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至少还有书》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总编帕梅拉·保罗的读书记录。帕梅拉拥有一本高中时期开始使用的读书笔记“鲍勃”，记录了她迄今为止读过的图书条目。她择取记录在“鲍勃”中的21本书，讲述了她在人生高光或至暗时刻从书籍中获取的力量，这既是一个人的读书史，也是她个人的成长史。
从《审判》《愤怒的葡萄》《安娜·卡列尼娜》到《弗莱希曼》《饥饿游戏》《时间的皱褶》，书籍永远是她的依靠。是这些书让她懂得享受孤独，变得果敢，不再被世俗绑架，认识人间情感的真挚或粗糙，也勇于接受惊心动魄的冒险。从被动接受指定书目到对不喜欢的书或人说不，对从隔着书本在安全距离感受黑暗到真正认识黑暗，从遁入书籍逃离现实到与书相伴成为自己，是书让她从一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小读者成长为谨慎的择书者、老道的阅读者。
此书分享了一个人读书的趣味、书给人的滋养和抚慰、荐书的尴尬与共读的乐趣，也提醒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读书，而书又在我们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改变了什么。
作者介绍
[美]帕梅拉·保罗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总编，《纽约时报》图书栏目负责人，《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文章见于《经济学人》《今日心理学》《美丽佳人》等刊物。著有《枕边书》《婚姻与婚姻制度的未来》《色情消费启示录》《做父母》等。
部分摘录：
01 《美丽新世界》 你不该读那本书
小时候，阅读行为被安上了条条框框。有些书适合读，有些书不适合，有些书会让大人们冲你微笑，默许你将它们抱入怀中，而有些书，当大人们窥见你神色匆忙地阅读，就会面露愁容。世上总有你不该读的书，至少现在不行。一切关乎时间和场合。
但对我而言，时间总是不够用，场合则难以寻觅。带一本自己的书去学校是禁忌，也根本行不通，因为躲在某个地方阅读时总会被球砸中脑袋。在夏令营读书则简直是“违法”行为，在那里，休息时间理应大合唱。孩子们理应撒欢乱跑，理应与其他精力旺盛的男孩女孩一起活泼、健康地玩耍。
我讨厌撒欢乱跑。
在小学教育进入“扔下一切，埋头读书”的阶段之前，在孩子们痴迷于《使命召唤》或沉溺于网络，惹得家长和老师倍感苦恼之前，阅读从未被当作一项童年活动而受到尊重。也许受人尊重的阅读发生在某一些家庭、某一些城镇、某一些看起来只存在于故事中的魔幻之地，但总归不在我待着的地方。人们不知疲倦地称颂打网球、跳芭蕾以及玩着其他需要基本平衡力的项目的孩子，但没有人会那样称赞手不释卷的孩子。
当其他孩子满怀热情地投入课后活动时，我在艺术、体操、滑冰、足球和芭蕾等领域统统遭遇了挫败，随之而来的是混合着无能、恐惧以及烦闷的致命感受。与其逼迫自己参加团体活动，我更希望待在家里。雨天是上天的恩赐，因为你可以蜷缩在沙发上，不用面临“赶紧出去玩”的噩兆，不用担心被流放到室外。
成年之后，我为没有培养出什么爱好——编织、瑜伽、摇摆舞、字谜游戏——却仅保有阅读的习惯而谴责自己。情况一成不变。别人都对某一件事怀有激情，我的激情去哪里了呢？如果那时就知道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激情的话，我肯定会开心得多。没有人把阅读当作激情，我也没有想象它还会是别的什么。
在罗尔德·达尔[1]笔下，玛蒂尔达的父亲不会谴责女儿看电视，倒会为她带着书本偷偷溜走的行为大声嚷嚷。如今人们会嘲笑他，但是这种嘲讽中包含的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大人的善意疏忽中有黑暗的一面，家长们不会奔走相告，自豪地说“她读书可多了”，也不会哄骗自己的孩子在暑假里多读书。他们期望孩子成为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而不是一个书呆子。读书太多会伤眼睛，害你戴上眼镜。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读书也一样。我的那盏床头灯呢，母亲指出，它特别烫，是一个火灾隐患。在车上读书会让你呕吐。眯起眼看太小的字会弄瞎你的眼睛。
那些逃避“本该”做的事、偷偷藏身在角落里的孩子，总能找到办法去阅读天知道是什么的书。把本应去耙叶子的时间拿来阅读；把本应睡觉的时间拿来阅读；本应去铺床的时候，不去床上躺着，而去阅读。而我，在本该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挖空心思去阅读。这是我的拿手好戏。
社交不是我擅长的技能。我是个害羞的小孩，只要把鼻子埋在书本里，就没人知道它长得不好看了。大人们当着我的面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哦，她可真害羞！看看她都把自己给藏起来了——好吧。我之前怎么没有意识到她这么害羞。”仿佛发现我缺失了一种关键的心智功能。在学校里闲逛时，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窘迫感，担心某些人总能在我身上嗅出异样的味道来。我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当着所有人的面失足绊倒，或发现裤子上粘着吃午饭时掉落的花生酱，抑或突然发现坐错了桌子，散发出除我之外绝对没有孩子能听到的社交紧张信号。
