网罗当中，理所当然地被认定因为她们生理构造上的生殖能力而应该负起生儿育女的义务。她们被动地遵循着宿命而生，此外别无选择。换句话说，就如同许多女权主义作家已指出的，历史与文化概念使得女性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只能遵循生理性别而怀孕生子，而社会运用“自然论”来说服这些女人生儿育女，这样的论调可说是生物学的专制行为。
然而，社会上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相反的假设，认为所有的女性都渴望成为母亲，这些女性因为自由意志而选择当妈妈；她们积极、明智且理性地走向为母之路，遵循她们绝对自由的意志。每当女性谈及她们面临的困境时，得到的回应往往是：“别抱怨了！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为此负责！”
相对根植于生物学宿命的自然论（认为每个女性成为母亲是个自然结果），认为女性基于内心意愿而成为母亲的自由选择论，是在现代性、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治下形成的，认为女性有权主宰自己的身体、决策及命运。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并进行有偿工作，能更开放地决定要不要谈恋爱及跟谁谈恋爱，我们的社会认为有更多的女性已经有能力亲自谱写人生故事的主旋律。如果人生是由你的决定而构成，如果人生是个自我实现的传记故事，那么如今的女性被认为能独立行动并拥有众多选择，她们可以像个精明的消费者那样自由地从中选择。
基于自由选择论，我们假设女性之所以成为母亲，是因为她想借此去体验她的身体、自我及整个人生，而且这比她先前的人生历程更好：母亲身份是合理而有价值的验证方式，证明她的必要性和生命力。母亲身份能让女性借此对自己和全世界宣布她是一个女人——通过创造、保护及养育新生命的方式来证明。母亲身份使得女性得以和祖母、母亲联系在一块儿，成为那些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开始创造新生命的“女人”的一员，她从身体上忠诚地实践这项传统，而如今她也能将之传递给后代。母亲身份不只给予她们归属感，也使她们得到文化拒绝给予的特权：她将能够支配孩子，而不是简单地屈服于世界的权威。当女性离开“父亲的家”并建立自己的家庭时，母亲身份将会引导她们成为成熟的女性，通过生殖的经历来修补残缺，能让她们回顾那些被遗忘的孩提时期，像在私人游乐场驰骋一般。女性和其伴侣能够通过两人生下的孩子形成紧密和亲昵的同盟，同时，母亲身份也能激励女性，使她们脱颖而出。母亲身份将使她全心投入、忍受痛苦并满足各种要求，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善良仁慈并不求回报。母亲身份会消除她的孤独并使她渴望愉悦、骄傲、满足及无条件的爱，这是一个能够让她展现自我的新天地。当女性组成了一个新家庭，母亲身份能提供庇护，让她将人生中经历的忽视、贫穷、种族主义、嘲弄、孤独和暴力抹去，抛诸脑后。通过母亲身份，她将会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身份担保着值得尊重的成熟性、连续性及更美好的未来，使她的人生不至于漫无目的。
这个社会几乎是随时向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女性给出以上关于母亲身份的承诺。
就另一方面而言，这些承诺也如此裁决那些未为人母的女性——那些没办法受孕和生育的女性是残缺的，因为她们没有完成“天生的责任”。而那些虽然想当妈妈但受到环境限制而未能生育的女性（不希望成为单亲妈妈、伴侣不希望有孩子、经济能力有限、有身体或精神上的障碍）也可能被烙上负面的印记。此外，在众多鼓励生育的国家（如以色列[1]）里，那些不想怀孕、生产并养育孩子的女性，往往会招致怜悯与猜疑，被视为自私、享乐主义、幼稚、声名狼藉、残缺、危险等，他人甚至会怀疑她们头脑有问题。以下是某些人对这些不想当妈妈的女性的标准回应：“这些只想到自己自由的女人应该去接受治疗，好好治好她们的毛病。”“你的夜生活经验值很快就会爆表，你的眼前只会有计算机屏幕而不会有孩子的笑脸，祝你下半生好运啊！”“你是个女人，你应该生孩子。”“你实在很冷漠无情。”“你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不是吗？”“去看心理医生。”
这些信息不仅是果断的裁决，也往往伴随着末日预言，宣判那些自愿放弃生育的女性生命空虚并为此受到折磨，担负着后悔、悲伤与寂寞，生命因为缺乏意义而黯淡无光。
也因为如此，认为健康和理智的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让自己不生儿育女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相反，社会认为女性有义务且应当心甘情愿地在为母之路上取得进展并加以实现。
同样地，女权主义作家揭露了根本不存在“选择”，这些选择只是一层假象。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尽管人们用自由、自主、民主及个人责任来包装“自由选择”，但实际上，“自由选择”只是空谈。因为这个概念“天真地”忽视了不平等、强迫、意识形态、社会控制及权力关系。社会告诉我们，我们的个人选择使我们过着现在的人生，仿佛我们能够全权编排自己的人生剧本，能全权编写不幸和悲剧；我们深深受到知识、歧视及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的道德体（moral bodies）的严格规范，而这些影响了我们所做的决定。
