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丛书简介：
《艺术漫步》是一套艺术学著作丛书，以新角度、新方法研究中外艺术的精品力作。既有像费雷尔、波利希等名家的大作、又注重吸纳像张璐等新生代艺术家的处女作，期待能以扎实而富有新意的研究，促进艺术学的茁壮成长。共包含《艺术家引领社会》《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探戈：社会见证者》《重访南方丝绸之路:云南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研究》《视与思:德国造型艺术史》《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关键词》六本单册。 内容简介：
★《探戈——社会见证者》
探戈在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堪称南美大陆的文化瑰宝。 《探戈——社会见证者》一书为卡雷特罗先生的经典著作，他带领我们以探戈的视角探析阿根廷社会发展的脉络与深 层关系。 探戈是一部三分钟的爱情，在这三分钟里，两名舞者拥有一场非常浪 漫的爱情。不管你们是认识，还只是陌生人，但一切的美好只停留在这三 分钟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本书图文并茂，许多珍贵的图片都是阿根 廷国家探戈研究院的珍藏，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实属不易，近年来随着皮亚 佐拉作品的普及，探戈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百姓所接受并喜爱，本书的出版 也将为中国读者揭开探戈神秘的面纱，开启一次奇妙的艺术之旅。
★《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
国内首部系统介绍探戈艺术发展历程的学术中文译本、阿根廷国家探戈学院院长奥拉西奥？费雷尔的学术专著《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作为阿根廷国家探戈研究院的创始人，作者为本书的写作凝聚了多年的心血，为读者解答了探戈世界里最本质的问题，展示了每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作者认为，认识探戈的本质，应该去追随它的足迹，不仅仅要从探戈的乐谱、录音、报刊档案中获取，更应该去倾听探戈人的心声，感受探戈的气息与味道。该书对探戈在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变革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观点权威，史料丰富，代表了目前探戈研究的最高水准。
★《重访南方丝绸之路——云南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研究》
此书是对我国茶马古道云南段音乐文化现状的选点调查与研究。主要包括了六个章节，第一章—茶马古道云南段生态环境。从自然、人文两方面阐述了茶马古道的生态环境。特别是在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及贡献总结的基础上，阐述了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的意义。第二章—茶马古道云南段赶马人口述史。站在民族音乐学角度，关注马帮生活、马帮音乐文化，记录赶马人口述史。第三章、第四章—茶马古道云南段音乐事象。以不同民族马帮的《赶马调》作为轴线，在对《赶马调》音乐学分析的基础上，粘连云南段音乐现状，与德钦弦子、奔子栏锅庄、彝族三弦、他留人小三弦等音乐事象共同构成了马帮音乐。第五章—茶马古道云南段文化事象。从物质层面、制度手段、心理层面三方面提炼马帮文化形成的共同生活圈，而后对马帮文化中的多种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茶马古道中出现的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共同信仰同在，以及多种婚俗并存的局面，貌似个性独立，却在茶马古道沿线中相互关联、影响，体现出马帮文化的妥协性与适应性的文化特征。第六章—茶马古道云南段现状与发展。这是对茶马古道云南段的文化产业现状的综述与思考。
★《视与思——德国造型艺术史》
造型艺术指“以一定物质材料和手段创造的可视静态空间形象的艺术” ，当然，在视像艺术、行为艺术中，它也发展出动态的呈现形式。艺术并非理论上的抽象概念——即便概念艺术（Konzeptkunst）也离不开具体的文字呈现形式——而是感性之物。因此，对艺术的接受应首先诉诸感官。对绘画作品的欣赏以视觉为主，在建筑或雕塑作品中可能会融入触觉，在视像作品中还会加入听觉。艺术品应当给我们的感官带来某种刺激甚或冲击，这种冲击并不局限于审美快感，也可能是负面感觉，比如刺眼、震惊、恶心，关键在于它让你眼前一亮或一惊。在对艺术的欣赏上，我不赞成以“意”害“艺”，即不管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以作品的思想内涵为评判准绳，似乎只要其中蕴含深义，就成其为佳作。其实，我们对艺术品的第一感觉（视觉印象）非常重要，无论这种感觉是愉悦还是惊诧，它所造成的接受心理是喜欢还是厌恶，我们都应十分重视，这是艺术接受的基础。当然，艺术欣赏不止于一眼望尽的直觉印象，我们还必须通过第二眼及之后的不断观看、反复欣赏，琢磨品味作品的局部与整体、形式与内涵之间的关系，纠正或补充第一感觉的片面或偏颇之处，逐渐获得对作品的整体印象和深刻领悟。简言之：视与思。
★《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关键词》