我担心自己会遭到排挤或落单，干脆将自己变为孤胆特工，只与别人保持松散的联系。我独自阅读，独自骑自行车，独自在街对面喂鸭子，独自与猫玩耍。家里有七个兄弟，而我是唯一的女孩，我们的爱好鲜有交集。人们了解到我是独生女的时候会说：“你一定被宠坏了，被溺爱惯了！”没有比这更扯的了。只要我展露一丁点女孩子气，人们就会挖苦几句，然后漠然处之。我对任何一种将我标记成异类的“特权”感到越来越愤怒。每当我的兄弟们结伴进入卧室时，我都会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透过薄薄的墙壁，我可以听到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随时随刻都会把我摔到地上，压住我，流下一团口水，在我面孔上方威胁似的晃来晃去。
我父母在我三四岁时（没人记得确切的日子）离了婚，父亲先是辗转在上西区的几个小出租屋之间，随后搬进了他女友位于哥伦布大道、供中等收入人士居住、房租固定的公寓，和她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母亲在我七岁时再婚，我们和她的新任丈夫，以及他三个比我大的儿子一起，搬入了另一个镇子里的一所古老的房子里。尽管她的新任丈夫已经退休，但母亲还是每天工作很多小时，辗转于多种工作之间。她白天进城，做一份通勤广告撰稿人的工作，晚上则是一个自由工作者，为各种贸易杂志做编辑工作。我的兄弟和我大多数时间里都各管各的，各自上学，各自回家。就算有争吵，也是我们自己“解决”。这些争吵通常意味着恐吓、摔门以及偶尔爆发的暴力行为。我踢他们时，总会踢空。
书中的家庭生活似乎更为美好，《好人家》[2]和《小妇人》中有姐妹。（我只有一个远亲的妹妹，她比我小三岁，总住在离我很远的地方——佛罗里达州、德国、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书中的家庭人员众多，相敬如宾，亲人们自发地拥抱彼此，围坐在桌旁共进节日美餐。没人会冷冰冰地坐在那里吃水煮菠菜和烤土豆。有一天，我突然决定，我也可以有那样的家庭。
我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孩子，从不罹患传染病，也不呕吐，在整个读书生涯里只发烧过一两次，这一点实在太不幸。我是多么希望生一场大病啊，这样就可以待在家里读书了。我没这种福分。母亲总能揭穿我装病的小把戏，除非体温高到可以烧天的程度，否则她不会有一丁点耐心。当发现书中的把戏——把体温计放在灯泡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时候，我感觉受到了致命一击。
阅读成了我的时间和归处，那是一个万事按我的规则运转的新维度。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须知道当你带着《甜蜜谷》[3]悄悄溜走时，是在效仿想要成为伊丽莎白的杰西卡，还是相反。你读的书反映着你所在意和害怕的，反映着你因缺少而期盼的，反映着你希望在不当众暴露无知的前提下寻求的答案。我殊死守卫这样的信息。
W. H.奥登曾写道：“有时，偶遇一本书，我会有一种它是特意为我而写，并只为我而写的感觉。”诚哉斯言，我也会把某些书当成是为我而写的，一想到别人也喜欢它们，并视这些书是为他们而写的，我就感觉受到了侵犯。（“就像吃醋的情人，我不想别人也听说过这本书。”同样语出奥登。）我想要成为唯一一个知晓这本书的人，要不然，至少也该是第一个知道它的人。
四年级的时候阅读小说《永远》[4]，我几乎带着犯罪的心情翻开每一页。朱迪·布鲁姆的存在，连带她对青少年情绪的坦诚叙述，都让我羞愧难当。一想到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拿到这样一本私密的书，我就感到非常恐惧，尤其因为我非常在意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眼神。我想象工作人员带着崇拜和肯定的态度检查我的外借图书。“瞧瞧，这个小女孩有多聪明，”他或许会这么想，“她和我们一样。”借布鲁姆的书时，我就像一个十三岁大的孩子去买丹碧丝卫生棉，要等到没人注意时悄悄上去，还会刻意回避工作人员的目光，希望他别以为我和其他阅读路易莎·梅·奥尔柯特的女孩一样，是个道貌岸然的人。
我可以肯定，他们如果发现我在读完朱迪·布鲁姆这个引路作家之后，紧接着读起了保拉·丹齐格[5]和诺玛·克莱因[6]，一定会看扁我。我知道有些书不适合我，但还是想读，这显然是性格上的缺陷。当然，偷偷摸摸读书的青少年时期的高潮，要属阅读弗吉尼亚·安杜鲁斯[7]才华横溢的乱伦系列小说，这一系列的小说始于《阁楼里的女儿》，我是特地从巴诺书店买回来的。我还不想赌上一切风险。
事实上，在踏破了童书区的地板之后，我更上一层楼，朝成年人的图书馆进发了。在某一个类似炼狱的夹层里，立着三个环形的书架，上面放着后来被称作青少年小说的一类书。这些书大多数是爱情小说，《甜蜜的梦》[8]也在内。
