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为什么流落到荒岛上的沉船幸存者，仅有部分人活了下来？
为什么建设乌托邦社会的尝试大都失败了？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面孔？
交友是一种天生的倾向吗？
从沉船事件中幸存者的故事，到南极洲探险的科学家的故事；从人们努力创建一个脱离于现实社会的乌托邦的故事，到科幻小说的故事；从哈扎人和图尔卡纳人的故事，到人类与黑猩猩友谊的故事，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在这本包罗万象的著作中，向我们讲述了好社会的八个特征，以及对这些特征背后原因的追溯。
●克里斯塔基斯在《蓝图》中提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基因不仅影响着我们身体的结构与功能，影响着我们心智的结构与功能，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更影响着我们我们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我们每个人都天生携带着进化的蓝图，可以用来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进化使我们天生良善。
●本书融合了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经济学、流行病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横跨了从19世纪的众多沉船事件，到世界各地关于建设乌托邦的众多尝试，再到黑猩猩和大象的社会行为，从爱情与婚姻，到友谊与合作，再到社会网络与文化，克里斯塔基斯雄辩地向我们证明，为什么我们会以社会的形式生活，为什么成功的社会都具备那八大特征。
作者介绍
[希腊]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
●医学博士、哲学博士，耶鲁大学社会与自然科学斯特林教席，同时在社会学系、医学系、生态学系、进化生物学系、生物工程系等任教。
●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zhang门人。人性实验室旨在理解友谊的进化、遗传和生理基础，绘制世界各地的社会网络图，探索社会交往对人类的影响。
●社会网络研究学者，因研究社会网络如何形成与运转而享誉世界。2009年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部分摘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的母亲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长大的希腊人。她在土耳其的比于克阿达岛（Buyukada）上度过了许多个夏天，这个小岛离海岸相当近，只需要坐一会儿轮渡就到了。许多年后的1970年，她故地重游，带着自己的孩子们登上了比于克阿达岛。岛上不允许机动车行驶，人们所能使用的交通工具要么是双脚，要么是驴子，也可以是马车，但是在鹅卵石路面上行驶时，马车是很容易翻倒的。1970年那次重回旧地，是我母亲离开那儿20年之后的第一次。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她和她的父母亲，在一次重大的种族冲突之后被驱赶出了土耳其。
那一年，我8岁、我的弟弟迪米特里6岁，虽然我们只会说希腊语不会说土耳其语，但我们还是冒险跑出去跟十几个男孩子一起玩。我的祖父在岛上有一所已被废弃的房子。这所房子就像一个时光胶囊，里面有一个烧木材的锅炉，百叶窗已经破旧不堪了，东一片西一片零零碎碎地挂在那里。房子后面是一座座长满松树的小山坡，就是在这些小山坡里，我们这些男孩子进行了很多“探险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全部人组成了一个“大队”，一起去探察地形，我们通过手势进行沟通，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收集大量的松果。
最后，不可避免地，我们决定分成两队，玩“战争”游戏。我们互掷松果，并且试图通过偷袭的方式获取对方的松果。在这种“偷袭抢夺”战进行的同时，一个简单的市场经济出现了：很容易就扔得很远的绿色小松果，可以换成更漂亮的、同时更易破碎的大松果。当这种大松果被扔出去时，我们把它们想象成手榴弹在空中爆炸，像烟花般炫丽。由于这种“弹药”在发射出去之后不会毁坏，因此，每一次攻击其实都是在给对方输送“弹药”。这种由小规模的“战事”、以货易货的“贸易”、团队的团结与合作以及偶尔的作弊组成的游戏，每一次都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
当然，这些土耳其男孩子有很多地方与我和弟弟不同。他们的头发剪得更短，而且都穿着背心。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在扔松果的时候，都是从臀部的一侧发力向外抛出，而不是用手高举到肩膀以上的位置再扔。他们当然更了解地形，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似乎无关紧要，事实上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共同参与社交活动，能够畅通无阻地相互沟通。虽然我们与这些土耳其男孩子无论在文化上和语言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却共同参与创建了一个小小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小社会”里，我们如鱼得水，备感愉悦。