本书从8个关键的传统艺术观念入手，揭示中国艺术史上核心的艺术理论概念如何产生？这些概念具有哪些层次的涵义？它们如何被内化到艺术创作和鉴赏等实践环节？以及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和艺术的演变，这些观念主要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和演绎。中国的艺术实践一直是多彩多姿的，艺术思想也是复杂多样的，我们本着不强求定于一尊的态度，在悠久的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采撷艺术理论的精华，将它们汇集和梳理出来，这样的工作也可以从多个角度给予中国当代艺术以启示，从而有助于呼唤传统艺术精神的复归，有利于当代国人借助艺术这一广阔的平台，在民族艺术的熏陶下，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摒弃沉湎娱乐的态度，安顿我们的精神生活。
★《艺术家引领社会》
这本书是我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31年间挑选收集的讲话和文章汇编。书中把我们全身投入体验艺术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非凡独特的灵感，影响表演艺术方方面面的公共政策以及激发我们日常生活的异想天开的艺术元素等各种话题兼容并蓄。大部分文章集中讨论的是艺术家作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和人类价值的传递者。成为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和教育机构之一的掌舵人所拥有的特权，就是鞭策和丰富自我的一种荣誉感。在茱莉亚学院任职期间，我得到的坚信念就是艺术家必须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活动，有效的、有条不紊的保证艺术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表演艺术家绝不能认为自己的“工作”随着演出的结束而终止。只有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组成部分的艺术家领袖，才能实现21世纪艺术对学校、机构和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希望本书表达的想法能激励未来的艺术家们去承担这一重要的人类使命。 约瑟夫？波利希 Joseph W. Polisi
作者介绍
安德烈斯·M. 卡雷特罗，阿根廷著名历史学家、探戈艺术家，阿根廷 国家探戈研究院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史和高乔史。 代表作品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常生活》《阿根廷高乔人的过去与现在》 《探戈——社会见证者》等。 奥拉西奥·费雷尔，是阿根廷国宝级艺术家，他是著名探戈历史学家、作家、诗人，也是阿根廷国家探戈研究院的创始人。 张璐，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艺术学系讲师、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博士。 杨劲，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校二级科研学术骨干，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2012年“浦江人才”计划入选者。1991-2000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获德语文学本科和硕士学位，2000-2009年在柏林洪堡大学继续深造，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真挚的折磨：霍夫曼斯塔尔的痛苦诗学》。已出版德文专著一部，在国内外发表中文和德文论文20余篇。 郭必恒，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艺术学系主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民艺术素养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北师大文学院硕士毕业，留校工作；2000年赴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做访问学者；2002年获民俗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民俗学家、文学家钟敬文先生。出版《中国民俗史·汉魏卷》、《<史记>民俗学探索与发现》、《走很远的路》（文学作品集）等著作10多部，论文百余篇。多项成果获奖，其中《中国民俗史·汉魏卷》获“中国文联‘山花奖-学术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史记>民俗学探索与发现》一书被国内与欧美千余家大型图书馆购买收藏。 约瑟夫·波利希从1984年9月起出任纽约茱莉亚学院第六任院长。此前，波利希院长曾出任辛辛那提音乐学院院长、曼哈顿音乐学院院长，并担任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教师。他荣获耶鲁大学音乐艺术博士学位；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学位，并在塔夫茨大学佛莱契尔法学和外交学院获得了国际关系学位。他是位杰出的巴松管演奏家，波利希院长以独奏家和室内乐音乐家的身份在全美各地演出。并曾在茱莉亚学院、爱丽丝·塔利音乐厅、卡内基音乐厅的威尔演奏厅和艾佛瑞·费舍音乐厅演出。
部分摘录：