当我们谈到生儿育女及成为母亲时，“女性拥有许多选择”这个概念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说到自由选择权，在今日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真的拥有转圜空间吗？也就是说，我们“自由选择”社会要我们选择的选项？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这样：只要女人迎合社会的希望及被赋予的优先次序和角色来做决定——例如性开放、外表整齐端庄、处于异性恋爱关系、是专心致志的母亲，我们将获得社会地位，被视为自由、独立、自主的个体，被当作一个愿意尽力履行义务的人。然而，当我们的选择与社会期待冲突——例如说，我们拒绝美容保养，或是拒绝维持一般的恋爱关系（特别是拒绝与男人谈恋爱），那就会惹上麻烦。我们不只会因为我们的行动而受到谴责，也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结果，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并补上一句，“而且是个糟糕的选择”。
在这样的氛围下，尽管和过去相比已经有越来越多女性可以决定她们要不要生育子女，但她们大多数还是符合预期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生孩子，而且生下“正确的数量”。我们可以在许多母亲的证词中看到这种有条件的自由，例如一位以色列著名的模特兼演员这么说道：“我承受着要生三胎的压力……周围的人都在等待我生第三个孩子！每个人都在告诉我，为了以色列面临的战争[2]，我的安息日餐桌旁应该多添一个孩子。”
而一位德国的博主这么说：“即使是在 2015 年，你周围的人仍然这样看待你——你是个女人，你会想要孩子并且会尽快生几个孩子。这种女性即母亲的社会结构是如此深入人心，使得许多女人因为被施以这样的压力而（无意识地）在某一天生了孩子……‘我不想生孩子’这句话是一个禁忌，我几乎每天都得面对这样的禁忌（尤其是当我到了生物学上适合生产的年龄时），这样的压力无所不在，我的朋友、同事、家庭医生都在问我什么时候打算生小孩、如何规划，还有为什么我还没生小孩！”
然而，从英国经济学家苏珊·希默尔维特（Susan Himmelweit）的观点来看，在决定是否生育子女这方面，自由选择的概念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女性及情境，对想有孩子与不想有孩子的女性皆然。也就是说，在今日的现实社会中，仍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是因为社会制约而生孩子或不生孩子。
受压迫族群的女性及（或）受压迫阶级的女性往往缺乏节育信息或受到误导，甚至被视为没有资格为此做决定。女性可能因为受到性侵而怀孕、生产并抚育孩子；在非必要或非自主的情况下，因为压力而决定终止妊娠或实现妊娠；有身体障碍或精神障碍的女性被劝阻而不怀孕生子；而贫穷及（或）非白人女性往往被剥夺（即使“只是在理论上”）组建大家庭的权利。此外，全球各地的女性不断被“应该为了国家利益而用子宫来充实新成员”这种信息轰炸。在众多例子中，可以援引澳大利亚的例子：2004 年，时任澳大利亚财政部部长的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呼吁，考量到低出生率及增长的养老成本等国家利益，应该鼓励澳大利亚女性多生孩子。他的口号是这样的，“为母亲生一个，为父亲生一个，为国家生一个”。他要求人民“今晚回家履行你的爱国义务”。鼓励生育的“局外人”两面夹击，一方面采用支持生育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又污蔑不生育的决定，说这是“自私的选择”，就像教皇弗朗西斯在 2015 年裁决的那样。
归根究底，孩子的诞生并非必然的结果，不是因为“自然论”或“自由选择论”。他们的出生很可能只是因为女性别无选择或是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戴安娜·蒂金斯·迈耶斯（Diana Tietjens Meyers）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受到限制。社会文化的灌输，使女性将成为母亲视为唯一可想的人生剧本，这样的想法渗透到女性的意识中，挤掉其他所有可能的方案。这样“纯粹”单一的想象使你只能做出唯一的选择。
这种精神上的殖民（colonization）出现在来自不同社会群体、走在不同人生路径的女性身上，而且往往隐蔽在“自然论”及“自由选择论”之下，而这些论点都宣称女人渴望成为母亲。
正如我们在研究中能看到的，并非所有女性为母之路的起点都是渴望拥有孩子，或者至少那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些母亲说，她们随波逐流，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成了母亲；有几位母亲解释，她们并非因为想要孩子而生儿育女，是出于其他原因；而有些女性远在她们怀孕之前就知道自己不想要孩子，有些人甚至从孩提时就知道她们不想为人母，却因为外在及内在的压力而生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