对孩子们来说，玩游戏的其中一个目的就在于模仿成年人的行为、扮演成年人的角色。但是，孩子们在玩游戏时所做的，并不仅仅是明里暗里地模仿成年人行事，他们也会在玩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成年人会让孩子们自己去玩，他们往往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孩子们在做些什么。游戏过程中，孩子们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各种游戏的玩法会自然而然地被创造出来。这种纯粹自愿的、由内在动机驱使的、给孩子们带来非常快乐体验的游戏，通常都会包含我和我的土耳其朋友们在岛上所进行的“社会生活实验”的因素。1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来看一位人类学家的描述，他在马克萨斯群岛的瓦普岛上对一个由13个孩子组成的游戏团队进行了长期观察。这些孩子的年龄从2岁到5岁不等，人类学家观察到，连续几个月，这些孩子们每天都会在海滩附近的某个区域玩耍，如果没有大人监督，他们就会延长游戏时间。在孩子们看来，这个地方既有“巨浪”和“尖锐的熔岩岩壁”，还有“砍刀、斧头和火柴”。他们在没有任何一个大人介入的前提下，组织活动、解决纠纷、避开危险、处理伤害、分发物品，并且每个人都学会了与身边的人谈判协商。2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以人类学家比阿特丽丝·怀廷（Beatrice Whiting）、约翰·怀廷（John Whiting）和他们的同事为核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多地进行了一系列更加系统的关于孩子玩游戏的长期研究，包括肯尼亚的尼亚门哥（Nyansongo）、印度的卡拉普尔（Khalapur）、墨西哥的胡斯特拉瓦加（Juxtlahuaca）、菲律宾的塔隆（Tarong）、日本的福冈（Fukuoka）以及“奥查特镇”（Orchard Town，是研究者为新英格兰一个小镇起的化名）。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同儿童在日常玩伴、活动、玩具和游戏场所等方面，因为性别、年龄和文化的不同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是在玩游戏时，他们的社交行为和互动方式却总是惊人的相似。3
甚至，也许连社会本身也可以视为这类儿童游戏的“扩大”版本。在1938年出版的讨论人类社会与游戏的经典著作《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一书中，社会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认为，人类的文明并没有给游戏的观念增加任何本质性的特征。4儿童们的行为往往包含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微型的、临时性的社会。在很小的时候，作为个人是无法独自生存的。
与生俱来的倾向 40多年后，再回过头去看我自己年幼时玩过的游戏，另有一番感慨。我发现，和土耳其男孩子一起玩的那个游戏其实已经包含了一个等级相当高的社会组织，尽管这个社会组织的特征是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的。现在，我们通过下面这些专业术语来描述这些特征：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贸易互补（trade complementarity）、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集体合作（collective cooperation）、网络拓扑（network topology）、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和进化的道德（evolved morality）等。
虽然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但是我仍然在玩与小时候类似的游戏，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我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专门的软件，在世界各地招募了数千名成年人，让他们加入我们在网络上创建的微型社会，然后追踪他们的行为。我用各种方法操纵这些微型社会中行为者之间的社交和互动，例如，随机将他们安排为富人或穷人，或者偷偷放进一个可编程的机器人，假装成一个“真正的人”，再观察真正的人会做出些什么反应，以便更加深入地窥探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了解合作、凝聚力、等级制度和友谊来自哪里。我的研究团队还对这些现象的进化生物学依据进行了探索，并以此来寻找社会生活的古老起源，尽管游戏中所用的例子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在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中，一个可能会比较令人沮丧的现象就是内群体偏好，也就是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爱，也就是我在比于克阿达岛上所经历过的那种温暖的群体归属感。内群体偏好甚至在学龄前儿童中也存在，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在这个方面展开了探索，他们想弄明白这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招募了一些年仅5岁的孩子，让他们穿上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橙色）的T恤衫，然后给他们看其他孩子的照片，那些照片中的孩子也穿着不同颜色的T恤衫，颜色或者与他们自己所穿的T恤衫相同，或者不同。孩子们都知道其他孩子T恤衫的颜色都是随机分配的。除了T恤衫颜色之外，照片中的孩子们没有任何其他区别。然而，孩子们还是喜欢与自己穿着相同颜色的T恤衫的孩子。他们为这些孩子分配了更多的稀缺资源（玩具币），还报告了更多关于这些孩子的积极想法。5孩子们还觉得，与他们穿着同样颜色T恤衫的孩子有可能更善良、更愿意分享玩具。他们能够更好地记住并回忆起与他们同一组的人的积极行为，描述他们自己群体的有利信息。所有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完全只是因为随机分配的T恤衫颜色与自己的一样！