每当我回味起担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的31年，心中总会对这个令人崇敬的学院以及职员产生一种敬畏感。在建院一百多年里，茱莉亚学院和其前身，音乐艺术学院所存在的目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传统，并不断创新，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传授以艺术为生涯所需的价值和技巧。
茱莉亚学院在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茱莉亚学院的存在，美国和世界表演艺术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
对我个人来说，在担任院长期间，经历了自身和专业上的成长、挑战、成功和失败，也经历了许多赋予人生价值的人类情感和活动。我很荣幸并感到振奋能继续与茱莉亚学院的教职员工们共同努力，以保障这一伟大学院的健康和成长。
1984年我申请这份职务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一令人敬仰的学院的领军者。我当时觉得自己还太年轻（只有36岁）经验不足。仅仅是位巴松管演奏家（倒不是说这有什么错，只是前两任院长——威廉·舒曼和彼得·曼宁都是著名的作曲家）。1983年秋，我刚被任命为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与妻子伊丽莎白还有我们的两个小孩在刚刚购置的新家过着甜美的生活。彼得·曼宁于1983年6月去世。茱莉亚学院的两位教师茱莉尤斯·贝克（Julius Baker）和德罗希·迪雷（Dorothy DeLay）得知还没有找到接替彼得·曼宁的人员时，就督促我申请这个职务。
我把申请程序当成一次学术演练来看待。首先优化了自己的简历，然后写了一封信，主动对学院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议。当我收到参加面试的邀请时，真的以为他们把我作为后备人选考虑。但我还是为自己能够参与这场角逐，哪怕只有几分钟而感到一丝紧张的兴奋。
我的面试安排在二月中旬。而我父亲却于二月十六日与世长辞。他在20世纪80年代患上中风，后来元气大伤。从此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我所熟悉和爱戴的那个充满朝气和快乐的人。父亲是20世纪最伟大的巴松管演奏家之一（曾任纽约爱乐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巴松管演奏家），并在茱莉亚学院任教30多年。尽管我没有接受过茱莉亚学院的教育，但我觉得师从父亲演奏巴松管，从中对茱莉亚式教育也有所体验。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
从很多方面来讲，自从父亲中风后，我就一直处于一种哀悼状态。因此他去世时，我即体会到了极度的悲伤，也清晰地看到了未来，我决定继续参加茱莉亚学院的面试。
一步入茱莉亚学院，我就告诉保安10点钟在院长办公室有场面试。保安没弄清我的名字，出于无奈，他让我看了面试的时间安排。我看到从10点到11点间，我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展示自己。
院长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拉夫·里奇（Ralph Leach）走出来问候我。他就是最终负责聘用我的人。他是茱莉亚学院理事会副主席，摩根公司（J.P. Morgan）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招聘委员会主席。在一小部分理事会成员面前，我讲述了自己对茱莉亚学院未来的愿景。可以说够放肆的！既然我对胜选不抱希望，我的陈述也就开诚布公而且令人震惊的毫无政治性。本书里提到的一些想法我在面试中也提到过。
到了10点58分时，他们答谢了我，并送我出门。路上我还撞上了参加11点面试的候选人。我想这是个有趣的经历，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觉得自己的判断几乎是正确的。因为之后一直没有茱莉亚学院的任何消息。直到五月初，那时我已经在辛辛那提音乐学院的岗位上胜任自如，并且已把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这一妄想抛到九霄云外。
珍尼·西格尔（Jeanne Siegal），曼宁院长的助手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招聘委员会希望再次约见我。我不想再当一次后备人选，因此彬彬有礼地告诉她，我已决定退出角逐。现在回想起来也够不可思议的。珍尼有较好的职业礼仪，她感谢我的坦诚，就把电话挂了。
我万万没想到，15分钟后，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彼得·佩恩（Peter Paine）给我打来电话。他解释说，其实没有几位人选进入决赛。他希望我能重新考虑退出角逐的决定。我当时震惊了，马上同意加入竞选。放下电话时，我真的感到自己似乎有望承担起这一奥林匹亚般的重任。
再次回到茱莉亚学院的感觉已完全不同。我与理事会成员和教师们座谈了很长时间。在那一整天里，只有一次被问到有关音乐的问题。在一次教师座谈会上，文森特·帕斯恰蒂（Vincent Persichetti）问我如何解决减七和弦的问题。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他自己就做了回答。
然而，第二天我和威廉·舒曼就音乐、纽约市的艺术和许多话题畅所欲言。舒曼后来成为我的朋友和导师。原来，招聘委员会让舒曼和我聊聊，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教育家和音乐家。我一定是说在点子上了，因为舒曼和招聘委员会主席拉夫·里奇（Ralph Leach）都积极支持聘用我。