显然，《甜蜜的梦》系列丛书中包含了某些令人羞耻的东西。“P.S.我爱你”和“成名计划”这样的书名不可饶恕地暴露在公开场合，使得成年人可以准确地知道你在看什么书。我会猛地冲上去，在书架前快速地打转，带着老练的目光寻找之前没有发现的卷册。这些书的封面上都是成名之前的年轻女演员，她们激情四射地盯着你。我，一个瘦瘦长长的六年级女生，而她们，身材饱满的女郎，我们完全不一样，并且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浪漫。我必须读完每一本。
但我有时也容易越界，看到一些即便对我来说也算禁忌的书。有一次，在巴诺书店，我挑选了一本封面上印着一个裸露后背的女性剪影的书——数十年前类似的图片还没有成为“女性小说”的老套影射。这个封面看起来大胆，却不危险。我不知道这本书写的会是什么。把书带回家后，我开始阅读，随后马上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对于一个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长岛的十岁大女孩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女同性恋”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读了这本书并且被发现了，后果无疑会非常严重。
我还是自己招了吧。于是，我把书倒过来，仿佛这样就可以掩盖其具有煽动性的内容，淌着汗水将它带到在客厅坐着的母亲面前。
“我觉得这本书我不该读。”我一边说一边把书交给母亲，即刻如释重负。母亲一语不发地接过书。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它。
“书籍的麻烦在于，”珍妮特·温特森的母亲曾忠告她，“当你知道它写的是什么的时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这句话说得非常准确。我们或许会读到不应该读的书，发现成年人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我随后意识到，书籍就是一个获取违禁知识的途径，是一把无论你是否完全准备好，在别的方法不明的情况下进入成年的钥匙。我真是一个傻瓜，竟一度放弃了这个权利。
书籍是谨慎的孩子们经历二手叛逆、安全地越轨的方法。年幼的我多数时间里都在寻找那些获得过“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作品，也就是安全且“优秀”的书籍，但随着我逐渐长大，或许是为了找到平衡，我开始对那些惹是生非的人——伊迪·塞奇威克[9]、吉姆·莫里森[10]、玛丽莲·梦露——产生兴趣。不久之后，我就不受控地把手放在了与“反文化”有哪怕一丁点联系的作品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包法利夫人》，还有被我认作是“坏男孩”类的书——“垮掉的一代”、邪典的最爱，以及任何在某处因为某个原因被禁的书。
并不是所有书都能如期带来乐趣。我觉得《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令人厌烦，我也讨厌《在路上》，更不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些书中的主人公看起来更像是“反英雄”。作为一个本质上渴望取悦他人的人，我不太接受那些蔑视权威的角色。不过，我对它们还是欲罢不能，每次读罢也还是会感到“再也不想读了”。对那些更不幸的角色，我又喜欢得不行，我钟爱任何一个海洛因瘾君子、认识海洛因瘾君子的人，或是书写海洛因瘾君子的人。过世的海洛因瘾君子和名流们的语录风格华丽、自成一派，这些人的行为越堕落、越具毁灭感，就越合我胃口。我为他们感到遗憾，这份情感上的慷慨，让我自我感觉更好了。
因为以上种种，当被迫失去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时，我会仿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周六夜现场》栏目是酷的最高水准，但我从不会为这出节目守在电视机前，它对我来说没什么，因为当时我在读一本书：《不安》，鲍勃·伍德沃德[11]写的约翰·贝鲁西[12]传记。这本书登上了杂志封面，这意味着它是一本重要的书。母亲发现我在读《不安》后——刚打开到第一章！——一巴掌把书打到了地上。再多的眼泪也没有让她回心转意。
其实，母亲根本无须担心。这些坏小子的书简直把我吓坏了，让我更坚决划定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界限。在现实生活中，叛逆者和固执的异类分子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的号召力。听到霍尔顿·考尔菲德[13]的呻吟和咆哮，我会情不自禁地想，他真是个蠢蛋。他享受着优渥的生活，上私立学校，能在午后不受人监督地闲逛曼哈顿，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之所以一直被阴暗面吸引，或许是因为它能让我在一个安全的距离里探索被禁止的内容，帮助我在想成为的人和想回避的人之间勾勒出分界线。进入高中之后，为了写荣誉论文，我带着沉重的思绪开始读《美丽新世界》《1984》和《发条橙》，选择它们，是为了证明自己已足够成熟，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了。