在另一些关于内群体偏好的研究中，作为被试的孩子甚至更年幼，只有3个月到5个月大，但是也表现出了内群体偏好倾向，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偏爱是与生俱来的。6
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情感机制。从出生开始，人类似乎就具有一种基本的道德感。就像从几个公理中构建出整个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人类天生的道德原则为全部社会行为提供了基础，只是后来又逐渐被经验和教育所形塑而已。
例如，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4)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各种巧妙设计的实验，对3个月大的婴儿对于公平和互惠（两者对合作至关重要）的敏感度进行了研究。7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研究者给一些3个月大的婴儿看这样一个动画：一个蓝色正方形“帮助”一个红色圆圈爬上了小山，然后一个黄色三角形却把这个红色圆圈推了下去。当让这些婴儿在蓝色正方形与黄色三角形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全都非常确信地选择了蓝色正方形。研究者给出了多种颜色和形状，以确保这些特征不会影响婴儿的偏好。8在另外一些实验中，婴儿能够分辨出哪些木偶得到了其他木偶的帮助，哪些木偶则受到其他木偶的阻碍。婴儿更喜欢好人，而不喜欢那些“坏人”。还有其他一些利用木偶完成的实验表明，13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心智理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知识、信念、意图）已经有所了解了。很显然，这种能力对道德推理至关重要，对社会生活也大有帮助。9
在另外一组实验中，蹒跚学步的孩子们愿意在没有任何激励的情况下，自发地去帮助那些正在假装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打开橱柜门的成年人。10简而言之，在非常年幼的时候，人类似乎就已经完成了“预连线”（这里的“预连线”是指在拥有强烈的、与生俱来的倾向这个意义上），能够以积极的方式进行互动，洞察他人的意图，并倾向关注公平。因此，我们一点都不应该觉得惊奇，虽然在若干细节上可能会因地而异，但是每个社会都珍视仁慈与合作，厌恶残酷和无情，并将不同的人分类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卑鄙丑恶的。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为什么从一出生开始就会表现出这种对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致性？指导儿童游戏和塑造成人生活的社会原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又是如何通过这些所有人都熟悉的重要特征创造出相似的、被普遍认为是良好的社会秩序的？
文化共性 人类社会具有共性这一点之所以很容易被忽视，是因为当我们环顾整个地球时，会发现，无论是技术、艺术、信念和生活方式，都具有无比奇妙且令人着迷的多样性。但是，对不同社会之间差异的过度关注，却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比不同之处的意义更大、更深远。
试着想象一下站在高达3000米的山峰上观察两座小山时的情形吧。从你的住所往上看，一座小山看起来有90米高，另一座小山则有270米高。这种差异看起来似乎已经非常巨大了，毕竟，一座山是另一座山的3倍高，你可能会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导致两座山存在这种差异的局部性因素上，比如雨水侵蚀这个因素。但是，这种狭隘的视角，会使你错过研究其他更具实质意义的地质因素的机会。实际情况是，那些更具实质性的地质因素创造出了两座非常相似的大山，一座海拔高达3100米，另一座则高达3900米。
换句话说，你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取决于你所站的位置。在人类社会中，许多人往往就是站在这种海拔3000米的高地上，从而让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掩盖了更为巨大的相似性。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隐喻再扩展一下，考虑诸如农业和矿业之类的人类活动的特殊性，是如何重塑景观的。这些人类活动可能会对各座小山外观的某些细节进行微调，但是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脉本身，因为山脉的起源与人类无法控制的更深层次的力量有关。对于人类的文化，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类比：它重塑了人类社会经验的某些方面，但是对许多其他特征则没有什么影响，这些特征坚如磐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