六月初，我和夫人伊丽莎白应邀到纽约参加最后一次会议。理事会见过我夫人后，就会一起投票表决。会议在位于57街9号大厦的摩根银行举行。我还记得大厦门前的9字很显眼。为宣布任命来安排媒体工作的一位特聘音乐公关人士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我们当时觉得这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之后，我们被带入一间大会议室，我只记得一阵阵掌声。我当时肯定说了些什么，但现在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我们正好站在会议室门口，就和离开会议室的理事会成员们一一问好并告别。很快我们发现，这个大会议室中只有我们两人了。为了庆祝一下，我当时特想吃巧克力冰激凌苏打，无奈只好从57街的食品卡车上买了一个巧克力棒。
我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的第一天是1984年9月4日。记得那天有这么件事。伊丽莎白为了家庭的收支平衡，她在格林威治（康涅狄克州的城市）的一所高中担任法语教师。她每天早上7点15分就出门上班，只好由我送两岁的儿子瑞恩上临时托儿所，九月底他就可以上学前班了。我们到托儿所时，一大群孩子围在一个电视机前，一位女士在房角喝咖啡。瑞恩似乎不愿一起观看《摩登原始人》（Flintstones）的电影，他拽着我的右腿不让我走。我花了近一小时才得以脱身。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每20分钟就给托儿所打个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顺便提一下，我儿子挺好的，他2004年已从耶鲁大学毕业。
自从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31年来，我努力完成的工作就是为师生和教职员工改善学习、工作和社交环境，让茱莉亚学院的教师更多参与学院的管理工作，大大提高颁发给学生的奖学金金额，努力增加学院少数族裔人数，同时也强调性格教育，坚持以最高水平进行公共表演，强调文科课程在音乐本科课程中的重要性，鼓励发展戏剧家、舞蹈家和音乐家之间跨学科的课程，根据全面发展的目标来督促学生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并在其中展示自己的艺术才能，这样一个充实学院整体教育的课程。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和同事们（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布鲁斯·考夫纳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了推动茱莉亚学院全球化而辛勤努力，重点在中国天津滨海新区的于家堡自贸区打造了一个分院。这一大胆的项目使茱莉亚学院成为第一家在海外颁发学位的美国音乐教育院校。我们真切的希望茱莉亚学院能和杰出的中国各大音乐院校携手并进（请见正文第7页关于天津茱莉亚学院的讲话）。
与此同时，为茱莉亚学院创新“增收”、支持学生财政资助、教师薪酬和提高整个学院的艺术制作和学生服务，我们成立了茱莉亚国际事务部。这个部门由我负责，开创符合茱莉亚学院使命的各种教育举措。和中国的项目一样，茱莉亚学院和诺德安达（一个在世界各地从事小学到高中12年级教育的）教育机构联手合作，为他们遍布世界15个国家的43所学校提供一个全面和创新的表演艺术课程。由诺德安达的教师和茱莉亚学院的客座艺术家共同授课。
除了天津茱莉亚学院和诺德安达教育的实地合作项目外，我们还与Touchpress公司合作发展了通过应用程序“APP”来提供表演艺术课程，通过edX远程授课系统提供音乐、舞蹈和戏剧课程。还有由茱莉亚学院培训的教师教授的远程音乐课程。我们相信这些举措对未来世界各地如何感知和教授表演艺术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1985年我把在茱莉亚学院的经历总结为“培养表演卓越性，知识和艺术创造力，严格的纪律性和艺术中的快乐以及生活中的幸福感”。我很高兴地说，3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继续遵守这一信条。在这本书里一篇题为“21世纪的规划”的文章中，对我当院长期间实现的目标有详细的描述。
发展和实施这些举措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1984年的茱莉亚学院虽然在业内享有盛誉，但有些方面却令我疑惑不解。尽管师生们每天都打交道，但好像缺乏一种社区团体感或归属感。好像在很多方面，茱莉亚学院只是个走读学校。没有宿舍楼，学生们从各地来到林肯中心学琴、排练、练琴、上课、表演然后回各自的家。很多上述活动都是独来独往的，本身也不会产生社区团体感。
我力图改变这一状况而为此做出努力，初期遭到一些教师、学生和理事会员的质问。他们认为要花时间了解个人，开展项目支持社区成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都会占用练琴的时间。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茱莉亚学院认为艺术社区的外联活动对学生来说不是最佳体验。
接着，有些教师开始评论我在所有课堂开展更严格的课程，尤其是文科课程。他们说，也许我想把茱莉亚学院变成另一个耶鲁大学（我从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我从未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想他们是担心我迫使茱莉亚学院的课程变为过分强调知识价值而不重视表演价值的模式。其实，我在寻找的是两者间平衡的教育体验。我记得一位理事会员曾对我抱怨，学生们都躲到图书馆里学习，根本没时间练琴，也无法参加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